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推进党的建设进程中对“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探索

“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1]652 毛泽东的党建思想蕴藏着丰富的内容，涉及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民本思想与三大作风之一的与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尚贤观念与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传统道德与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密切相关。

一、“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评价刘德“修血好古，实事求是”，这是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这里的实事求是主要是用来形容求学治学态度严谨，道德品质端正。后历经唐宋明清各朝各代，实事求是的内涵不断扩充变化。唐朝时，实事求是更加侧重指一种学风，“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南宋的事功学派提倡务实事、求实功，以切实际的改革解决国家在各领域所面临的危机。至明清，更加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实学”逐步兴起。明末清初，经世致用这一思想勃兴，成为重要社会思潮。

毛泽东自幼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受湖湘学风影响 , 注重实际，经世务实。1914 年至1918 年期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18 年毕业后辗转北京于 1920 年回到湖南一师担任教职。从学生到教员，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生活了 8 年。“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作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章程之一在毛泽东学习工作期间对毛泽东产生深刻影响。岳麓书院悬挂的“实事求是”的匾额使得毛泽东形象接触实事求是。而后在岳麓书院生活经历更加使得毛泽东去思考实事求是在当时的实践道路。

在大革命时期，党内存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 . 两种错误倾向都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清中国的国情。而这两种错误倾向都让党的建设蒙受巨大损失。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因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实事求是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中首次提出思想路线，强调从实际出发进行思想建设的重要性，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调查研究“ 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2]139 党的六届六中首次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 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801 党的七大正式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进行适合中国实际的转化与创新，对实事求是这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等内容以更加适合中国实际的中国风格、中国形式进行呈现，以中国话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二、民本思想与“和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风

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起源较早，西周时期开始萌芽，至春秋形成，于战国成熟，明清发展到顶峰时期。西周时期民本思想主要以保民为主，经历了重神到重人保民的过渡，春秋时期，民为邦本是民本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4]61“国之兴也 ,视民如伤, 是其福也；其亡也, 以民为土芥, 是其祸也”。战国时期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民本思想发展成熟。儒家的民贵君轻论、君舟民水论是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管子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晏子进一步深化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5]36 至明清时期，民本思想发展到以民抑君的高度，以抑制君主专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时间久、影响深远。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常读《四书》和《论语》，作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其中的民本思想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对毛泽东产生影响。

在革命的实践中，党的作风建设之一，与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风确立。在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农民的力量，对农民问题、农民革命斗争问题进行系统细致的梳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清楚的认识到农民这一群体的力量。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强调要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加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党对于群众路线的实施方式、内容更加丰富完备，“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七大把“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确立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的目的是用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但其存在可被转化、创新的元素，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部继承，而要进行批判继承。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原理为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改变其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性质，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结合创新发展，确立了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与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风。马克思主义更加适应中国实际的同时又继承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民本思想。

三、尚贤观念与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

中国古代的尚贤观念由来已久。尧舜时期即有传贤之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尚贤观念也有相关阐释。儒家提出选贤举能，“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墨家提出的“尚贤”观念，“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秦朝官员的任用以军功为选纳标准，一定程度上也是尚贤观念在实践中的落实。汉承秦制，在秦的基础上创立了察举制这一人才选拔制度，由下而上推举贤才为官任职，汉代贾谊提出“君明、吏贤、民治”的尚贤观念。三国时期，诸葛亮提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隋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提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科举制的施行更为扩大了人才选拔基础。宋代对科举制进行了内容与形式的诸多完善，通过科举选贤的制度措施更为完备。明清时期，科举以八股取进士，限制了人才的创造能力。但明清时期统治者仍极为重视选贤爱才。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极为重视干部的选拔任用。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离不开选拔任命提拔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1938 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并指出，“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是“我们民族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1]527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引用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对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进行形象生动描述，党员干部的选用提拔要“唯才是举”、“人尽其才”。这是毛泽东受传统文化中尚贤观念影响的生动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并没有直接阐述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但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已经涉及到了关于党员干部的相关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观念进行扬弃，将其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转化创新，既破除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干部任命方面的宗派主义，又建立了任人唯贤的党员干部政策。任人唯贤的党员干部政策对传统尚贤观念的继承体现在干部选拔的方式方法上参考借鉴传统尚贤观念。在其性质和内容方面，对传统尚贤观念进行改造创新。传统尚贤观念主要包括人才对封建君主的忠心，对父母长辈的孝心，及个人才能，是忠诚度、个人道德品质、个人能力。毛泽东将传统尚贤观念中的“贤”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党员干部要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克服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有与其职位相匹配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也要求党员干部既要努力学习提高个人能力水平，又要加强自身道德建设，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抛弃了传统尚贤观念中为封建君主服务、束缚人才创造性等糟粕内容，继承了传统尚贤观念中符合中国实际的精华部分。

四、毛泽东推进党的建设进程中实践探索“第二个结合”的当代价值

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先行实践范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又有传统曲艺等文化形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结合当今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发展需要，多层次全方位对其进行“两创”。毛泽东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两创”为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了先行范例。对传统戏曲进行恰当巧妙的改编，使其走进当代年轻人的视野，提高群众对戏曲等传统文化形式的关注度。各类传统非遗文化利用短视频等平台，以高质量强内在展示在国人面前，增强非遗文化的知名度，拉动非遗文化创造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坚定文化自信，发挥精神文化的力量，各族人民、全球华人共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党建资源。毛泽东党建思想中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多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灵活运用，先行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要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与党的建设结合的相关组成部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文化滋养。新时代党的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持续探寻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新时代党建实际相契合的因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恰当的、合适的方式方法、风格习惯实现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进一步挖掘传统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帮助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与价值观，加强自身思想道德素质，强化综合能力，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觉悟。结合弘扬传统文化中“清廉”“节俭”等价值观，提醒党员干部防腐拒变，“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6]391

提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新研究视角。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结晶。[7](P24) 毛泽东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更加侧重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展开研究，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8]8 毛泽东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先行实践是从第二个结合的研究视角展开，对第二个结合研究视角的进一步细化，为研究党的建设理论提供了新的角度。同时，毛泽东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也为党建理论的创新提供新的思路。以“实事求是”这一 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来阐释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建理论的创新表达，为新时代党建理论的创新提供新方向。

结语

毛泽东在推进党的建设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实事求是、民本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贯通提供先行范例，为挖掘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党建元素提供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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