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盟书》所见三晋地区玉石文化

摘要：春秋时期，三晋地区的玉石文化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地区的玉石多用于装饰与仪仗，着重体现器主的身份地位。三晋地区出土有大量的玉石盟书资料，可体现出其玉石文化的不同内涵。三晋地区位于三大玉石板块中心，但其区域内玉石资源并不丰富，玉石文书材料也存在重复利用现象，玉石作为普遍的文字记录载体较为困难。《侯马盟书》系诸侯盟誓之文书，其用途反映出三晋地区玉石神圣化的内涵。

关键词：玉石文化；《侯马盟书》；玉石板块；祭祀

一、繁盛的玉石文化

先秦时期玉石文字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逐渐在商、周时期发展壮大。商代玉石文字多见于斧、柄形器等，以直线雕刻风格为主。形式上有刻辞和朱书两种。商代玉石文字载体多样，包括玉戈、玉璋等，用途广泛，将这个时期的玉器根据其功能分为礼仪、祭祀、陈设、生产、殉葬等五种。殷墟侯家庄、妇好墓等遗址出土大量带有文字的玉石器，如刻字石簋、朱书玉戈等。根据其上文字记载的具体内容，可分为纪事性的铭辞和方国名或族名、人名两种类型。[ 陈志达：《商代的玉石文字》，《华夏考古》1991年2期。]纪事性铭辞多包括祭祀、入贡、战争等内容，单篇文辞相对较长。名称性铭辞则多为国名、族名、人名等，单篇一般不过两三字。

西周时期玉石雕刻技术进一步提升，弯线条的运用增多。其文字多刻于玉器表面，纪事性铭辞丰富。如西周晚期的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晋侯夫人墓（M31）出土的刻辞玉环（I11M31：108），刻有“玫王卜曰我眾”等12个字。西周时期亦形成了宗法制度下的用玉、治玉传统，玉器成为宗法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周礼》记载：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周礼·大宗伯》）

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周礼·考工记》）

玉器纳入宗法体系，反映了尊亲明信的道德观念，成为明君王之信、宾礼之信的重要象征。[ 叶友琛：《玉瑞与周代的诚信道德建设》，《东南学术》2015年第3期。]玉器的制作、使用存在严密的类宗法结构，体现在材质、造型、数量、工艺等方面的规范化、模式化生产。其尺寸、纹样等制式差异均象征着器主不同的身份地位，具有鲜明严格的宗法色彩。此外，西周时期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佩玉作为德性操行的象征开始萌发，对后世玉德观念的形成产生影响。至于春秋、战国时期，大篇幅的玉石文开始出现。其一般与盟誓、祭祀等活动紧密相关，反映了文字与社会生活的融合。其中以《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为代表。

二、晋玉石盟书与其神圣的玉石文化

《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能够真实反映春秋时期的盟誓现实。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为了巩固联盟或解决争端，经常举行盟誓活动。大型盟誓诸如葵丘、践土、黄池之盟等，小型盟誓不计其数。诸多盟会中，其具体现实的盟誓资料流传较少，多像葵丘之盟一般，记录于传世文献当中。《左传》僖公九年中记录的葵丘之盟盟约内容只有“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一句。《孟子·章句下》的记载相对丰富。但只是盟约内容的简明扼要版本。比之《夨人盘》所记盟约，不仅有约定的主要内容，还有当事人的态度和宣誓，以及时间、地点、与会成员，见证人、记录者的公证，存档等。《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则为春秋末晋国六卿举行的盟誓活动提供了具体现实的记录。其以玉石为载体，记录了盟约的大量文字资料。大篇幅玉石文的出现为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侯马盟书》玉片以圭形为主，一般长18厘米，宽2厘米，厚2—9毫米，也有薄如纸的。盟书辞文用毛笔书写，而非刻制。按内容具体可细分为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和其他六类。盟誓内容表示要尽心事主，不背叛，不侵夺他人资产，不与敌对方来往等，目的是通过对天地的盟誓以达到对参盟者行为的约束。同时也涉及春秋末晋国六卿中赵、中行、范氏之间权力斗争。《侯马盟书》涵盖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是研究春秋晋国社会的重要文献材料。其中既有晋国家族名目，也有各家族权力斗争的详实记载，还有社会制度、卜筮记录等。对内有利于研究晋国自身社会发展和春秋战国之际变化，对外也可用作其他国家制度变化和社会现实的参考。《侯马盟书》载体多是玉质或石质。这在同时期的文字记录中是比较少见的。当时主流的文字记录载体，多是青铜器、陶器、简牍帛书等，玉石的使用相对较少。

山东地区的玉石条件比之山西、河南要好，却没有玉石用于文字记录的具体实例。山东地区的文字记录形式亦是常见的金文、陶文、简帛等。如果说是受玉石文化影响，王公贵族偏爱使用玉石的话，同时期其他国家亦不见此。虽然当时玉石使用颇为常见，但多适用于饰品，而不是文字记录。反而只有侯马、温县得见玉石盟书。另外，《侯马盟书》的相关研究指出，作为载体的玉石存在有重复利用现象。即将旧有玉质盟书文字磨去，刻上新的文字。[ （日）江村治树著，王虎应，史画编译：《侯马盟书考》，《文物世界》1996年第1期。]可见，晋国实际上玉石储量并不丰富。

三晋地区的玉石文化含有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周礼》记载：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周礼·大宗伯》）

玉石在祭祀活动中历来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视为天地精灵的化身，扮演着连接天地的桥梁角色，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广泛用于祭祀活动中。《周礼》所记“玉之六器”即是玉石用于祭祀的具体方法，以不同形质、品色的玉器，祭祀天地四方神灵。而《侯马盟书》其书写功用亦是通过向祖先神灵宣誓，昭示盟约的权威性。出土之文献则是《大宗伯》载“以貍沈祭山林川泽”的土埋之祭品。

《侯马盟书》中有“皇君晋公”一处记载。美国学者魏克彬认为，此之“晋公”指的是晋国都城附近的太岳山山神[ [美]魏克彬：《侯马与温县盟书中的“岳公”》，《文物》2010年第10期。]。这座山有学者考证认为其与晋国赵氏有着密切联系[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页。]。所以，此处之“皇君”可认为是晋国赵氏推崇之太岳山山神的尊称。盟誓时，其作为“诏明神”监督盟誓。此之山神形象亦可以追溯至秦人与赵人的共同祖先飞廉，意即太岳山山神崇拜实际上是赵人的祖先崇拜。用于盟誓记录的玉石载体，则也被赋予神圣的内涵。所以，三晋地区的玉石文化当具有神圣神秘色彩。虽然三晋本土玉石资源相对稀缺，玉石的使用也多有重复利用现象。但在盟约祭祀的场合，晋人依旧选择玉石作为盟约的文字载体，这足以体现晋人玉石文化中的其神圣的内涵。

结语

《侯马盟书》作为研究三晋地区玉石文化的重要资料，揭示了春秋时期该地区玉石文化的独特内涵。与其他地区玉石多用于装饰不同，三晋地区的玉石承载有记录盟誓祭祀文书的功用，而愈显其神圣化，反映了晋人对祖先神灵的崇拜与祭祀活动的重视。尽管三晋本土玉石资源稀缺，存在重复使用现象，但玉石并没有因此丧失盟誓记录载体的功用。盟书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及家族权力斗争，为研究春秋晋国社会提供了宝贵材料。同时，通过对比其他地区玉石使用情况，凸显了三晋玉石文化的特殊性。《侯马盟书》不仅是对古代盟誓制度的实物见证，也是探讨古代玉石文化、宗法制度及祭祀习俗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