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脱贫攻坚进程，主流媒体的“四力”践行路径探析

摘要：“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 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新京报》在此时再次聚焦“悬崖村”的发展近况，推出新专题回顾旧报道，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其新闻舆论引导 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提升都有所裨益。本文试图梳理从 2016 年到 2020 年《新京报》的线上线下传播矩阵对“悬崖村”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内 容产品呈现形式，从而探析主流媒体在凝聚社会共识、承担公器责任的“四力”践行路径。

关键词：脱贫攻坚；新闻舆论四力；主流媒体；“悬崖村”

引言

2020 年，《新京报》创刊 17 周年之际，其传播矩阵下的“新京报传媒研究”推出社庆“一起”视频专题，用对谈的形式来呈现 9 个“一起”的故事。其中第四期《陈杰对话“悬崖村”学生：建了藤梯，有了新房，我还是放不下悬崖村丨一起+》，新京报记者陈杰再次回访 2016 年所报道的《悬崖上的村庄》中的其中一位女孩某色拉，并与其就“悬崖村”的变与不变展开对谈。“悬崖村”，即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该村庄地处悬崖顶，村民进出甚至是孩子上学都要攀爬非常险峻的藤条，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经济和生活水平也远远落后于平均水平。从 2016 年开始，《新京报》传播矩阵就“悬崖村”进行了多角度、多形式、长时间、深内涵的持续跟进，以多种符号形式承载意义，将“悬崖村”的真实情况反映在公众面前，成为普遍社会议题，并推动当地铁梯的建成 以及易地搬迁的落实，真正将媒体的社会责任落实到了实处。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到“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时指出，要高度重视传 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媒 体“四力”成为指导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价值目标之一[1]。4年过去，随着技术 的不断革新和“悬崖村”情况的变化，《新京报》对于“悬崖村”的报道内容也 随之不断跟进，技术形式则在不断革新。本文试图从媒体的四个力的践行角度对 这四年当中《新京报》传媒矩阵对于“悬崖村”的相关报道进行探究，从而强化 对媒体“四力”的理解内涵，进而找寻媒体报道社会事件、反映人民生活、凝聚 社会共识的有效路径和应然手段。

一、文献回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家站位，针对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要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不断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四力”。关于新闻舆论“四力”的研究，国内学界集中于内涵与概念研究、提升“四力”的必要性研究、“四力”提升路径研究三个方面。

在内涵和概念研究方面，关于“四力”，不同学科的学者给出了不同见解。沈正赋认为传播力是指新闻媒体采用一定传播方法与途径，对目标受众形成潜在影响的一种能力；引导力是指新闻媒体引导受众认识和理解新闻的一种能力；影响力是指新闻媒体的新闻作品在社会舆论界引起关注、产生反响、激起共鸣的能力；公信力是指新闻媒体在长期的新闻传播实践过程中累积的、赢得社会和广大受众普遍信任的程度或能力[2]。计永超则从广义概念出发，认为新闻舆论引导力就是特定的组织、个人和媒体根据其意图对舆论的性质、发展趋势和方向进行引导的能力[3]。

在提升“四力”的必要性研究方面，学者丁柏铨从党的执政理念等层面深入分析，概括说明了目前国内新闻舆论引导所面临的新挑战[4]。也有学者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依据，从国家层面去阐明提高新闻舆论“四力”的重要性。如林小波认为，习近平“用五个‘事关’来阐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新闻舆论工作在引领导向、凝心聚力、推动发展等方面的强大支撑作用，道出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5]。

在“四力”的提升路径方面，国内学界做到了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宏观层面上，例如潘小宇认为，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和引导力，要从工作方式的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及掌握新闻舆论话语权三个方面把握[6]。微观层面上，章友维对于在新旧媒体共生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使传统媒体抢占舆论引导制高点提出了“五可”：在主题报道上追求“可看”，在典型宣传上强调“可学”，在热点引导上力求“可信”，在舆论监督上注重“可改”，在新闻资讯上力争“可用”[7]。

