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
田凌霖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项目信息:本论文为2024年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关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生专项研究课题项目“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DMYXSZX37。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积极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深入探讨其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破解之道。当前农村养老服务面临资源配置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传统观念束缚及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本研究从推动资源均衡配置、促进服务供需匹配、转变传统养老观念、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探索优化路径,旨在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新格局,提升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与获得感。
关键词: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路径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事业与产业政策机制。这不仅是对新时代农村养老问题的精准回应,更是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老龄化程度加剧,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农村养老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亿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农村现实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举措。
二、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价值意蕴
在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体现,更是响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强化农村养老保障”部署的关键举措。其价值意蕴深刻体现在破解城乡二元、提升治理效能、应对人口老龄化三个维度。
(一)破解城乡二元壁垒,推动共同富裕进程
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制约着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农村养老服务的滞后是这一结构失衡的显著体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正是落实这一要求的关键实践。当前,城市养老服务已形成多元供给格局,农村却深陷“设施缺、人才少、服务弱”的困境,致使农村老年人难以享受与城市老年人同等水平的养老服务。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财政投入以推动城乡养老资源均衡配置。2024年,中央财政安排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资金达3770亿元,同比增长5.8%,有力地支持了农村老年人养老金待遇的提高,并积极推动城市三甲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建立养老协作机制,促进医疗资源向农村下沉,打破资源分配的城乡壁垒。同时,社会化养老服务能减轻农村家庭负担,23%的农村劳动力因照料老人被迫闲置,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能够释放这部分生产力,让他们得以参与就业或创业,增加家庭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农村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
(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在于实现治理有效,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优化对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意义重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与基层治理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
村级养老服务点在乡村治理中具有独特的节点作用。一方面,在于功能整合,它可将养老服务与基层治理的多个方面有机结合,如与健康管理、矛盾调解相结合,这种“养老+治理”的融合模式能够有效扩大村级组织的服务半径[1],提升服务效率,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在于资源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能够激活乡村闲置资源。将农村闲置的校舍、厂房等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既能节约建设成本,又能盘活闲置资产,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此外,良好的养老服务环境能够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流,为乡村发展带回资金、技术和经验等资源,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的专业化、现代化水平,形成治理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稳定的人口结构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3.8%,这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明确了两者协同发展的重要性。
农村60岁以上务农人口占38%,老龄化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能够保障老年农户的基本生活和生产需求,通过建立农村养老服务与农业生产互助机制,组织志愿者或专业服务人员帮助老年农户进行农事活动,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确保农业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助于推动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此外,将养老服务与农村特色产业相结合,打造“养老+农业”“养老+旅游”等融合业态,能够拓展农村产业发展空间,提升产业附加值,实现“养老增收”的双重效益。这些政策措施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营造了稳定的人口环境,有助于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压力。
三、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现实困境
在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自2024年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以来,各地通过构建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等实践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养老服务的可及性。但从整体发展格局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仍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其深层困境需从制度运行与社会现实的交互关系中加以剖析。
(一)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城乡二元的延续与强化
农村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失衡,本质上是城乡二元体制在民生领域的延续。从空间分布看,城市凭借经济优势已形成多层级养老服务体系,而农村地区服务设施的覆盖范围与密度普遍偏低,尤其在偏远村落,养老设施的缺失使得老年人难以获得基础服务。这种差距并非简单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更折射出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中“重城轻乡”的惯性逻辑。
资源投入机制的单一化进一步加剧了供给不足。农村养老服务长期依赖政府财政投入,社会资本因盈利空间有限而参与意愿薄弱,导致资源供给缺乏可持续性。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对农村养老服务的配套支持往往难以落实,形成“中央政策积极推进—地方执行乏力”的断层。设施布局上,未能充分契合农村老年人居住分散的特点,部分建成设施因脱离实际需求而陷入闲置,造成资源的二次浪费,反映出服务供给与空间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
(二)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异化:形式化满足与实质性短缺的矛盾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已从单一生活照料向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多元维度拓展,但服务供给仍停留在低水平满足阶段,形成显著的需求—供给错位。医疗护理服务的缺失尤为突出,专业护理力量的匮乏使得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难以得到专业回应[2],这种专业性不足不仅降低服务质量,更可能引发安全风险,暴露出农村养老服务在专业能力建设上的短板。
