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中“现实的个人”思想及其批判性展开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仅揭示了其“抽象人”预设的理论困境，更彰显了“现实的个人”思想的重要价值。蒲鲁东将“平等”“自由”等抽象人性概念视为永恒原则，试图以道德理想替代历史分析，这种脱离具体社会关系的形而上学范式，使其理论陷入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乌托邦。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实现了对黑格尔“观念人”和费尔巴哈“类本质人”的双重超越，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具身性主体观。这一思想突破具有三重革命性意义：在哲学层面颠覆了抽象人性论，在政治经济学层面揭示了经济范畴背后的真实社会关系，在政治解放层面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具体的行动主体依据。

《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具有独特的过渡性地位。它既深化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命题，又为《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劳动力商品化”等理论奠定方法论基础。现有研究多忽视其主体维度或淡化“现实的个人”的在场性。本文以“现实的个人”为线索，整合哲学与经济学批判的双重逻辑，彰显其理论价值。

一、蒲鲁东“抽象人”的预设及其哲学后果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直指其经济哲学中根深蒂固的“抽象人”预设。蒲鲁东将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化为“普遍理性”的外化表现，试图用“公平交换”等道德化假设来构建其经济体系，这种将永恒人性作为历史解释原则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蒲鲁东认为，历史不是一种“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一种“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是一种与“范畴的逻辑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由于不懂得社会历史的实在进程，不懂得经济形式的暂时性和历史性，只懂得上帝和普遍理性，蒲鲁东所谓的历史只是一种神圣的历史，而不是世俗的历史。”蒲鲁东将人视为先验的、普遍的自由平等主体，认为社会矛盾仅仅是经济制度安排不当的结果。这种理论预设完全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存在的阶级分化和剥削关系，使得他的整个经济学说都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之上。

蒲鲁东的抽象人性论在其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的“构成价值”理论，这一理论假设劳动者能够通过公平的交换直接实现其劳动价值。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剩余价值的榨取等现实问题都被巧妙地回避了。“在劳动者作为价值创造者的前提下，蒲鲁东的思考全部止于观念之间的推演。”蒲鲁东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经济制度，就能够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种改良主义方案从根本上拒绝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本质，试图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制度调整来解决社会矛盾。这种思路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关系的严重误解，将复杂的历史运动简化为经济范畴的逻辑演进。

蒲鲁东的“抽象人”预设，直接导致了他对罢工和工人同盟的错误论断。他对此给出的理由，不论是机器的普遍使用迫使工人接受较低工资、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的规律，还是组织同盟的政治行为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地位，都意在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的既有秩序。然而，“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须使既得生产力和现存生产关系不再并存，也就是消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任何试图调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否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合理性的学说，均是不可取的。蒲鲁东正是基于“抽象人”的预设，无法走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的局限。

二、文本中“现实的个人”思想及其批判逻辑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对人的抽象理解。马克思指出，个人是始终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存在。这种历史性特征意味着，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可能始终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形式紧密相连。“每个时代的个人都承载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封建时代的农民与现代无产阶级虽然都是劳动者，却因所处的生产关系不同而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特征和社会地位。”

与蒲鲁东将人理解为抽象的理性主体不同，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社会性本质。这一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到经典表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将这一哲学洞见应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蒲鲁东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忽视了个人总是处于具体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一基本事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首先是以特定阶级成员的身份存在，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都深深打上了阶级关系的烙印。这种社会性理解使马克思能够穿透各种抽象的理论迷雾，直指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沿着这一思想，以社会关系为核心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正是《贫困》的理论主线。在马克思看来，感性社会的实体性内容就是社会关系，就是这一社会关系的历史展开，否定和抹杀这一社会关系就是对感性社会的实体性内容（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否定和消灭。由于这一社会关系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之上的，因此它不是一种“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一种“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与蒲鲁东在纯粹抽象的永恒的经济范畴中把握人的社会关系不同，马克思强调在感性的历史运动中来把握这一关系。因为这一关系是由社会的感性历史运动所生产和建构起来的，它是一种具有现实性和暂时性的感性的历史性关系，而不是一种逻辑前的、理性前的抽象的非历史性关系。

