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健康素养的现状与优化路径
董蓉英
中共杭州市富阳区委党校 311400
内容提要: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基层中青年干部面对着复杂的基层治理矛盾,基层迫切需要构建复合型心理韧性体系,以帮助他们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更好应对治理逻辑转变、主体角色转换和发展动力转换等维度的压力。当前,基层中青年干部的心理状态不仅受到结构性压力的制约,还在治理生态系统的转型中不断得到重塑。其心理健康素养呈现出矛盾交织性与发展动态性,且相互影响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建议从制度创新、文化培育和技术赋能等方面协同提升基层中青年干部的心理健康素养。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着力增强防风”[1]。正如古人所言,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在重大工作和紧急情况之下,干部“心里有数”、心理过硬才能自如应对各类风险挑战。这对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回应了高质量发展对干部能力的时代要求,揭示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核心作用。基层中青年干部对“两个先行”奋斗目标的价值认同程度,决定了政策执行的质量和效率。本文中的基层中青年干部是指乡、镇行政编制的公务员及事业编制的参公人员,直接在一线与群众打交道的处级及以下的乡镇工作人员。
一、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素养的时代定位
新时代,基层中青年干部被赋予新的定位和使命,他们的心理素质也面临着更高、更系统的考验。这些考验不仅来自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干部能力提出的新要求,也来自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需求。
(⟶) 治理逻辑转变下的适应性挑战
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基层中青年干部面临着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治理难度这三大压力。[2]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基层中青年干部需要探索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前的关系,同时,还要考虑产业转型带来的问题。这就要求基层中青年干部打破机械执行的思维,应当建立起一个涵盖抗压能力、调适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心理韧性体系。
此外,现代治理强调精准施策与系统治理的协同推进,对基层中青年干部的认知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数字化时代,基层中青年干部不仅要能解决“部门之间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得能依靠实践智慧来应对“数字悬浮”问题。
(二)主体角色转型中的功能性重构
实际工作中不难发现,基层治理绝非机械执行政策,基层中青年干部需具备“遇事不慌、主动破局”的能力,这正是心理资本的直观体现。心理韧性强的干 对复杂难题时,既不会乱了阵脚,也不会盲目套用旧经验,而是能迅速调整思路、寻求新解法。 我效 能感的干部,往往在落实政策时更具主动性与创造性。此外,随着各类智能化技术工具的快速发展,各种制度也在不断创新,靠老经验办事已捉襟见肘。这就需要基层中青年干部养成“持续学习-快速转化-动态更新”的心理习惯,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工作方法,如此有效解决“能力恐慌”问题。[3]
(三)治理效能提升中的动力机制变革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治理转型进程中,基层中青年干部压力应对机制的构建逻辑对基层治理效能产生深层次影响。以传统刚性管控为特征的压力传导模式,在实践中易引发治理主体行为异化,催生干部群体中“风险规避型”执行倾向或政策落实机械化现象,进而导致治理弹性不足与创新动能弱化。当前,伴随治理环境复杂性的持续提升,韧性治理理念的引入推动基层压力管理体系向动态化、系统化方向演进。以疫情防控为例,研究发现干部具备压力认知重构、情绪管理优化和社会支持利用的协同能力,更加有利于保障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4]高认同度往往能够激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的主观能动性和认知灵活性,反之则易导致形式主义。[5]因此,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素养建设需与价值引领机制深度融合,实现认知、情感和行为认同的统一。
二、新时代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健康素养的双重特性
新时代基层中青年干部群体的心理健康素养呈现出矛盾性与发展性交织的特点。作为战略目标的直接执行者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直接践行者, 决定了其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人格在基层工作实践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 号一 部心理健康问题已从个体调适层面,演变为关乎组织效能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复合命题,体现出“矛盾交织性”与“发展动态性”的复杂互动。[7]
(一)矛盾交织性的形成逻辑
从宏观制度环境到微观个体认知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基层中青年干部肩负着基层治理的重任,其心理健康到不同层次的矛质相互作用,而予质性源于名重张力关系的叠加,且成为制约心理健康发展的结构性框架。[8]
