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与《儒林外史》典型形象研究

摘要：所谓“春秋笔法”，意指作者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叙述以及人物形象的白描侧面展现其对于不同人物与事件的态度与看法，作者不对此进行直接陈述，褒贬之意藏于叙事话语之后。《儒林外史》在艺术创作上受到了“春秋笔法”的影响，其中文人形象通过美丑对照的塑造手法体现出鲜明的“讽喻”意味，映射出作者对于封建礼教荼毒下社会知识分子及官绅精神异化现状的深刻批判。

关键词：“春秋笔法”；《儒林外史》；典型形象；美丑对照

引言

《左传·成公十四年》载：“《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概述了“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儒林外史》无论在行文结构还是叙事语言上都体现了“春秋笔法”“寓褒贬，别善恶”的特点。作为一部章回体小说，作者通过章回之间的人物联系、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差异，以“讽喻”的手法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待繁杂世界中功名利禄的态度，字字珠玑地反应了人性的异化。对于小说中人文人形象的刻画来说，人性是复杂的，故而对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完全割裂对立，美中有丑、善中有恶才能引起更深刻地共鸣。《儒林外史》中除去作者投射自身情感落墨的王冕、杜少卿等绝对理想化与道德化的正义典型之外，以此法塑造的文人形象有许多，其中最为典型的形象为“爱而知其恶”的余特、余持以及“憎而知其善”的周进、范进。

一、“爱而知其恶”的二兄弟

余特、余持在作者的笔下被塑造成较为正面的人物形象，二人守着孝悌之道与祖宗家训，遵循伦理纲常与仪礼大道，任由外界追功逐利物欲成风，也“不问窗外事，只读圣贤书”，不贪求“隔壁账的势利”，与时下利欲熏心、趋炎附势的社会风气形成鲜明对照。

从对两兄弟有关事件的叙述来看，二人这种形象的塑造实是作者有意为之，想要彰显的是其中的孝悌精神。对孝悌精神的刻画，是通过“安置棺材”与“替兄开罪”两件事完成的。“安置灵柩”一事体现的是父母孝道，邻家失火时，兄弟二人不顾世俗风化与流俗烂语，执意把父母的灵柩抬出到街上，火灭后又力排众议，不顾当地“穷家倒霉”的风俗，宁可“当灾穷死”，也要将灵柩妥当安顿。“替兄开罪”则主要体现了兄弟之情，余特身陷官司，是弟弟余持尽力斡旋替兄开罪。余特拜见无为州知州时作伪证私了了一桩命案，受了恩惠得了赃款。而后无为州的知州东窗事发，余特被牵连，新知州下公文要将其缉拿。余持则是利用公文中的错字漏洞极力与官府周旋，最终为余特摆脱罪名，免于刑罚。

余特本质上是个崇古之人，人伦纲常之礼根植于其血脉之中，诸如在与侄一同中举之后怒其“同门愚侄”的拜帖，认为“叔父要紧”，“天属之亲”更是大于“科举中的”。故而在对这一人物进行刻画时，作者并没有一味进行正向事件的叙述，而是在“大美与大善”的前提下略陈“小丑与小恶”，如上文提到的“替兄开罪”情节，事情的发端是余特贪图百十来银两的小恩惠去私了命案，这是其错；事情的因由又是余特想用这银两安葬父母，这又是其孝道理念作祟的结果，可以看作其善的一面。

“春秋笔法”讲求暗寓褒贬，对人与事的评价要蕴藉在叙事话语背后，通过回环与曲折的方式进行呈现。总体来说，作者在余特、余持两个人物形象上寓以褒义，但其意指却并不是流于表面，而是通过美中之丑、善中之恶的美丑对照方式体现出来的，不夸大美德，也不遮掩恶行，这就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从而避免了扁平化、表面化的特点，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物才会更加鲜活灵动，具有更为泛化的影射作用与情感共鸣。