总的来说，国内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四力”研究相对比较宏观，对于践行“四力”较好的主流媒体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本文以《新京报》为例，聚焦“脱贫攻坚”系列报道，聚焦微观视角下主流媒体对“四力”的践行成果，为广大媒体的砥砺前行给予榜样支持和前进动力。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主流媒体《新京报》传播矩阵下的“新京报传媒研究”推出社庆“一起”视频专题下第四期《陈杰对话“悬崖村”学生：建了藤梯，有了新房，我还是放不下悬崖村丨一起+》进行内容分析，分别对其分发渠道、技术投入、传播矩阵等内容进行数据统计，最终得出相应结论。

三、“悬崖村”系列报道对“四力”的践行路径

（一）融合传播：多形式打通分发渠道

从当下的整体传媒格局来看，单一的文字传播所带来的表现力已然不能够满 足“用户”的需求，为了防止文字可能会带来的编码解码过程中的信息偏差现象， 融合型新闻报道成为了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的大势所趋。无论是一篇报道当中融 汇多种内容形式，亦或者是同样的内容素材用各种分发渠道的形式来表现，媒体 的传播力在当下已经不仅仅是其自身的影响力有多大，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偏向于 其传播的内容是否具有社会价值、具有分享价值、具有用户的接受价值等等。 在对“悬崖村”实际情况的报道当中，《新京报》使用了多种技术手段，包 括无人机、直播等，采取多种呈现方式例如深度报道、图片报道以及观点时评， 并且通过自身的传播矩阵进行多维度分发，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1.内容为主，技术为辅

在当前媒介融合的发展大潮下，顺应时代特点有助于打破传统媒体的时空限 制、打通传者和受者之间的传播壁垒[8]。虽不能够过分夸大技术的效用，但仍然 要承认的是当下技术为新闻业带来了机遇和变革，包括新闻素材的采集、写作、 分发和呈现的各个方面。

2016年5月24日，《新京报》纸媒 A12 版面首次刊登了《悬崖上的村庄》， 引发全国公众广泛讨论，该篇报道运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对该村的生活现状进行了 深入写作，用自身的实际观察和采访来写作新闻报道。并且记者利用无人机捕捉 到了攀爬藤梯最险峻部分的全景新闻图片，为公众带来最直观的视觉冲击。同年5月1日，《新京报》对“悬崖村”进行回访报道，并且采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对 “悬崖村”的儿童如何度过儿童节进行了全程记录，让村外的公众不管身处何方 都能够以实时在场的方式，见证“悬崖村”儿童节的一天。8月，“悬崖村”钢 梯建成，《新京报》使用航拍技术展现了“悬崖村”新变化的全景——《航拍“悬 崖村”的新“天梯”母亲背满婴儿爬新梯》，这是传统报道当中，记者所无法到 达的拍摄视角，也能够成为日后回顾这段历史的珍贵素材。

然而也能够看到的是，虽然《新京报》在报道当中采用了非常多新技术来作 为内容的采集手段或者是呈现形式，最终的新闻产品呈现给公众之后，其所介绍 的事件内容才是公众所关心和聚焦的主体。即技术是作为辅助的要素出现，并没 有掩盖新闻内容本身应该有的关注度，没有出现喧宾夺主现象的出现。“内容为 王”在当下虽然不能包打天下，但仍然是此次《新京报》的“悬崖村”系列报道 所侧重点的部分，技术的使用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内容而服务。

2. 多角度多层次的呈现方式，传播矩阵形成合力

在社会热点事件中，“短视频+直播+文字快讯+深度调查”的融合新闻报道模式，为《新京报》在议题引导和信息传递当中做到了速度和深度的共存[9]。对于同一个社会事件，不同的媒体表现形式所侧重的目标也是不相同的。例如新闻消息更加侧重于新闻时效性，在事件发生后迅速撰写与分发，以保证公众能够及时的获取信息，这是大众传媒的环境监测功能。而深度报道则更加侧重于挖掘社会事件的人物特性与共性、结构性问题等，为公众进一步了解事件背后的意义内涵提供素材。此外，新闻评论则更加侧重于对于公众舆论的正确引导，以明确的观点性语句来凝聚社会共识的形成。

