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穿越视角下《白鹿原》中主要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

李泽厚指出：“文化心理结构指在文化传统长期塑造下的人们心理中清理结构的特定状态，主要表现为自然情欲和社会理性的不同比例、配置和关系的组合 [1]。”

《白鹿原》无疑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现象级文本，而其诞生，见证了陈忠实先生 从忠于实际表现到启用文化视角，从注重塑造人物性格到注重开掘人物的文化心理的巨大飞跃[2]。不管是内敛传统、智慧果敢的朱先生，善良仁义、寡廉鲜耻的白嘉轩，还是鲁莽叛逆、朴实勇敢的黑娃，陈忠实先生对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刻画，似乎都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而在当今社会，儒家文化通过长期的发展，在经历西方文化的冲击后，既有所丢弃，也有所 增添，这不禁让人好奇，若朱先生、白嘉轩、黑娃遇上当今的儒家文化，其“文化心理结构” 是否会发生变化？（即这三人穿越到当代中国，会有何反应？）

本文接下来将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三个角度，来看待这三人与当今中国儒家文化的碰撞以及他们“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

一、政治

（一）朱先生

“自信平生无憾事，死后方敢对青天”，作为受儒家思想浸染的读书人，朱先生既有入世思想，也有出世思想，孔孟之道于他，是衣钵，却不是绳索。他劝退反扑的清军，在报纸上发表声讨倭寇的抗战声明，为了禁烟带头铲除小舅子白嘉轩见利忘义种的罂粟地，他积极入世，排除万难，在乱世中努力施展自己的经国济才之力。但是，朱先生并没有完全恪守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没有理想中的主动给清军出谋划策，反而是给革命军去当说客，这看似于理不通的矛盾实际上也体现了朱先生为让百姓免受战火之苦、过上太平日子的用心，恰好说明了其“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坚持。所以当他离开了战乱频繁，党派争斗的民国时期，来到当代统一和平的中国，心中必然是感慨万分的，或许，朱先生还能凭借他的聪明才智与审时度势的能力，在当代中国谋个官职！

此外，在朱先生看到当代中国深刻贯彻着“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样的思想指导时，他或许会记起在原上大饥荒的时候自己领头抢了一次舍饭，与民同食，把总乡约和幕僚为他准备的蒸馍和炒菜导入舍饭厂的大锅里的经历，这般为国为民与朱先生所追求的儒家仁义是相通的。

（二）白嘉轩

白嘉轩当了大半辈子族长，是宗法制度的绝对捍卫者，等级制度以及“礼”的尊卑等儒家思想深深植根在他的思想里。他一生处理过宗族内部大大小小的事情，小如家庭纠纷， 婚丧嫁娶，大如祭祖、祠堂修缮等，其在白鹿村内几乎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是，这种情况在当代社会显然是很少发生的。即使是在农村，担任着似乎类似于“族长”一职的“村长”，也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官位，是服务于人民的，不可能叫全村人听自己的，而习惯了在白鹿村享有尊敬的白嘉轩到了现代，必然会产生落差。由此可看，白嘉轩身为一个生活于天崩地坼的社会转型时期，却想用自己的身躯阻挡时代的滚滚洪流，眷恋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维护着乡村传统的伦理道德，捍卫着沿袭千年的乡村宗法制度 [3] 的“老顽固”，是接受不了这样一个断崖式的变化的。当今社会以法治国，办事都按照规章制度来，比之乡约只有“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内容，现代法律更是将惩罚的内容也明确了，因此白嘉轩所引以为豪的惩罚方式——毛病害在哪里治哪里，如用开水烫赌博的人的手，用灌大粪治抽大烟的人，这些雷霆手段在当代社会都是不被允许的。当白嘉轩的老一套与当代中国的主流产生不可填补的缝隙时，他既无法理解，也不会认同。

《白鹿原》开篇就提到“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在白嘉 轩的观念里，女人更多是依附丈夫而存在的，主要任务是传宗接代，为家族延续子嗣。“君 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在与妻子、儿女相处时，他也 是端着丈夫、父亲的架子，以一种“尊”的身份面对他们。他若看到当代中国夫妻之间的关系， 有些家庭夫妻一起出去工作，甚至有些女主外男主内，想必是颠覆了他的价值观念，这是对 “三纲”的倾覆。如今许多年轻一代选择不结婚生育的选择，想必在白嘉轩看来更是“不孝” 的行为。

（三）黑娃

不论是朱先生，白嘉轩，还是白鹿原上的其他人物，似乎都以儒家文化为纲。可就在儒家伦理文化完全笼罩的白鹿原 ， 却偏偏出了一个异类“黑娃”，前期的他不愿屈就于儒家文化的命运安排，做出了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为。

