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里士多德“过失论”到黑格尔“伦理冲突”看《立春》的悲剧性

电影《立春》的女主角王彩玲曾说：“立春一过，城市里还没有什么春天的迹象，但风真的就不一样了。”

风真的不一样了吗？北方小城这个地点选择地太妙：北方是没有春天的。冬天漫长的尾声泛着土味的潮湿，风裹挟着黄沙怒吼着扫荡整个城市，树萎靡地抖擞不开嫩绿的新叶。忽然几场雨来了，整个城市被洗刷一新，呼啦啦地满城花开，气温突然飙升，这便是夏天了。而春天呢？她被挤在严寒与酷暑的夹缝中，抖不干净一身黄沙。王彩玲了解北方的春天，也了解春天的风，但她仍固执地仰着头，远眺着无法抵达的天边，感受着不存在的、本应温柔缠绵的春风。她不是向往风，而是向往风所象征的那点东西：一点转机、一点希望。只要一点就好了！可是生活冷漠地压碎了她的琉璃城堡，直到晶莹的梦想碎成一地残渣。王彩玲的悲剧，不是天降横祸，不是善恶对决，而是一场缓慢的精神流放。

本文试用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来剖析王彩玲的悲剧，分析这一地鸡毛的内核及其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亚里士多德视角：王彩玲的“过失”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人物既不是一个在道德上公正上绝对完美的人物，也不是由于邪恶与败坏而陷入灾难的人物，而是因为过失而受折磨的角色。”正如俄狄浦斯一样，他勤政爱民、积极与命运对抗，绝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但他也性格暴躁、粗心大意，在得知自己一定会弑父后，偶遇一个与自己父亲年龄相当的老人，竟然因为口角之争就杀了他，最后酿就杀父娶母的悲剧。如果这个悲剧人物十恶不赦，他遭遇厄运人们自然拍手称快，如果这个悲剧人物至善至美，人们会激愤地控诉不公的命运，这两种情况过于极端，无法达到悲剧“净化”的目的。

王彩玲这个人物便完美契合了“卡塔西斯”对悲剧人物的要求：一方面，她追求理想，屡败屡战，最后却不被众人理解，只能选择放弃；另一方面，她用自夸与谎言来掩盖自我价值的缺失，自称马上要被调到北京，实际上想进北京却求人无门。她虚伪、可怜，胜在真实。

那么王彩玲的“过失”是什么？她错在在那样阴蔽的一个时代下将极为艺术的“唱歌”作为自己的理想，她错在在那样阴蔽的一个时代下为了自己的理想孜孜以求、不肯放弃。她自诩为“中央歌剧院未来的首席女高音”，却在小城的文艺汇演中被观众哄笑。她想攒钱托关系进京，却因为善心被人骗走积蓄。“有理想，为了理想去奋斗”，多么积极、多么阳光的一句话。但“时运不济”四个字狠狠砸在她脸上。没有钱，还妄想搞烧钱的艺术？没有人脉，还妄想凭借实力进入北京？没有一张漂亮的脸，还妄想和一个对配偶颜值要求高的帅哥在一起？虽然凡事没有绝对，起于微末、挣脱了命运牢笼的也大有人在，但大部分人没有让人叹为观止的实力和锦鲤般的运气。“时运不济”，多么无奈的一句话，“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是多少人共同的悲剧。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通过激发“恐惧”与“怜悯”，使观众的情感得到净化与升华。悲剧的终极目的是让观众在共情中反思自身，达到“情感的宣泄与精神的平衡”。王彩玲的每一次跌倒都像一面镜子，我们在其中也照见了那个“不合时宜”的自己，谁不曾被命运玩弄？不曾“爱别离”“求不得”？当王彩玲穿着自制的演出服高声歌唱，而周围的人调笑着一哄而散时，我们感到的不仅是怜悯，还有恐惧——如果理想永远要被现实压碎，我们是否也在重蹈王彩玲的命运？

二、黑格尔视角：世俗和艺术家的“战争”

黑格尔认为悲剧的本质是“伦理实体的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他指出，悲剧角色代表“某种单一、孤立的普遍力量”，双方各自坚持的伦理价值都具有合理性，但因其片面性导致对立。最典型的例子是《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冲突，安提戈涅出于亲情要埋葬哥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神不允许尸体暴尸荒野。而愤怒的国王克瑞翁要杀鸡儆猴，执意不允许谋逆者波吕涅克斯被下葬。在两人之间，难以确定完全的正确和正义，两人的冲突实际上是神权和人权的对抗。

