教育史立项课题的量化分析与发展愿景

[摘  要]  以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史立项课题为研究样本，从“立项类型”、“隶属单位”、“立项单位”、“研究主题”四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教育史研究课题立项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教育史学未来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 教育史；“十三五”；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量化分析

[基金资助] 河北省教育厅在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一流学科建设视域下西南联大学术共同体发展研究”（项目编号：CXZZBS2024019）

[作者简介] 史连祥（1989— ），男，山东临沂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学科助理，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史。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样本全部来源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公布的2016—2020年课题立项名单，以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权威性。本研究选取其中的教育史课题为研究对象。“十三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总数为2434项，其中教育史课题157项。为控制研究变量，本研究选取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按照等级分类的五种项目，即包括国家重点、国家一般、国家青年、教育部重点、教育部青年在内的157项进行统一分析和研究。

（二）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立项类型”、“隶属单位”、“立项单位”、“研究主题”四个方面，通过2022版Excel和Nvivo10软件对教育史课题立项数据信息进行描述统计和定量分析。课题立项单位的隶属系统分为五类：科研机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广播电视大学、其他（包括行政机构、普通小学）。

二、课题立项数据的量化分析

（一）立项类型分布

“十三五”期间，在所有等级立项的课题中，国家重点课题共3项，其中2018年2项，2019年1项，占教育史立项总数的1.91%；国家一般课题95项，占教育史立项总数的60.51%；国家青年基金课题21项，占比13.38%；教育部重点课题28项，占比17.83%；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0项，占比6.37%。

教育史各类别课题的占比分布整体呈“之”字形。国家一般课题占据最大比重，且占比远远超出其他类别课题。英国学者吉本斯（Michael Gibbons）将当代知识生产模式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模式Ⅰ（Mode Ⅰ），以单学科研究为主（mono-disciplinary）；一种是模式Ⅱ（Mode Ⅱ），利用交叉学科研究（multidisciplinary）的方法。在模式Ⅱ下，知识生产往往采用跨学科方式，基于知识应用，其成果服务于应用型需求。在当前我国知识生产模式处于模式Ⅰ与模式Ⅱ并存的转型发展期，教育史科研确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隶属单位分布

“十三五”期间，在157项教育史立项课题中普通高校中标146项，占92.99%；科研机构中标4项，占2.55%；职业院校中标3项，占1.91%；广播电视大学、其他单位均中标2项，占1.27%。研究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教育史研究的核心力量是普通高校，其具备稳固的科研队伍、坚实的物质基础、过硬的科研实力、悠久的学术精神。科研机构基本保持稳定，占教育史立项课题总数2.55%，这表明科研机构应进一步关注教育历史文化研究，持续激发传统教育文化研究兴趣。

（三）立项单位分析

157项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史类课题为98家单位获批立项，课题单位分布相对分散。对所有获批立项单位进行频数统计发现，课题立项总数排名前十的单位分别是宁波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六所高校在东部地区，三所高校在中部地区，一所高校在东北地区，这与区域分布情况基本吻合。前十家单位课题立项数均在4项以上（含4项），合计47项，占立项总数的29.94%。频数较高的单位分别是宁波大学（7项），山西大学（6项），河北大学（5项），华东师范大学（5项）。

前十家单位中以教师教育为特色的师范类高校独占鳌头，占据7个席位，综合性大学中有宁波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大学也突围而出。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师范类大学在教育史课题申报方面占据压倒性优势，是教育史科研力量的重镇所在。

（四）研究主题分析

利用Nvivo10软件对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史立项课题题目进行词频分析，在过滤掉停用词及与主题无关的的词汇后，共获得266个相关词。由统计分析可知，在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史立项课题中，往往采用宏大叙事的范式，研究角度大多宏观，聚焦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价值、教育政策、教育模式、路径构建等，以寻找和建构教育历史发展本质和规律为目的。

整体而言，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两个方面。在教育思想史方面，“教科书”出现13次，“文化”出现11次，“教师”“传统”“课程”“思想”各出现9次，“价值”出现8次，“德育”出现4次，涵盖教育价值、教育文化、教育传统、课程、教学、德育、教师等多方面，体现了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广阔性和多元性。在教育制度上，“大学”出现15次，“中小学”、“政策”各出现10次，“乡村”出现8次，“职业”出现6次，“小学”出现5次，说明更多的研究成果聚焦于高等教育史与教育政策演变史上。此外，还出现了“视阈”“视域”“视野”“谱系”“视角”“口述”“现象学”等词汇，尽管频数不多（大都出现1次），但也初步显示出教育史正朝着跨学科研究方向的努力，增强了与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的互动研究。

