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人情消费现状及其治理研究

一、人情消费概述

生活中，人们在人情往来时产生的费用，就是人情消费 [6]。它是联络感情的纽带，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亲近。当下，随着社交活动日益丰富，人们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大，不管是血缘、地缘，还是业缘关系，都需要花更多精力去维护，所以在礼尚往来中，人情消费成了一项常规支出，在社会中随处可见 [5]。自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升，人情消费的规格和金额也日益攀升。无论是逢年过节时的走动，还是婚丧嫁娶、孩子出生或生日、升学拜师、招工参军、搬新家等场合，都成了引发人情消费的缘由。人情消费，究其初衷，是为了维系人际关系的情感投入。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却逐渐演变成一种扭曲的观念。不少人为了顾及面子，每年在人情方面投入大量金钱，使得人情消费成为了大多数人沉重的经济负担[1]。

二、界首市农村居民人情消费现状分析

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从农民人情消费的参与情况和对其态度来了解农村居民人情消费的真实情况。共对6 个乡镇发出165 张有效问卷，下面是结合问卷回答进行的内容汇总分析情况。

（一） 人情名目杂多

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9 8 % 的受访者表示，除传统红白喜事外，现在人情名目大幅增加。过去，办酒席大多局限于像红白喜事这类对人生有着关键意义的重要时刻。但如今，办酒的理由早已突破重大人生节点的范畴，变得极为宽泛，甚至不论大事小事都要摆酒设宴的地步。诸如生日庆祝、升学之喜、甚至迁坟立碑等都成为大摆筵席的由头 [1]。有 74 % 的受访者称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非传统红白喜事的人情宴请，其中升学宴和生日宴的参与比例较高，分别达到 3 6 % 和 。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农民在人情应酬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大幅增加，也让农村的人情氛围变得愈发浓厚，甚至有些泛滥。

（二）人情开支增多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互联网、直播等新业态的传播，传统人情往来方式已经逐渐从以物送物转化为以货币、电子红包等数字化方式转变，且数额越来越大[2]。约 8 3 % 的受访者表示人情随礼主要是送现金，仅有 8 % 的人会选择赠送礼品等实物。而且，人情礼金数额不断攀升，冲破村庄隐性规则束缚。据调查，普通关系的礼金平均达到 200-500 元不等，远方亲戚礼金在 800-2000 元不等，相邻近亲礼金则更高，有的甚至超过 3000 元。这种礼金的增长使得农民消费成本增高，91% 的受访者认为人情开支已经对家庭经济造成负担，其中 5 5 % 的人表示压力较大。人情往来已经脱离传统的互助性质和情感交流方式，反而逐渐演变成互相攀比、竞争的一种炫耀手段，这与传统人情往来的初衷背道而驰。

（三）人情频次上升

早些年，农村人情礼俗方面的消费，纯粹是为了维系情感，通常间隔许久才有一次，稳定而不频繁。但近些年，人情消费的次数越来越多，在家庭总支出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要是家庭收入没有增长，农民就只能想尽各种由头办酒席，希望能快点收回之前送出去的人情礼金 [2]。调查发现， 8 4 % 的受访者感觉近年来人情规模在不断增大。近 6 3 % 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有人为了回收礼金而找各种理由办酒。同时，随着经济水平提高，办酒规模越来越大，菜品、场地布置等方面的花费不断增加。但在这种频繁的礼金往来中， 78 % 的受访者认为相互间感情并没有得到加深，人情更多的是一种形式和负担。

（四）人情攀比严重

如今，人情往来的目的已经脱离传统初心， 78 % 的受访者现在的人情关系已经不是维护双方感情这么单纯地目的，而是拓展自己人脉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人情味逐渐消失，攀比心显现。在人情消费中， 8 2 % 的受访者表示会关注他人随礼金额和办酒规模，并存在一定攀比心理。在一些村庄，甚至出现了礼金越送越高、办酒规格越来越豪华的恶性竞争现象 。

