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麓堂诗话》的诗话体、文体观和诗学观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广茶陵 ( 今属湖南 )，十八岁进士及第即入翰林院，至六十六岁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致仕，在朝为官四十八年之久。李东阳不仅是政治家，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十分显著，有《怀麓堂集》、《怀麓堂续稿》、《怀麓堂诗话》等，其中《诗话》一书不仅是茶陵诗派的理论纲领，书中更是提出了有关诗文辩体的范畴、命题及主张，对明代诗坛甚至后世文人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李东阳在《诗话》中主张诗文辩体，而文体学一直是中国古典文论中的热门话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别录》《七略》中将诗赋略与诸子略、兵书略等区分开来，而后两汉时《汉书·艺文志》有所继承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四科八种，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晋挚虞提出文体是因时而异，因事而异，直至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各种文体有了更加全面详细的研究，后世相关概念则更加精微深入。李东阳的辩体观念主要是力求辨析诗歌与其他文体的区别，如诗与文之别、诗与词之别，以及诗歌内部文体样式的区别，如古诗与近体诗的区别，古诗与律诗、长短句的区别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提出了“诗必有具眼，必有具耳”的命题，在《诗话》中作者多用李杜之诗为例证，一方面不难看出李东阳对盛唐诗歌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为其“具眼”“具耳”范畴作论据，从声律讽咏以及声乐格调方面来论述诗歌的特点。其中有关杜诗的评价颇高，且对他自身以声律辩体的观点有所突破，可谓其破体观，所以分析《诗话》中李东阳体现出来的诗歌创作有关“体”的思想，亦有值得探究之处。

一、《怀麓堂诗话》的诗话体

明代，在复古与反复古的思潮的影响下，诗话创作者多以之为互相批评的武器。明初诗话的代表作如瞿佑的《归田诗话》、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何孟春的《余冬诗话》等，瞿佑与何孟春的作品皆以记事为主，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共一百三十八条，以论诗为主，但也有严格意义上的诗话内容。例如《麓堂诗话》中第十九则：“国初，诸诗人结社为诗，浦长源请入社，众请所作。初诵数目，皆未应；至‘云边路绕巴山色，树裹河流汉水声’，并加赏叹，遂纳之。”1 这一则反映了当时诗人浦源等人结社作诗的情景，在注释中提到这一诗社的建立目的之一便是“鼓吹唐音，倡言以盛唐为楷式”，可窥见诗坛尊唐复古的潮流。诗话的第五十则也还记录了元代时期，由于科举不兴，诗人们结社聘“考官”以创作品评诗词的佳话。以上这两则，反映了元明时期诗坛创作情况的一角，是有关诗歌的故事的“典型的诗话内容”。

书中还有对作者本人与友人交游情况的描写，如第九十八则：“彭民望始见予诗，虽时有赏叹，似未犁然当其意。及失志归湘，得予所寄诗曰：‘斫地哀歌未阑，归来长铼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黯然不乐。至‘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盤’，乃潸然泪下，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谓其子曰：“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论文耳。”盖自是不阅岁而卒，伤哉！”2《诗话》的第九十则已经说明自己与彭民望的交往，夸赞他“得唐人家法”，也说明了友人的存书“仅百余篇而已”，不仅有对诗歌的见解，还对友人的藏书情况作了一定说明，是重要的文学材料。这一则既与诗歌有关，亦没有严格的论诗之语，但记录了自己与彭民望的交往和各自的诗歌创作，表达了对友人的惋惜与怀念，也是典型的诗话内容。其他也算“闲谈”的条目主要记录了诗人偶得之佳句、所见之佚诗及与云阳先生、王礼的交游创作等共二十则。

不过，《麓堂诗话》仍是以论诗与辞为主，主要包括诗调格律、诗歌的音乐性、尊唐复古等主题。在论诗及辞的部分，作者也是以较为精炼的话语、命题与范畴等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观，如“诗贵意淡远”、“具眼”、“具耳”等，可以算是广义的诗话内容，这些观点对当时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也成为研究李东阳诗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怀麓堂诗话》的文体观

明代初期，馆阁文臣们倡导歌颂太平、歌功颂德的诗歌风格，由于内容贫乏和缺乏真情实感而逐渐消歇。在台阁体诗风由盛行至逐渐衰退的时候，李东阳作为台阁重臣，率先带领茶陵诗派在诗坛中提倡尊唐复古的诗风，以反对台阁体委琐卑冗的习气，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在作为茶陵诗派及李东阳本人理论纲领的《怀麓堂诗话》中，作者也阐述了许多有关诗歌独立审美特性等重要的诗歌理论，表现了他独特的诗学观念。

辨别文体、区分诗与文、诗与词等的特点一直是中国古代文论较为关注的主题，刘勰早已对文体划分，唐代王昌龄的《诗格》对诗歌和文章有所分辨，袁行霈也提出文学自觉的标志就包括文学分体。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明显地提出了他的有关看法，同时也在许多条目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他所表现出来的辩体和破体观念。辩体观与破体观是一对文学理论范畴，但他们二者并不是互相对立的存在，有学者认为这二者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笔者认为从《麓堂诗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对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共同体现在诗歌中，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关于辨别诗歌的体制，李庆立将《麓堂诗话》中李东阳的文体辨别分为几个种类，分别是“诗歌与其他文体和艺术之别”与“诗歌内部样式之别”。诗歌的外部区别是很好分辨的，《匏翁家藏集序》中有言：“言之成章者为文，文之成声者则为诗。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关于诗歌与其他文体的区别已经在前人的创作与研究中渐渐各有其特征了。同时，作者认为“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可见诗体是被李东阳推崇至较高地位的，故而作者的重心主要在于分析诗歌的内部样式之区别。李东阳立足于音韵来区别古诗与近体诗、律师、乐府及长短句。在第一则中，作者就强调了诗歌的音乐性，“《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3 其次说到古诗与近体诗之别，“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这二者的区别在于有无音韵。古、律体之别则在音节，“古、律体各有音节，然皆限于字数，求之不难。”而乐府诗、长短句虽“初无定数，最难调叠；然亦有自然之声。”4 乐府诗与长短句主要通过改变谋篇布局、句子结构来使音韵和谐。这些都是李东阳以声律辨别体制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则是为了提出并反对当时诗坛“泥古诗之成声”的现象，有益于改善诗坛不良风气，提出了“以声辩体”的格调诗论，推动了文学批评的新发展。