儒家传统强调人的社会性，忽视人的个性，而鹿三对于黑娃的过分的伦理规训使得黑 娃面对白嘉轩甚至是白氏兄弟都有一种畏惧、疏离的感觉。黑娃的内心面对身份的差异有着 很强烈的自卑感，前期的他对于身份及其敏感，自尊心强烈。他面对鹿兆鹏给他的冰糖陡然 间生出的是自卑之感，在后文鹿兆鹏再给他水晶饼以及他在打劫时看到一桶冰糖却在上面撒 了一泡尿这系列偏激的行为都能看出，他“反叛”的表象之后内心深深的自卑和极强的自尊心。

就是出于这样强的自尊心，当黑娃走上革命的道路，接受了三个月的“农讲所”培训后， 他宣称要“在原上挂一场风损雪”。虽然打着革命的旗号，黑娃的源动力却是急剧膨胀的报 复欲。他脚踹德高望重的族长白嘉轩，锤砸世代圣地的白鹿祠堂，肆意绑人游街，轻率铡下 人头。黑娃导演的一场“风搅雪”毫无理性地血屠了千年仁义的白鹿原。此时的黑娃已经不 满足于对儒家伦理文化的叛逆，而是狂风骤雨般地反抗，奔腾的火从心里燃烧出来，燎烤着 整个白鹿原 [4]。而这一切的发生，还离不开那个时期在白鹿原上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十分严峻的现象，所以当黑娃来到当代中国，看到没有地主与农民阶级的对立，他大概是会为共 产党欢呼，会为当时自己选择了共产党而感到庆幸。

二、文化教育

“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 [5]。”在《白鹿原》中，同样涉及到几大家族的教育观，而这其中也贯彻着几位主要人物的儒家文化的“文化心理结构”。

（一）朱先生

朱先生重视教育，虽然白嘉轩与鹿子霖翻修祠堂时朱先生并未多言，但二人兴修学堂的行为却令朱先生打躬作揖跪倒在地，感激涕零。这是因为朱先生明白兴修学堂是万代子孙的大事，只有教孩子识字念书晓以礼义才能为未来培养有治国安邦的栋梁人才。朱先生几乎将他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他在白鹿书院中教书育人，他不因人曾经的错误而全盘否定他，当黑娃改过自新向朱先生拜师时，朱先生依然接受了他，并因材施教。而当代中国的教育承袭了儒学中“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思想，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将很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放到了教育支出上，这与朱先生所希望推崇的教育教化相辅相成。

在黑娃向朱先生拜师时，朱先生为黑娃题的字便是“学为好人”，可见这时朱先生教 导人的第一大事，就是希望社会中人人都能自发向善，做好事，为好人。在当代中国，人们 歌颂雷锋精神，将思想道德教育深入贯彻于教育的各个阶段，社会积极弘扬“讲文明，树新 风”和“争做当代雷锋”的向善风气，这与朱先生崇尚儒学的“文化心理结构”几乎完全相同， 因而朱先生会为当代中国的这种积极氛围而称赞肯定。

（二）白嘉轩

作为白鹿原上大族长的白嘉轩恪守“耕读传家”的信条，矢志不渝地接受儒家封建教条、伦理纲常的驯服，以身作则地维护并践行着“乡约”的规矩，成为宗法文化制度的传承人和 践行者。白家两兄弟自儿时起便遭受着父亲强权式教育的严苛约束，哪怕是吃零食这种无足 轻重的小事情都会被父亲以“财东家惯骡马”的语气强硬地断然拒绝，更别提婚姻选择。

正如上文所说，这些看似由朱先生制定的乡约其实是沿袭数千年的封建礼仪、伦理纲常物化的结果，为了维护强权的执行及社会的稳定，人的个性不再受到重视，只有遵从规定的行为才能得到准许。从祖辈开始的强权政治，道德约束已将人的个性完全磨灭，以至于根本没有人质疑其不合理性，它们的横行霸道、自行其是使得本就思想单纯、从未受过教育启蒙的祖先长辈更易被这种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文化影响 [6]。