受到不同层次的矛盾相互作用,而矛盾其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高要求、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与基层资源配置的不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譬如,信访工作中属地的“无限责任”使得基层中青年干部极易在“无限责任”与“有限权限”的夹缝中陷入心理困境。
其二,干部队伍代际更替加速了治理理念和行为模式的转变。80 后干部在适应传统科层制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挑战时,90 后等年轻干部则展现出更强的技术依赖性和价值自主性,代际差异与既有组织文化稳定性要求形成冲突,既可能激发组织创新活力,也可能削弱团队凝聚力,成为心理健康风险的潜在因素。[9]此外,一些“数字悬浮”问题加剧了工作负荷和心理焦虑。在数字时代,年轻干部通过数字化技术提升了基层治理效率,但也使其工作生态趋向工具理性化,若过度依赖技术指标将会削弱治理中的人文关怀,将会使得部分干部在“数字悬浮”与“现实扎根”之间产生价值认同危机,陷入机械执行与情感投入失衡的心理困境,降低职业意义感和价值获得感。[10]
(二)发展动态性的演进机制
在治理体系持续改革背景下,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健康素养伴随政策环境、技术条件和文化认知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适。这种发展动态性集中表现为他们在压力源的升级和干预策略的动态转换。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基层中青年干部的压力传导机制产生系统性变化,已然从工作强度和问责风险等方面的传统压力源,转向更隐蔽、弥散的新型压力源。这种更隐蔽的压力源来自于科技迅猛发展与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的治理场景超常规迭代、知识快速迭代更新压力等等,以及群众诉求多元化和网络舆情不可控增加了风险预判和矛盾化解的心理负荷。这也使得基层中青年干部在精准对接国家意志与适配基层诉求时面临多维挑战,而这些压力源的转变也推动了基层心理健康素养服务从应激反应型向韧性培育型、从个体化干预转向组织生态优化转变,以优化心理支持资源配置。[11]
(三)双重特性的相互作用关系
矛盾性与动态性相互关联,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矛盾积累推动变革,动态调适提供破局路径,二者相互作用促进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健康素养建设螺旋式上升。一方面,矛盾张力推动系统革新,权责失衡、代际冲突、工具理性过载等矛盾暴露出现有心理健康支持体系的不足,倒逼制度设计者采用系统性治理思维。[12]例如,压力传导机制变化促使组织部门调整考核评价体系,将心理负荷纳入评估;代际差异显性化推动传帮带机制创新,实现代际融合。另一方面,动态调适重塑矛盾边界,干预策略转换和能力要素拓展为化解矛盾提供新途径。数字技术应用可缓解资源错配,创新代际协作方式;组织文化重构能软化工具理性约束,缓解价值认同危机。在此过程中,矛盾的作用范围和强度发生变化,为心理健康素养提升创造新空间。双向互构形成新型平衡,矛盾化解与动态调适的互动最终构建新型治理生态,强调压力承受与心理韧性增长的平衡、技术赋能与人文价值的融合、个体发展与组织目标的协同。[13]其核心是将心理健康素养建设融入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使干部既能应对当前挑战,又具备适应未来变革的心理资本。
究其根源,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健康素养的双重特征,实质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期矛盾的集中投射。只有深入理解矛盾交织逻辑和发展动态的演进规律,才能实现个体心理健康与组织治理效能的协同提升,这需要制度设计者、政策执行者和理论研究者共同努力。
三、持续提升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健康素养的优化路径
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健康素养提升工作,需摒弃传统孤立解决问题的模式,需要立足于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布局,打造在价值、制度、文化与技术四个维度相互协同的样板。其核心在于将心理健康服务从被动应对手段转变为主动治理力量,推动个体心理资本积累与组织治理效能提升紧密结合,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提升模式。
(一)高效协同供给的制度机制
为解决心理健康服务资源分散化的问题,相关部门需通过制度创新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提升效能,以便进一步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跨部门的制度供给,建立“党委引领、专业支撑、社会参与”的资源整合体系。党委部门负责战略规划和资源统筹,卫健系统提供专业技术服务,高校智库进行效果评估和方案优化,社会组织参与服务落地和需求反馈。[14]借助联席会的制度机制打破资源“孤岛”,运用项目化运作实现资源高效整合,形成有机融合的服务体。建立健全压力调适的传达机制,制定从源头化解压力的制度方案,针对权责失衡,开展基层减负工作,完善基层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建立“超额压力”识别与分流制。针对考核焦虑,推行差异化绩效考核体系,根据岗位特点动态调整过程导向和结果导向考核权重。针对问责泛化,与时俱进进完善容错纠错与心理救济联动机制,为干部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构建全周期的闭环服务,实施涵盖需求识别、服务供给、效果评估、动态优化的全周期管理。坚守数据安全底线,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绘制心理健康需求图谱,实现服务精准供给。构建包含个体心理改善、组织凝聚力提升、公共服务优化等多维度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完善反馈响应机制,对重大项目或者遭遇重大变故的启动快速响应,以保障相关服务的及时响应。
