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和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分析

引言：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的系统阐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共生智慧，同时借鉴了西方生态理论的有益成分。这种思想体系既体现了对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又展现出对当代全球生态治理的深刻思考。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体系的过程中，需要辩证看待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论价值，同时立足本国实际创新发展路径。生态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占据核心位置，这一理论特质既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文化互动规律的深刻把握，又植根于其对法治与德治辩证关系的创新认识。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维度上，习近平总书记既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又特别强调文化软实力的能动作用，创造性提出 " 第二个结合 " 理论主张，即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明确指出 " 思想文化体系构成民族精神命脉，任何忽视文化传承的国家或民族，都将丧失其精神根基与立身之本 "。在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阐释将法律视为道德规范的制度化表达，道德则是法律实施的内在支撑，主张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由此形成的 " 德法共治 " 生态治理范式，既强调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刚性约束，又注重培育生态文化自觉，推动外在规制向内在认同转化。基于这些理论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根基，紧扣新时代的历史坐标，顺应全球文明生态化转型趋势，对中国传统生态哲学进行现代性重构，最终实现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范式革命。

一、和生哲学构成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理论根基

（一）和生思想的源流与历史嬗变过程

中国和生哲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西周后期史伯提出的 " 和实生物 " 理论。《国语·郑语》中记载，史伯在回应郑桓公关于 " 周朝是否衰败 " 的询问时，首次阐述了 "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 的哲学观点，明确指出 " 不同事物相互协调才能称为和 " 的辩证法则，强调唯有多样性的融合才能催生新事物，而单一性的简单复制（同）则难以维系发展。这一理论创新打破了商周时期 " 天命神权 " 的宗教宇宙观，开创了以 " 和 " 为本体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和生哲学在各家学派中获得了更深入的阐释：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倡导 "以和为贵"（《论语·学而》），使" 和" 从自然法则提升为社会道德规范；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阐释了宇宙演化的内在机理；阴阳学派邹衍创立 " 五德终始 " 理论，运用五行相生相克原理说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动态平衡关系。这些思想成果共同奠定了 " 大道和生学 " 的基本框架，为后来的生态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源泉[1]。

（二）和生哲学的核心范畴与理论特质

中国传统和生哲学以 " 关系性思维 " 为本质特征，其核心范畴可归纳为 " 三和两化 " 体系：在本体论维度，" 和生" 概念突出不同事物通过互补差异产生新质态，正如《荀子·天论》所述"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方法论维度强调" 和处" 原则，注重在动态平衡中化解矛盾冲突，类似《中庸》所言 "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 ；价值论层面则推崇 " 和达 " 理念，致力于实现个体与整体的协同发展，如《孟子·尽心上》" 万物皆备于我矣 " 所体现。该哲学体系展现出三大特质：系统性思维，将自然、社会与文化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拒绝割裂式研究；变易性特征，认同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倡导" 执两用中"（《礼记·中庸》）的辩证方法；应用性导向，借助 " 时措之宜 "（《中庸》）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过渡。这一思维模式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为生态哲学贡献了特殊的方法论资源。

（三）和生哲学与传统生态智慧的内生关联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作为和生哲学的具体实践，主要呈现为三个层面的和谐统一：首先是自然维度的协调（天人之和），儒家典籍《周易·乾卦》提出 " 与天地合其德 " 的命题，道家经典《道德经》则倡导 " 道法自然 " 的准则，二者均主张将人类行为融入自然运行体系。北魏农书《齐民要术》中 " 顺天时，量地利 " 的耕作原则，正是这种生态规律认知在农业生产中的具体运用。其次是社会层面的平衡（人际之和），墨家学派在《墨子·兼爱中》提出" 兼相爱，交相利" 的主张，儒家经典《论语·学而》则强调" 礼之用，和为贵" 的伦理价值，这些思想为社会稳定提供了规范基础。清代民间形成的 " 乡规民约 " 中关于生态保护的约定条款，体现了将资源管理转化为社区共同认知的实践智慧。最后是精神层面的调适（身心之和），佛教典籍《心经》主张" 心无挂碍" 的境界，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 " 的修养要求，这些理念旨在通过内心修炼达成精神生态的平衡状态。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创立的" 心即理" 学说，更是将生态伦理转化为个体道德自觉的典型范例 [2]。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和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与和生哲学的内在统一性

在思想体系的深层维度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与东方和生哲学展现出惊人的互补性。这两种理论传统虽然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却在生态价值观层面形成了相互印证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实践本体论为理解人地关系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而和生哲学则从宇宙观层面补充了整体性的认知框架。二者的理论耦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在保持各自理论特质的前提下，形成了具有创新性的生态智慧综合体。这种贯通既体现在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维度，也表现在对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哲学思考中。

习近平生态文明理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有机统一，形成了" 和谐共生 - 马克思主义 " 双重维度的生态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 " 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 "（《资本论》），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则倡导 " 天地万物各安其位而共生共荣 "（《荀子·天论》），两者在 " 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 " 这一观点上达成共识。习近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 " 实践本体论 " 与中国哲学的 " 整体关联思维 " 相融合，提出 " 生态优势就是经济优势 " 的绿色发展理念，既传承了《齐民要术》中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 的农耕智慧，又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 " 劳动是人与自然能量转换 " 的经典论述。以浙江安吉为例，当地实施生态保护性搬迁工程，将 1800 多户居民迁出生态敏感区，在维护天目山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依托竹林经济与茶产业带动居民收入显著提升，生动诠释了新时代"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的实践路径。