在辨别体制的基础上，《麓堂诗话》中也以包容的眼光来审视诗歌的时代特征与内部之变化，可谓其破体观。关于诗歌的时代特征，首先他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中体现了他对唐诗的推崇，认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宋代诗坛文学理论批评风气最盛，诗歌中蕴含的道理亦深；元代诗歌意境浅且推崇杜甫而去唐近。此处李东阳只是强调不同时代风格之差异，并不论高下，但也能看出他抑宋贬元的思想。其次便是对汉魏乐府的推崇，在他的《拟古乐府引》中说到：“予尝观汉、魏间乐府歌辞，爱其质而不俚，腴而不艳，有古诗言志依永之遗意”。总体上来说，李东阳还认为诗歌的时代格调还与统治者的政策及地域有关，如丹纳所说的“种族”、“时代”与“土壤”对艺术的影响，在《麓堂诗话》中有“周、召二南，王、豳、曹、卫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列所聚。”5 一条，写到周代以《诗》教化民众，唐代科举以诗取士，加之外部条件来影响诗歌的盛衰变化及不同地区的创作，与前文所强调的不同时代风格的差异有相类似之处。

第二个方面则是说明诗歌内部之变化，作者表达了“以古为律”、不拘格律等观点。破体可谓文体互参，在《诗话》钟“以古入律”与“以律入古”等观念常有所体现，关于以古入律的看法通常以肯定为主，李东阳的观点亦是如此，不过他是反对以律入古的，具体表现为“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他认为若古诗涉律，则容易流于俗气。其次，他的破体观念还表现在他对杜甫诗歌的推崇上。李东阳重视诗歌的格调体制，但是杜甫诗歌的抑扬顿挫、变化开合也是他极为欣赏的。他认为长篇诗歌的节奏不可以平稳为主，而应似杜甫诗歌委曲多变，但前提是“音响与格律”相称。由此我们也可看出他不拘于格律音调的主张，包括具体的体现之一还包括他对诗歌平仄的评论，他认为有纯用平声字或仄声字而音律协调的作品，如杜甫有“中夜起坐万感集”、“有客字子美”等仄字多而音律和谐顺畅的诗句。

三、《怀麓堂诗话》的“中庸”诗学观

孔子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于诗歌的价值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观点，他的诗学思想主要集中于诗歌的社会功能、结构要素以及诗歌情感评价等方面，其中关于诗歌的情感性及其评价标准对李东阳的文论思想也有所影响。

《论语·为政》篇中说的“思无邪”体现的就是一种在艺术上的“中和”美。在《麓堂诗话》中，这种中和思想就多有体现。首先是诗歌创作的内容上，李东阳认为诗歌不能过于浅俗，同时也不能过于高深而至于僻涩，具体如台阁诗与山林诗，台阁诗俗而山林诗野，李认为若能如李白杜甫，兼二者之长最妙；其次诗歌的气格也要如唐诗，不能太拙也不可太巧，或许如杜甫的诗，“工拙相半”才为上乘之气；其三，诗歌的风格要有“脱俗”之处，但也不能落入“空幻”或怪诞的境地。这些都是直接表现他主张中和之诗的地方。既然李东阳也重视诗歌的音乐性，这种“思无邪”的中和思想，体现在音乐上的表现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惟哀而甚于哭，则失其正矣”，正是这种艺术内涵的阐释，虽在《诗话》中，李也有主张自然情性抒发的观点，但又强调这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歌情感才是性情之正，可见他的情感评价标准也是近于追求中庸的。也就是说，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情感上都不要过于激烈，不要走向极端，而应该具有中和之美，避免直露。

道家主张出世而儒家主张入世，李东阳作为馆阁重臣，应以入世的观点立身，这也影响至他的诗学观中。《诗话》第 38 条写到关于诗歌的，经过沉淀、历经万家选择而出的作品自然都是佳作，但是其内部比较，李东阳认为切近现实，能够针砭时弊的作品更有价值，如杜甫的“三别”与《赤壁》二赋之别，只有内涵丰富的作品才能让人“终日诵之不厌”。笔者认为，这是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在诗学观念上的体现，。同时，他将山林诗与台阁诗并提，不同于前人漠视山林诗的情况，也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气概。

四、结语

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作为明代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重要的诗话著作，以提倡复古反对台阁弊端，以格调论诗启发了新的研究路径，更在前人辩体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观念发前人所未发，同时改善了诗坛萎靡的风气，影响了后世文论的发展。《麓堂诗话》不是一部典型的诗话著作，其中“论诗与事”的内容较少，但也有着独特的价值，至于“论诗与辞”的部分，不仅代表着明代对诗话的发展与变革，更体现了李东阳的诗学观，他从诗歌内外特征辨别体制以及以声辩体的提出与阐释，加之有关的破体观念，这些观点都促进了文体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同时，在他的诗学观念中体现出来的儒家中和、入世等思想，则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去了解李东阳的诗学思想，从而完善对他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