(二)积累心理资本的文化土壤
技术不是万能的,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不能仅依赖技术手段来实现,还得依靠文化熏陶来重塑组织和个人认知行为模式,进而培育心理资本自主积累的良好生态。推动认知观念转变,开展心理健康认知“去污名化”行动,将心理素养培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必修内容。通过领导干部分享心理调适经验,消除“心理求助即脆弱”的错误认知。在组织考核中增设心理健康领导力指标,推动管理者从单纯的压力传递者转变为心理支持者。推进代际知识共享,充分运用单位各类交流学习平台,搭建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心理科学对话平台。开发代际心理互助平台,通过“导师制”实现经验型干部心理韧性传承与青年干部数字素养反哺。[15]鼓励有条件的部门创建跨代际创新实验室,围绕治理难题开展协作,在知识共享中消除代际认知分歧,增强团队心理凝聚力。实施“治理效能可视化”工程,建立政策执行效果与民生改善的直观联系,增强干部价值获得感,强化干部职业价值意义供给。开展“减缓职业倦怠行动”,运用情景重现、案例研讨等方式强化使命认同,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在价值驱动力。
(三)契合智能时代的技术赋能
数字化与技术变革为心理健康服务带来机遇,但技术只是工具,不能忘记技术始终是为人服务的。在技术创新中要牢记人文价值,要进一步构建智能增效与伦理规范平衡的技术应用框架。注重智能风险预警,开发多模态心理健康监测系统,构建融合生物传感器、行为轨迹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智能心理风险预警模型。建立,将服务关口前移的分级响应机制,对低风险情况启动自助干预,对中高风险状况安排专业团队介入,实现心理问题早发现、早干预。[16]强化虚实融合干预,打造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沉浸式训练场景。充分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突发事件处置、群体矛盾调解等高压力工作场景,通过认知重评训练提升干部应急心理素质。进一步开发相关培训课程,实现技能训练与心理建设同步提升。制定心理健康数据采集与使用负面清单,建立技术应用伦理审查和价值纠偏机制,设立技术应用伦理委员会,明确算法决策透明化要求。定期评估智能系统价值导向,防止技术异化损害人的主体性。构建人机协同决策模型,在关键环节保留专业人员最终决策权。
作者简介:董蓉英讲师
[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N].人民日报,2022-10-17(01)
[2] 胡启明,靳铭.基层干部“舆情焦虑”的成因及纾解[J].理论导刊,2025,(07):55-60.
[3] 马笑笑.政绩观视角下基层“躺平式”干部的样态、动机及引向研究[J].领导科学论坛,2025,(05):21-24.
[4]乔艳阳,王晓霞,王健,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前后基层中青年干部的负性情绪变化及其与认知灵活性、表达抑制的相互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3,31(09):1331-1337.
[5]乔艳阳,王晓霞,王健,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前后基层中青年干部的负性情绪变化及其与认知灵活性、表达抑制的相互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3,31(09):1331-1337.
[6]霍团英.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基于杭州的调研[J].杭州学刊,2018,(01):119-128.
[7] 舒全峰,杨晓婷,刘璐.智能社会治理何以产生数字倦怠——基于行政负担理论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5,41(01):98-109.
[8] 舒全峰,杨晓婷,刘璐.智能社会治理何以产生数字倦怠——基于行政负担理论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5,41(01):98-109.
[9]蒋胜男.基层干部“工作倦怠”的样态表征、生成困境与破解路径[J].中国人事科学,2024,(12):12-21.
[10] 舒全峰,杨晓婷,刘璐.智能社会治理何以产生数字倦怠——基于行政负担理论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5,41(01):98-109.
[11]李文兵.解码基层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23:79-85.
[12]谢丹妮.基层干部“反向避责”行为:逻辑、成因与治理[J].三晋基层[13] 刘颖.基层干部角色压力的来源、样态及纾解之策[J].领导科学,2023,(04).
[14] 吴铱达.新时代基层干部敢于担当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4.
[15]周德秋,赵庆远,陈渝丹.新时代乐山市基层干部心理健康状况研究[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24,26(03).
[16]虞志洪.基层干部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思考——以浙江省L 市基层干部为例[J].丽水学院学报,2024,46(03):87-94.
课题名称:2025 年杭州市委党校系统社科联课题《新时代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健康素养评估研究》;2025年富阳区社科联课题《新时代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健康素养现状与干预对策》。
课题基金:2025 年杭州市委党校系统社科联课题《新时代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健康素养评估研究》;2025年富阳区社科联课题《新时代基层中青年干部心理健康素养现状与干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