而拥有强权式教育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白嘉轩，若是来到了现代中国，面对“以 人为本，全面发展”的个性化教育，必然是看不惯的。他不理解为什么家长要给孩子自由选 择的机会，不明白这样家长的威严何在。但除此之外，我想他还会有对女儿白灵深深的愧疚。当他看到路过的女孩子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的笑容，他或许会后悔自己当初说出那句“女子无 才便是德”的话语，做出了极力阻止女儿去城里上学的行为，或许会后悔没有看到当年女儿 意气风发的样子。他或许会回忆起当年的一个春天，五个穿四兜制服的干部和一个穿灰色军 装的军人来到白鹿村，交给他一块“革命烈士”的红字牌，赞扬白灵是个忠诚于党忠诚于人 民的好同志的场景，而此时此刻的他站在新中国土地上，或许能说出一句：“我灵灵真是给 祖上争光。”我想，他的强权式教育，他的“文化心理结构”或许在此刻会发生一点儿变化。

（三）黑娃

同样，长工鹿三深受其祖辈影响，更是将族长及“乡约”奉为圭臬，伦理教条始终印刻在其头脑中，规范着他的一言一行，约束着他的教育观念。“棍棒底下出孝子”，我想在精神规训压迫下成长起来的黑娃同样也能与当今时代中从大山中走出去的孩子产生共情。虽然二者精神压力的来源并不相同，但是其精神的内核仍然逃脱不开打压下的自卑。“十年寒窗比不过三代从商”是当下最现实却也最让人无力反驳的一句话。黑娃的时代，身份地位是压在他肩上的一座大山，而如今，金钱与资源成了压在当代人肩上的一座大山。如果黑娃是那些凌晨五点起床，深夜十二点入睡，在学校与家两点一线埋头学习的普通学生中的一个， 当他遇到那些生来罗马能够肆意享受青春的学生，应该也会生出厌倦之情而逃避这样机械生活的方式。作为原本便反抗儒学的异类，若来到当代中国后黑娃仍是这种普普通通苦读书的孩子，他的反叛情绪会愈烈。

三、社会

（一）朱先生

作为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大学者，朱先生的大部分思想无疑是先进的，但由于时代所 限，其人物形象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例如在丧葬上的风俗。当白嘉轩提出要把 田小娥挫骨扬灰时，作为仁者和义者的朱先生“不失冷静地帮他完善这个举措：把那灰末不 要抛散 ， 当心弄脏了河海。把她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封严封死 ， 就埋在她的窖里 ， 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并且亲自设计了六棱砖塔来镇压田小娥的骨灰。这个行为在我 们现在看来是荒谬的，但放在当时，以儒家文化看，田小娥是个败坏贞洁、声名狼藉的女人， 她本身及其她的行为都是被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所唾弃的，而朱先生的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存 在着封建礼教造成的局限。但对于朱先生个人而言，他在生前留下遗嘱，要求节葬，“不装 棺木也不用砖箍砌墓室”，这与现代社会的火葬，要求文明节俭治丧的新风尚相呼应。

（二）白嘉轩

在社会层面，白嘉轩最先发现的，可能是当代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相比白鹿原那个时期，女子只能依附于丈夫生活，来到当代中国的他不论在哪儿都能感觉出“女子”这个群体的地位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已经大变样了——女子和男子平等，同样上学，同样有各种各样的自由。这时，他或许会生出一些庆幸，庆幸自己没有压抑白灵的天性，没让白灵缠足， 送她去了学堂。

除了男女平等之外，作为白鹿原上的族长，白嘉轩早已习惯与他的族人之间存在的等 级关系。而当他来到现代中国，当他看见如今一座座耸起的高楼里，大家都是关起门来过日 子，甚至不清楚自己的邻居有谁时，他一定会怀念那个被他治理得规范有序的“仁义白鹿村”。如今社会这种“子女不在自己身边，子不承父业”的现象，都在说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发 生了变化，而这在他看来是破坏了儒家最考究的人伦，这是坏了传统，没有根的，是决计无 法适应的。

（三）黑娃

前文提到，黑娃在前后期的个性与信仰截然不同，在社会层面上，他面对婚姻也是如此。第一段感情中，他与田小娥的爱起始于性爱之中，是被本能所支配的，而没有其他的追求。 当他们那段“不光彩”的恋情曝光之后，黑娃被表里不一的郭举人追杀，被白鹿村拒之门外， 再后来他参加农协也是为了能让田小娥在白鹿村出人头地。而当代中国相对自由的婚姻模式 或许会让他理解自己的做法是鹿兆鹏口中的“自由恋爱”这一先进革命思想观念，感慨如果 不是田小娥的父亲因为钱将女儿强行给郭举人做妾，他和田小娥的爱情会更加顺利一些。