（二）和生理念的" 三态共生" 向" 三生协同" 演进

针对原有和生思想 " 生态平衡 - 社会和睦 - 心理平和 " 的稳态结构，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 " 产业繁荣、民生富足、环境优美 " 的 " 三生协同 " 发展愿景，完成了从理论构想到实施策略的转变。在环境保护方面，通过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将全国 2.3% 的陆地面积划入生态安全屏障，既延续了 " 天人合一 "（《周易》" 与四时合其序 "）的传统智慧，又借助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确保当地居民权益，达成" 社会和睦"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实施光伏助农项目，帮助20 万低收入家庭通过分布式发电年均增加收入3000 元，把" 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道德准则转变为具体的经济收益；在精神培育层面，开展 " 绿色守护者 " 推选等举措，将《中庸》" 中和位育" 的修身理念转化为公众环保意识，打造出" 心理平和" 的当代实践 [3]。

（三）由" 中庸之道" 向" 综合治理" 的模式转型

和生哲学强调 " 执两用中 "（《礼记·中庸》）的辩证思维，习近平将其发展为 "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 " 的整体治理理念。这一演进呈现三个层面：在空间层面，突破行政边界限制，创设跨地区生态补偿模式，例如新安江流域的横向补偿机制促使安徽与浙江达成 "风险共担、利益均沾" ；在时间层面，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把"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传统理念转化为可量化的考核标准；在要素层面，打造" 前端防控- 中期监管-末端追责 " 的闭环管理体系，如《长江保护法》将生态优先原则细化为百余项实施细则。这种整体治理理念既继承了和生哲学 " 因时制宜 " 的方法论精髓，又借助规范化、程序化手段提升了执行效能。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和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当代价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创新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所以能够引领人类生态文明理念实现根本性突破与理论创新，其核心在于科学运用了 " 两个结合 " 的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具体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国情相融合，同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 两个结合 "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战胜各种挑战、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理论武器。其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 " 第二个结合" 的深远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我们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今更明确提出 ' 第二个结合 ' 这一重要命题。正如我所强调的，若没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何来中国特色？若不具备中国特色，又怎会开创出如此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唯有深刻理解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程，才能真正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文化底蕴和独特价值[4]。"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实质上就是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本质上就是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中华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内涵丰富而深邃，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孕育出的各种思想文化，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精神历程、理性思考的智慧结晶和文化创造的丰硕成果，更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为核心的思想精华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标识。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创新的深层机理

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论突破呈现出多维度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在认识论层面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领的思维跃迁，将生态保护置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其次，方法论上构建了 " 山水林田湖草沙 " 系统治理的协同框架，突破了传统环境治理的碎片化局限。再者，价值取向上确立了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的发展辩证法，重新定义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这种创新逻辑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本土化实践，又体现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难题的东方智慧。理论建构过程中展现出鲜明的实践导向特征，通过制度创新、法治保障和文化培育等多重路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范式 [5]。

从人类文明演进规律与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审视人类文明发展轨迹，可以从社会关系与生态关系两个层面把握其演进规律。就社会关系维度而言，人类文明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跨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文明进步的促进作用，不仅揭示了其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革命性突破——" 资产阶级在不到百年的统治时期内创造的生产力，超越了以往所有时代生产力的总和 "，更指出资本主义为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然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特性与个体资本计划性与整体资本无序性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发展建立在人对人、人对自然的双重支配之上，最终造成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状态。这种内在矛盾表明资本主义已成为阻碍文明进步的桎梏，必须通过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文明目标。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本土特色、民族特质与时代特征

生态文明理论领域正经历着摆脱西方话语主导权、建立本土化知识架构的重要转型。这一学术动向的兴起并非偶然，既反映了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历史演进轨迹，又呼应了当前生态治理实践的现实诉求。回溯学术发展脉络，我国生态哲学研究肇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对欧美生态学说的译介工作。该阶段的积极意义在于为我国生态哲学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理论依附性问题，导致国内生态哲学研究在概念体系与思维模式上长期受到西方学说的深刻影响。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生态理论内在缺陷的批判性认知不断深化，研究者们开始转向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系统整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创建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理论框架的学术主张。

结束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彰显 " 以人为本 " 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理念既反映在 " 生态惠民 " 的重要论述中，也体现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的坚定立场上。针对西方宣扬的所谓 " 普世价值 " 和 " 文明等级论 "，以及其推行的单边霸凌行径，明确指出 " 我们绝不能放弃应得权益，绝不允许国家根本利益受损。任何外部势力都不要幻想我们会拿核心利益做交换，更不要妄想我们会接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果 "。该思想还着眼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呼吁世界各国共同承担保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人类家园，充分展现了胸怀天下的崇高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 王雨辰 .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和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5,47(3):1-10.

[2] 陶洁 , 黄勇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用典研究——以《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例 [J].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 ),2025,9(2):1-6.

[3] 王雨辰 , 董意 . 建设美丽中国的文化支撑体系与全民自觉行动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3):23-33.

[4] 王艺明 . 人文经济学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J]. 经济学动态 ,2025(6):22-32.

[5] 王昊 , 于欣 .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与当代价值探寻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4,42(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