在《立春》这部电影中，这种“擂台赛”时时在上演：以王彩玲和胡金泉为代表的艺术青年和整个冷漠的小城看客群体形成不可融合的对抗之势。两人不被理解，在文艺汇演时被无情嘲笑。这种冲突在胡金泉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文艺汇演时，胡金泉最初骄傲自信地跳跃旋转，听到污言秽语时脚步放缓，最后冷嘲热讽如潮水般涌来，大家滑稽地模仿他的动作，他脸色灰败地停下舞蹈，掩面匆匆挤上车。胡金泉苦笑：“我一直以为，时间长了，这个城市就会习惯我，但是我发现，我一直像根鱼刺一样，扎在很多人的嗓子里。”为什么说胡金泉和王彩玲等人像鱼刺一样扎在小城人们的嗓子里？人与人不过是不同的涟漪，相互影响，却又不改变对方的形态，人的一生也如同行舟，各有各的航线，本应互不影响。在文艺汇演上嘲笑二人的看客，可能是去接孩子放学而路过的蹒跚老人，可能是刚刚拿到一张进步奖的中学生，可能是早上画了一个弯弯曲曲眉型的年轻姑娘……他们各有各的人生，胡王二人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茶余饭后的笑料。他们二人凭借什么能让整个小城的人“耿耿于怀”？

我认为，与其说他们二人像刺一样扎在很多人嗓子里，不如说小城的人像刺一样扎在他们嗓子里。他们二人看似是在和小城的人对抗，实际上是在和自己对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城。当这座城坚不可摧，外人的所有言论不过虫鸟鸣叫，随风便散去，所有“仇人”也不过是过客。而当外界的言论如潮水把这墙冲塌后，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在心中掀起大浪。小城的人实际摧毁的是他们二人的自我价值，在一次次的笑声中，两人对自己的价值产生了怀疑：难道学习艺术真的是愚蠢吗？难道追求理想更是愚不可及吗？难道同性恋就是心理畸形吗？王彩玲的口若悬河、一次又一次撒谎，何尝不是营造假象、保护自己的表现？胡王二人何其无辜，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堵墙被摧毁。

二人悲剧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涌向二人的嘲讽的洪流？我认为是“世俗”，基于以上分析，从自我本位的角度来看，所有人与人的矛盾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我”与“我”周围的环境、“我”的成长经历、“我”的理想等等的矛盾，这里的“世俗”指的就是“‘我周围的环境”，也就是绝大部分人会做的选择：异性恋，正常娶妻生子；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脚踏实地过好现实生活。从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来看，《立春》这部电影中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的，是他们两人与他们周围的环境——“世俗”。他们二人偏离了世俗的道路，与世俗产生矛盾，就被当作异类看待。

这部电影的影评下有人在庆幸：幸好我出生在一个开放的年代，即便我至死追求理想也不会有人投来异样的眼光，反而会钦佩我；即便我是同性恋也不会有人见到我窃窃私语，相反，我们同性恋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但是我认为，人与“世俗”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我们如今似乎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电影中出现的这些矛盾，是因为矛盾转移了。举例说，在那个年代被视作异类的同性恋在今日不过正常现象，是因为如今同性恋的人数变多了，同性恋本身融入了“世俗”。但如果有人说他爱自己的枕头、花盆等爱得发狂，把它们当作恋人来看，我们无疑会把这个人当作异类。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世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突破这种矛盾？这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我们想要突破世俗，就必须迎难而上，必须有相当的勇气和自信。当无数流言和非议伸开盘着的身子，张开血盆大口、瞪着血红的眼睛望着你，有多少人拥有力排众议的勇气？以一己之力抵制南迁的宰相于谦、武汉医院科室里传来的微弱质疑、第一个发现 230 万耳环而被黄杨钿甜粉丝围攻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勇士和伟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亲戚的嘁嘁喳喳已足够让人无奈，更决绝的抗争又该如何进行下去？以平常心来看待，专注自身、找到最后的目标、尽量忽略外界的目光，是我们能学到和做到的。

王彩玲的故事像一首未完成的咏叹调，最后一个音符卡在喉咙里，化作一声叹息。《立春》这出不折不扣的悲剧，没有给我们答案，却抛给了我们很多问题，带给了我们很多思考。“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但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有人站在风沙里沉默地等着春天，有人把春天放在心里，大踏步向夏天走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程、有自己的路。人生是旷野，是山海，是湖泽。“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