后期的黑娃不会，他选择了一个知书达理、熟读四书五经的传统女人，这样的女子让他“感受到全部美好的同时也感到了可靠和安全”，这对比此前他与田小娥站在礼俗道德背立面的爱情来说，足以证明他在婚姻观中逐渐成熟的想法。在接受朱先生的教导后，他已经从儒家文化的反叛者成为了儒家文化的拥护者，他与田小娥的爱情违背了他所信仰的仁义、不合于婚嫁之礼，自然他也不会再为自己辩解，再期待自己与田小娥的婚姻。他与田小娥的爱情是建立在性爱之上的，而与玉凤的婚姻是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的。

“黑娃久久坐着抽烟，看到炕头并摆着一双鸳鸯枕头，更加卑怯到无力自持的底部。” 性格发生转变之后，黑娃将自己与田小娥荒诞的情感经历视为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当他来 到当代中国，面对婚姻自由时，他同样会反对包办婚姻，不同的是他会反对那些打着爱情无 价旗号插足婚姻的第三者，即使他曾经便是这样的人。而这，便是他“文化心理结构”上的 巨大转变，或者更好地来讲，是他皈依儒家文化后做出的心理结构的转变。

从以上三个角度分析的朱先生、白嘉轩和黑娃的反应来看，可以作出以下设想：

对于作为类似于圣人形象的朱先生而言，他有可能是三者之中最能适应当代中国生活的人。他所追求的大部分儒家仁义仍是被保留下来的精华，但是避免不了的是那个时期的封建礼教对任何人的迫害。被称作两位“先生”之一的朱先生，他并没有完全地按照封建礼教的要求来为人做事，他能做到批判地看待这些封建礼教的一面，哪怕惆怅也只是暂时的相信朱先生在了解了当代的社会背景和发展状况后，还是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封建礼教在当代社会已不再适用的现实，他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而对于族长白嘉轩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和他的理想的乡土社会有着天差地别。白嘉轩一生都在维护着乡村的伦理，正如他所说的，“脸比命重要”，白嘉轩所说的“脸”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乡村的伦理道德，是“忠孝仁义礼智信”。不管是谁，挑战了乡村的伦理秩序， 白嘉轩就会用族长的身份来对挑战者进行惩罚，“以儆效尤”。这样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他的“文化心理结构”是无法动摇的，当他与时代潮流发生冲突时，是很难继续生存下去的。白嘉轩这样腰杆挺直的人，必定不会放弃自己坚守了一辈子的信念在这个不属于他的时代苟活，自缢而亡很有可能是他的结局。

至于黑娃，考察他的一生可以发现，在其桀骜不驯的外表下，始终涌动着一颗骚动不安的心，这就是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其中夹杂着对现存制度和传统文化的不满。但是， 低贱的地位、不屈的个性，使他在实现自我价值时出现了偏差，使他以叛逆的方式实现了对现存制度和文化的超越。但无论是身为农民运动的领袖还是红军战士，或是沦为土匪，他都不自觉地偏离了主流社会文化的中心 ， 成为社会制度及文化的叛逆者。而这个人物又经历了前后期对儒家文化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若来到现代中国，黑娃的变化也许是最大的，其“文化心理结构”也是丰富得最明显的。

四、结语

现代文明与封建乡村的必然存在的时代性冲突，使得无论哪个人物如果置身于不同时 代来说都会有其契合与不契合之处，人物心中坚守的乌托邦重新反映于不同时代社会中时， 往往会产生碰撞与冲突。作为反映过去旧时代的乡土文学，《白鹿原》中人物由于带有其生 活环境浸染的传统儒家文化烙印，在来到现代社会，受到现代文明冲击时必然会产生“文化 心理结构”的变化。正如梁漱湿先生言：“凡是一人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 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或说他的伦理学，都是从他对于人类心理的一种看法，而建树起来。” 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先生以“心理结构 + 文化意蕴”的方式来塑造人物，思考在乡土中国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文化冲击下和自身发展危机下如何艰难行进的问 题，实现了时代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这也有利于读者在穿越视角下重新思考儒家文化 和“文化心理结构”在时代发展中的变化及其跨越时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泽厚 . 说文化心理 [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第 23 页 .

[2]沈杏培 . 文化视野、对抗式批评与宗法共同体——重审《白鹿原》阐释史上的几个命题 [J]. 社会科学文摘 ，2023，（05）：58-60.

[3]杨译焜 . 白嘉轩——旧传统的孤独捍卫者 . 作文成长之路，2022，（41），41-43.

[4]傅强 . 崇拜与反叛一一从黑娃形象论《白原》的家文化 . 淮海工学院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10（08）：70-72.

[5]习近平 .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 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4-09-10（2）.

[6] 宛琦. 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教育观念IJ1 名作欣赏，2023.（11）：123-126+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