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理解还包含深刻的实践维度。蒲鲁东受限于研究视角和方法，未能认识到感性历史进程和生产关系演变中固有的现实矛盾。他将工人罢工、经济危机等现实冲突归结为经济范畴的逻辑矛盾，认为问题源于现实发展偏离了理性经济逻辑。与之不同，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出发，面对工人贫困化等异化现象，提出了人的解放这一历史任务。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人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并且这种异化是一种感性的异化，而非纯粹的抽象的“思维的异化”。这种实践性理解使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概念完全超越了蒲鲁东的静态抽象，展现出动态的历史创造力。

在价值形式所表征的社会生产关系方面，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价值形式所表征的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仅如此，他还明确了社会与生产关系的真正内涵，从他同一时期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演讲中可以得到证明：“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有的特征的社会。”然而，蒲鲁东在阐释价值形式的二重性时，虽也谈及价值表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却与马克思背道而驰。“在劳动者作为价值创造者的前提下，蒲鲁东的思考全部止于观念之间的推演。”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通过对分工和机器问题的分析，进一步展示了“现实的个人”思想的理论力量。“机器本身是劳动工具的集合，但绝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集合。”在机器问题上，蒲鲁东天真地认为机器是中性的生产工具，而马克思则揭露了机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真实作用：它不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更是资本家加强对工人控制、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工具。这些具体分析都生动地表明，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关

系出发，才能准确把握经济现象的本质。

三、理论意义：从主体性批判到唯物史观建构

“现实的个人”概念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无产阶级不再是被动承受苦难的抽象符号，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个人的具体历史形态。这种具体性体现在：无产阶级的形成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其革命性也源于其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作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解放必然要求废除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这就使其革命具有了彻底的社会变革意义。”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个人”的阶级分析，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使社会主义从道德诉求上升为科学理论。在《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解放任务的达成在于“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而这一前提的实现在于从旧社会的胎胞里催生出一种最强大的生产力。这种最强大的生产力就是“革命阶级本身”，它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是促使生产关系变革的感性动力。与蒲鲁东“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不同，马克思确切指明了全部的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批判、消灭和改变现存状况。这种理论建构完全超越了蒲鲁东等人将社会变革寄托于道德改良的空想，展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力量。这不仅有力驳斥了蒲鲁东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更指明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就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最后所援引的：“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哲学的贫困》中的“现实的个人”概念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具有深刻的理论连续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初步确立了从现实的生产关系出发理解个人的方法论原则；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原则得到了更为系统的展开和深化。

四、结语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判，折射出了一场关于“人如何被理解”的哲学革命。通过揭露蒲鲁东“抽象人”预设的形而上学本质，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为基点，彻底颠倒了观念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先验的理性原则或永恒范畴规定人的存在，而是处于具体生产关系中的个人通过物质实践创造历史。这一思想突破不仅宣告了青年黑格尔派抽象人性论的终结，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开辟了新的方法论——唯有将人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才能穿透经济范畴的意识形态迷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运行逻辑。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6-68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 135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10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 106 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 724 页。

[5] 刘建江。辩证法的感性改造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以《哲学的贫困》为中心的考察[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5-12

[6] 万资姿，张慧慧．马克思对蒲鲁东反贫困理论的解构与超越——从《贫困的哲学》到《哲学的贫困》[J]．教学与研究，2024，2 ：39-47

[7] 杨洪源．《哲学的贫困》中的价值形式问题[J]．现代哲学，2021，1 ：16-22

[8] 杨洪源．个人与社会历史关系的阶级化透视——《哲学的贫困》之思想主线探究 [J]哲学动态，2020，10 ：4-16

[9] 涂良川，张晓钰．《哲学的贫困》反贫困理论的政治哲学叙事 [J]．湖南社会科学，2022，2 ：7-13

作者简介

孟才雅（2005.4-）女，汉族，江苏连云港人，本科，毕业院校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专业：哲学，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