三、界首市农村居民人情消费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问题

1. 人情交往泛娱乐化

现在很多在农村举办的酒席，主家往往喜欢在酒席期间，邀请一些低俗的乐队或者表演团队来撑场面，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些表演往往带有低俗情节，娱乐化现象比较严重。调查中，58% 的受访者表示在人情宴请中看到过此类低俗表演。 6 2 % 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做法纯粹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忽视了人情交往的本质 。

2. 人情消费多货币化

现在很多地方以给的份子钱的多少衡量彼此的感情，有些感情深厚的迫不得已给的超越自身负担的人情费，这就导致金钱占比越过情感深度。约 7 4 % 的受访者认为人情交往变成了一场金钱博弈，以往淳朴的人际关系已渐行渐远。面对“含金量”替代“含情量”的这种现象， 9 6 %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办法，只能跟着别人的脚步。

3. 人情消费重面子化

在农村受传统思想的裹挟，很多人把面子看的很重，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一旦缺失面子会觉得别人会在背后对自己指指点点，在村里抬不起头来，这就导致，很大一部分人在人情消费中特别在意大讲排场、大送红包。 8 8 % 的受访者表示在人情场合中会担心因花费少而丢面子， 6 6 % 的人承认会为了面子而进行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人情消费，以此来维系自己的人际关系 。

4. 人情往来的从众化

人是社会性动物，在周边环境都处于高人情社会氛围下，即使这样的高人情负担超过自身承受能力，但大部分人也会跟随社会脚步，咬牙坚持。 4 6 % 的受访者表示担心如果脱离这种规则就会被他人孤立。为了在群体中获得归属感， 5 8 % 的人会参与自己不太愿意的人情博弈。

（二）原因分析

1. 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中国农村向来是典型的“熟人社会” ，人们十分看重“礼”与“面子”。传统观念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极深，再加上农村人口基数大，亲戚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农村人情往来异常频繁[2]。农村社会对土地依赖性强，形成定居常态，较多人口和相对封闭环境造成较亲密人际关系，多基于血缘、地缘和姻亲关系。亲朋好友之间的人情消费，维持在一个互相平衡状态下，既符合传统“礼”的要求，又能构建情感联系 [2]。

2. 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农村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深入落实的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农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彼此之间的往来也更加密切。这使得农村人情消费的频次和金额都有所上升。过去，人们在人情往来时习惯赠送实物，但如今快节奏的经济发展和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让实物馈赠渐渐难以满足需求。货币或电子红包则因其便捷性和通用性，成为更受欢迎的人情表达方式。在不了解对方具体需要什么的情况下，直接给予货币，无疑是一种简单直接又精准有效的方式，能恰到好处地表达心意[2]。

3. 治理主体的缺失

在农村，人情消费愈发泛滥。只要没严重扰乱乡村秩序，村干部通常不会介入。由于缺乏专门的管理主体，人情消费渐渐变味。个别村干部还会借此以权谋私，在随礼时，金额不是看关系，而是根据能从对方身上得到的好处来定，功利性十足[2]。

四、界首市农村居民人情消费问题解决对策

（一）加强宣传引导，树立正确观念

农村人情消费回归理性，关键在于扭转村民的观念。通过农村文化礼堂、集市等载体，编排一系列反映人情消费现状的文艺节目，深入各乡镇开展巡回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正确价值观念。同时，制作接地气的人情消费主题小品、短剧，在地方电视台、乡村公众号、视频号等平台投放，让村民在日常娱乐中，认识到人情消费变味的危害，感受到政府整治的坚定态度 [3]。通过邀请专家学者到村里举办讲座，结合实际案例，加深村民理解过度人情消费对家庭财务和邻里关系的负面影响，引导理性看待礼尚往来。挖掘和树立文明新风尚典型，对人情消费合理、重视真情交流的家庭，给予奖励表彰，通过村公告栏、广播、新媒体报道等形式，宣传他们的事迹，发挥榜样的带动作用，让更多村民效仿，形成健康的人情消费氛围。