精神文化服务的缺位则反映出对老年人情感需求的忽视。多数农村地区缺乏专门的老年文化活动载体,老年人的社交与精神寄托需求被边缘化,这种“物质满足—精神空寂”的状态,与新时代养老服务强调的“尊严养老”理念形成反差。服务定价机制与农村经济水平的脱节同样值得关注,部分市场化服务项目因价格门槛过高而脱离农村实际,导致服务供给沦为“象征性存在”,无法转化为老年人可及的实际福利。
(三)观念与制度的张力:传统养老伦理与社会化服务的碰撞
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在农村社会仍具深厚根基,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的养老伦理,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推广形成观念层面的张力。在乡土社会的伦理认知中,将老人送入养老机构常被等同于子女赡养责任的缺失,这种道德评价体系构成社会化养老的文化阻力,使得多数老年人即便面临家庭照护压力,仍对机构养老持排斥态度。
消费观念的保守性进一步制约服务市场发育。农村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付费意愿普遍较低,将购买服务视为“非必要支出”,这种认知背后既有经济条件的限制,更有对服务价值的不信任。观念层面的阻碍直接导致农村养老服务市场需求不足,社会资本因缺乏盈利预期而不愿投入,形成“需求抑制—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制约了社会化养老体系的良性发展。
(四)人才供给的系统性危机:职业吸引力缺失与能力建设滞后
农村养老服务队伍的困境本质上是职业价值与社会认同的双重缺失。该领域普遍存在的薪资待遇偏低、劳动强度大等问题,使其难以吸引年轻群体与专业人才加入,从业人员多为本地中老年人,且缺乏系统培训,服务能力局限于基础生活照料,与多元化需求形成鲜明落差。
职业发展通道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人才流失。农村养老服务尚未形成规范化的职业晋升体系,从业人员缺乏专业成长空间,导致队伍流动性居高不下。这种人才供给的不稳定状态,使得服务质量难以持续提升,更无法形成专业化的服务标准,最终陷入“人才短缺—质量低下—需求萎缩”的负面循环,成为制约农村养老服务升级的核心瓶颈。
四、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既是践行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时代命题,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点。面对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现存的诸多困境,需从多维度构建系统性的优化路径,推动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一)推动资源均衡配置,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束缚
资源均衡配置是破解农村养老困境的基础。在政策执行层面,要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建立健全中央政策督导与地方执行考核机制,确保农村养老服务财政投入的足额落实。地方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设立农村养老服务专项资金,并通过财政贴息、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农村养老领域,构建多元投入格局。
在设施布局上,需结合农村人口分布与流动趋势,运用空间规划理论,以县域为单位统筹规划养老服务设施。每个县至少建设1所以失能照护为主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提升其资源统筹与辐射能力。同时,推进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将具备条件的敬老院转型为综合性服务中心,明确其在服务网络中的枢纽地位,负责协调指导、服务转介等工作,实现养老服务在乡镇层面的有效集聚与辐射。对于村级养老服务点,结合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现状,合理布局互助养老设施,如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村落设置老年活动中心、互助食堂等,提高服务设施的可及性,实现养老服务资源与农村老年人居住空间的精准匹配。
(二)促进服务供需匹配,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的关键在于精准对接需求与供给。从需求侧出发,定期开展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评估,依据年龄、健康状况、经济水平等因素进行分层分类,精准掌握不同群体在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从供给侧出发,针对医疗护理服务短板,要强化医养结合机制建设,做实乡镇医疗机构与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推动医疗资源下沉。一方面,鼓励医疗机构执业医师、乡村医生到村级养老服务点巡诊,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加强基层卫生健康人才培养,提升乡村医生慢性病管理等专业能力,构建“小病不出村、大病有转诊”的便捷医疗服务体系。
在精神文化服务方面,应挖掘乡土文化资源,以乡镇文化站、村级老年活动中心为依托,组织开展符合农村老年人喜好的文化活动,如戏曲表演、民俗展览等,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同时,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开展心理疏导、社交活动策划等服务,满足老年人情感需求。在服务定价机制上,政府应加强监管,引导养老服务机构制定合理价格,确保服务价格与农村老年人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提高服务的可及性与普惠性。
(三)转变传统观念,推进社会化养老进程
转变传统观念是推动农村社会化养老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文化引导层面,要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村广播、宣传栏等平台,开展养老观念宣传教育活动,打破“养儿防老”的单一观念束缚,宣传社会化养老服务在提升生活质量、减轻家庭负担等方面的优势,重塑农村养老文化。例如,通过讲述养老机构中老年人丰富多彩生活的案例,引导农村老年人及其家庭正确认识社会化养老。
从制度层面,政府应出台鼓励政策,对选择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家庭给予适当经济补贴或税收优惠,降低家庭养老成本,增强社会化养老的吸引力。同时,加强养老服务机构的规范化建设与宣传,提高服务质量与透明度,通过打造示范养老机构,让农村老年人亲身感受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优质体验,逐步消除疑虑与抵触情绪,培育农村养老服务市场需求,促进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良性发展。
(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夯实服务发展基础
人才是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核心要素。首先,要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人员的薪资待遇与职业保障水平。政府应制定行业薪酬指导标准,通过财政补贴、服务收费补贴等方式,确保农村养老服务人员薪资不低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并完善社会保险、职业年金等保障制度,提升岗位吸引力。
在职业发展方面,构建规范化的职业晋升体系,设立从初级护理员到高级养老管理人才的多层次晋升通道,为从业人员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3]。同时,加强专业培训体系建设,整合民政部门、职业院校、养老服务机构等资源,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活动。例如,针对农村养老服务人员特点,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课程,内容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心理疏导等专业知识与技能,提升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此外,通过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养老服务人员给予表彰与奖励,增强其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打造一支稳定、专业的农村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五、结语
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不仅是关乎亿万农村老年人福祉的民生工程,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举措。从价值意蕴来看,其关乎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推进与人口老龄化应对;从现实困境来看,资源失衡、供需错位等问题亟待破解;从优化路径来看,需以系统性思维推动资源均衡、服务提质、观念革新与人才培育。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让专业服务扎根乡村、多元资源汇聚乡村、孝亲文化浸润乡村,让养老服务成为激活乡村活力的纽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这既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生动践行,更是筑牢民生根基、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基石的必然选择,最终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民族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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