三、研究结论

（一）项目隶属单位来源广泛，但参与比例失衡

“十三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史课题立项单位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科研机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广播电视大学、市教育局、普通小学都曾获批立项，基本涵盖了各级各类教育科研机构。其中，普通高校中标146项，承担了92.99%的课题项目，在教育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但以研究和开发活动为志业的科研机构只占立项总数的2.5%，这表明我国教育史学术研究责任单位比例失衡，科研机构参与教育史研究的程度较低。从地域分布看，课题立项单位分布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表面上看地域覆盖广泛，实际区域分布存在着明显不均衡。“十三五”期间，浙江省、江苏省、北京市获批10项以上课题（含10项），宁夏、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省份立项1项，这表明东部地区是我国教育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其中，仅浙江一省的教育史类立项数比整个西部地区立项总数还要多7项。西部地区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而贵州、西藏、甘肃、新疆在“十三五”期间则完全没有获批教育史课题项目。

（二）师范类高校和综合性大学教育学院占立项单位的主导地位

从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史课题立项单位的隶属系统中可以看出，教育史研究已经形成了包括科研机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广播电视大学、市教育局、普通中小学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研究人员在内的研究格局。但教育史的研究主力集中分布在师范类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教育学院。普通高校共承担教育史课题146项，其中师范类大学承担75项，占教育史课题立项总数的47.77%；综合性大学教育学院承担50项，占教育史课题立项总数的31.85%。这表明师范类高校和综合性大学教育学院在教育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

（三）立项课题偏重基础理论研究，但实证性研究较为薄弱

分析立项课题的研究主题发现，大多数课题以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研究为主，如教育家教育思想、教育政策、课程教材、大学建制等，更侧重宏观层面的体系、制度和模式，着意于探赜、把握其中教育本质和教育规律的宏大叙事。相较而言，对于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的关注度明显不足。因而，在已有的教育史立项课题中，立项单位和立项负责人对教育史实证性的兴趣点和关注点不够热情，甚至将教育史的实证性价值拒之门外。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立项课题尽管在2019年追逐政策热点，与新中国成立70年有关的项目占本年度教育史类课题立项总数的50.94%，但依然偏重基础理论研究，较多地“如实直书”教育历史发展基本情况。长此已久，教育史学将处于学术危机和学科危机之中，不利于教育史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四、研究建议

（一）加强区域联动，促进均衡发展

数据显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史课题项目获批数量稳中提升，教育史科研亦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其中仍存在立项单位区域分布不均衡、且西部地区处于科研弱势地位的问题。当前，经过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财政、教育等措施后，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史课题立项方面，已初步具有均衡西部地区的基本趋势。然而目前很多相关工作还需要继续加以理解和沟通，缺乏必要的协商机制和程序。其间，尤为重要的是区域间的帮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包括汉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也是其中瑰宝，与汉族文化交相辉映。教育史研究，就是让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文化中的每一项都要大放异彩。因而，每个区域、地方应该设立优秀传统教育文化的专门研究机构，整合学者不同的学术智慧，加强不同地域之间的科研互动，对西部地区的优秀传统教育文化进行帮扶，实现协同共享式发展，使其成为未来教育史学术研究的主渠道。

（二）塑造人文精神，构建当代教育史学共同体

教育史学的交叉性质决定了其研究任务和使命，是以求真至善为指南的研究。黄书光指出，教育学研究应“具有浓厚的艺术气质和人文主义情怀，需要与科学实证精神相互助推，共同促进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1]。我国创造性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正是基于人文主义的中国方案。[2]具体到教育史科研活动上，就是要构建中国化现代性教育史学共同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民幸福为最终研究目的，将教育史研究与人类和地球的未来结合起来。因而，教育史研究要塑造人文精神，提高教育史学科自信，重视应用中国话语体系阐释教育历史现象和教育历史事件，超越世俗功利，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史学术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三）理论与实证同频共振，推动教育史研究创新性发展

正确处理好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冯向东将研究方法分为了三类：哲学的、科学的和工程的。“前两类应用于教育的理论研究，只限于‘解释世界’；后一类适用于教育的实践研究（或称为“行动研究”），目的是‘改变世界’。”[3]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教育史，并且不同的研究对象应该运用最适合的研究方法。教育史的根本目的在于求真、求善、求美，而不能一味追逐政策热点。若教育史研究者“回到现象本身”，直面教育历史事件，以充足的实证研究成果作为确证证据，使之回归大众日常生活，解人民之所需，教育史研究成果亦将获得社会更多的期许与认同。

参考文献：

[1]黄书光.反思与前瞻：教育史研究的方法论刍议[J].高等教育研究，2017（11）：61-65.

[2]梁志星，冯兴杰，提越，等.面向2050的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图景构想与启示：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策文本分析[J].重庆高教研究，2023（4）：105-116．

[3]冯向东.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思辨”与“实证”方法辨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172-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