（二）强化政府监管，完善村规民约

镇村两委必须肩负起治理人情消费的重任，将其作为移风易俗的核心工作。把人情消费治理成效纳入年度考核，针对考核结果制定整改策略，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推进落实。在做好引导的同时，大力推动乡村自治，助力各村组建红白理事会，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利用村公告栏公示等方式，广泛征集村民意见，共同完善村民公约，明确将婚丧喜庆事宜的节俭操办纳入其中，积极动员村民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促使村民在人情消费上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与自我监督，彻底杜绝借人情消费敛财的不良风气，构建文明有序的乡村环境[3]。

（三）发挥表率作用，带头移风易俗

村干部作为引领整治工作关键人物，又因身处乡村“熟人社会”，深陷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所以说，如果村干部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做出表率，很可能会给人情风整治工作带来极大阻碍[4]。因此破除这个问题，必须强化村“两委”班子建设，充分调动村干部在整治人情风工作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把村干部在减轻人情负担方面的承诺履行情况，纳入党员干部民主评议范畴，以此督促村干部切实发挥带头作用，推动乡村人情风的有效整治[4]。

（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农村经济

人情消费附带融资属性，这使得部分农民想通过人情往来解决资金问题。要推动农村人情往来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完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切实化解农民融资难题。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减轻农民贷款负担；出台融资优惠政策，增强农民贷款信心[2]。除此之外，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自身的经济实力也十分重要，农民自身经济能力提升了，自然就不会再想着借人情往来敛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府要根据不同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充分挖掘并整合当地优势资源，科学规划空间布局，制定契合地方特色的发展方案，同时，需要村干部、乡镇致富能手、企业以及合作社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帮扶，打造“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格局；另外，还要重视农村科技发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坚实保障[2]。

（五）积极发挥民主决策，制定人情规则

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挥民主决策，村民委员会在制定流程环节上要深入调研，然后召开村民小组会、上门询问、大喇叭广播、手机短信推送等多种渠道，充分收集村民想法和建议，再把汇总后的内容交给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确定最终版本后及时向全体村民公示，当然最重要的是制定人情规则，传统不能丢，要尊重乡村长期形成的人情习惯，把其中好的部分融入进来，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大胆引入现代人情理念。当然在调整和创新过程中，都要牢牢守住公序良俗底线，与乡风文明建设要求保持一致，这样制定出来的规则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被大家接受[4]。

五、结语

界首市农村居民人情消费问题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不仅影响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家庭经济，也对传统农村家庭的社会关系和文化风俗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通过引导界首市农村居民人情消费走向健康、理性的轨道，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希冀政府、社会和村民形成合力，让农村人情消费回归到温暖和谐。

参考文献

1. 陈俣宏. 农民视角下乡村人情竞争及其治理研究[D]. 湖南农业大学，2022.

2. 黄丽萍 . 广西农村人情往来消费行为的研究 [J]. 新农业 ，2021，（09）：80-82.

3. 刘沛生 . 农村人情异化的现状、原因及解决对策 [J]. 西部学刊 ，2021，（02）：46-48.

4. 宋听松 . 用共同治理破解乡村人情风整治难题 [J]. 人民论坛 ，2021，（01）：75-77.

5. 陈晋. 当代中国人情消费异化问题研究[D]. 山西财经大学，2017.

6. 何琳霞 . 我国城市居民人情消费异化的社会学分析 [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7，37（01）：18-22.

作者简介：

李健（1988—）男，汉族，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党史党建

宋思远（2005—）女，汉族，历史地理方向专业，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区域地理学

此文系 2024 年阜阳市社科规划课题“农村居民人情消费现状及其治理研究——基于界首市若干乡镇的调研分析”（立项号：FSK202405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