二、“憎而知其善”的二腐儒

周进与范进作为文中第二、三回中的人物，登场较早，是作者笔下深受封建礼教与僵化科举制度毒害的陋儒典型。

对于周进、范进二人的描绘，主要是体现在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下人性异化的层面。周进在中举之前是个死板陈旧、苦信旧书之人，他生活在社会底层，无时无刻不忍受着羞辱和轻蔑，这使得他将科举中的看作是自己能摆脱生活困境并过上扬眉吐气生活的希望。如在参观贡院时面对号板嚎啕大哭满地打滚，甚至哭到呕血，直到有人愿意为他捐监生时，他才停止哭耍，又说些做牛做马报答感激的话来。

范进的心理在科举制度的摧残下也发生了巨大的异化。他本就家徒四壁，连年的科举让吃饱肚子都成了问题。同周进一样，因着沉迷科举却连年不中导致在生活中受尽侮辱却不敢反抗。长期心理的压抑让他在中举之后疯魔了，直到曾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郑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清醒过来。本以为范进中举会是他得偿所愿，自此人生便该步入正轨，但作者笔锋一转，又为他的人生平添几分荒唐与悲哀。范进中举时老母亲因为激动而驾鹤西去，其在服丧期间夹起“大虾元子”的行为引人深思，范进为官后受周进的提携与嘱托照顾荀玫，却只识四书五经在旁人打趣时连苏东坡是谁都不知道，可见他的思想顽固至深，受封建制度荼毒之重。

作者为我们重绘了时人因科举迷失自我后的人性的扭曲与异化，那些抱残守缺的陈腐文人放弃了亲情友情穷其一生为了追求功名，这种种的“丑”让我们看到当时社会上一种扭曲的风气。但美与丑往往相伴相生，作者也在细微末节中描摹了他们人性中温良的一面。如周进中举后当广东学道时说到的“不可听幕客、不可屈真才”，自己吃过苦，当知其中有多难熬，所以在自己当权后能从平常人的角度出发，这份心思足以让他与当时完全被泯灭良知之官吏形成鲜明的对比，更能体现作者对如泥潭般污阻的科举制度的批判。

三、美丑对照在《儒林外史》中的审美价值

纵观全书，《儒林外史》通过对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种种“异相”的描绘，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礼教与陈腐不化的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追求名利的社会氛围历来为人不齿，于是作者在书中塑造了正面的人物如王冕、杜少卿等真儒名士的形象，以绝对的“美”来对照、贬斥、讽刺客观现实中的“丑”，进而体现其对于整个社会风气发展的理想化趋向。

王冕家境贫寒，却热忱读书，不满二十岁，便知天文晓地理，学贯古今。不惜功名利禄面对朝廷的聘请选择隐居山林。王冕被作为小说的第一回，可以说直接奠定了作者创作的整体基调，他这种不慕名利的洒脱情怀与后文官绅陋儒的种种丑恶嘴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出作者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些期望与寄托。

人生匆匆时光如白驹奔走，功名利禄、权力富贵全如过眼云烟。这首诗完备地展现了作者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杜少卿被作者看作是儒林中的真儒，无论是“散尽千金以助人”还是对儒家仁义孝道的人生观的践行，他身上的品质与特点是吴敬梓理想化审美取向的具体体现。

四、结语

《儒林外史》为我们展现出了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知识分子以及市井百姓面对功名利禄与权力富贵时的态度与选择，透过剖析人性的复杂面，真实地揭露人性在封建礼教侵蚀下的异化，从而对当时的科举制度之弊端进行辛辣的讽刺，体现出作者对人性扭曲的哀叹；同时也通过美丑对照的原则，通过“春秋笔法”对众生百相进行描写，褒扬了人性中“美”与“善”的纯良部分，寄寓了作者的人生理想与期望。

参考文献：

[1] 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2]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22.

[3] 孟周.读“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论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J].文史哲，1956（05）：17-21.

[4] 齐裕焜.《儒林外史》的春秋笔法[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2，21（01）：51-54.

作者简介：于广辉（2000.04），男，汉族，黑龙江省安达市，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