除了纸媒之外，《新京报》还充分利用了其线上线下等全线内容矩阵，进行 内容的分发传播。且对于不同的媒介风格，相应的呈现了不同的内容。《新京报》 的微信公众号矩阵“拍客”以及“新京报传媒研究”、微博客户端@新京报、@新京报我们视频等都对“悬崖村”进行了适合自己媒介风格的内容生产，最大化传播效果。“新京报传媒研究”推出的《独家！<悬崖上的村庄>采写幕后》发出后，迅速获得万赞。

四年来，《新京报》围绕“悬崖村”的报道采取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呈 现形式。2016年5月25日，《新京报》发表社论《精准扶贫，让悬崖村孩子告 别爬藤梯，用评论的形式对于“悬崖村”进出危险困难的境况发表明确观点， 此篇文章也成为推动“悬崖村”开始搭建钢梯的一个发力源。8月，《新京报》 挖掘普通人视角刊发《彝族新娘爬新梯嫁进“悬崖村”》，以新的角度出发报道钢梯的建设成果，侧面呈现如今“悬崖村”的进步之处。

（二）互动引导：传受者平等话语提升接受可能性

当前社会形势要求媒体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来综合考虑自身的 传播模式和姿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10]。在进行 新闻报道的过程当中，媒体如果使用居高临下的说教式口吻，反而可能会使传播 效果朝向与意料相反的方向走去。而平等的话语体系则会使公众更加容易接受， 媒体的引导力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例如在《新京报》的图文报道《“悬崖村” 孩子艰难上学路，荒野徒步六小时》当中，记者亲身参与孩子们的上学路途，用 相机真实的记录下了路途上的画面细节。如此，作为信息传达的发出者主体和作 为信息接收者的公众，通过图片建立了连接，双方站在平等的对话关系中进行新 闻事实的传递和接受，因而公众能够最大程度通过图片唤起个人共情，从而引发 对于“悬崖村”的生活环境以及当地儿童上学困难的关注，进而由精神上升到思 考进而落实到行动，自发为“悬崖村”的儿童寄送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等。

另一方面，公众对于“悬崖村”议题的关注，也让其对更多信息的渴望更加 强烈。此时《新京报》适时打通媒体报道的前台后台，将新闻的平等对话进一步 扩展开来。例如“新京报传媒研究”推出的《陈杰对话“悬崖村”学生：建了藤 梯，有了新房，我还是放不下悬崖村丨一起+》，其中对于当时“悬崖村”报道的真实幕后做出了介绍，以记者本人的第一视角呈现最真实的场景信息，从而让公众产生平等对话和交流之感。

因此，通过报道当中客体即新闻人物和主体即新闻记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以 及内容发出主体即媒体和内容接收客体即公众之间的平等关系，媒体的引导力得 以在沟通和对话的拟态平等话语当中得到提升。

（三）建筑公信：真实性和透明性的践行

1.真实性：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基础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容。真实性原则虽然 是主观判断，但它却有着厚实的客观基础[11]。媒体只有长期的积累自身的公信力， 才能够让公众信服其传播的内容为真。虽然客观存在的真实事件媒体无法做到全 部报道，但是媒体所报道的新闻事件需要确保真实性，虚假新闻的出现会导致公 众对于一家媒体迅速失去信任，从而影响媒体自身的长远发展。

而新闻报道的力量也在于其真实性，能够引发公众情绪的往往是真实发生的 客观事件。例如在此次《新京报》对于“悬崖村”的系列报道中，无论是报道当 中涉及到的地区的整体生活境况，还是报道当中对于藤梯险峻的细节描写、报道 当中出现的人物陈古吉和某色拉则，都是客观存在的客体。真实的事件故事拥有 的力量，能够让公众代入到报道当中。对于媒体自身来说，一篇报道的成功、一 个新闻事件的真实呈现，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媒体在社会上的公信力程度。

2.透明性：幕后的呈现打破报道“神话”

过往的新闻生产过程当中，新闻背后的故事往往是被忽略的，即新闻是如何 生产出来的。迈克尔·卡尔森和李·赫尔姆勒等人对新闻的透明性的定义分为“公 开的透明性”以及“参与的透明性”[12]。这里试图讨论的是前者即“公开的透明 性”，这就要求新闻的生产过程对公众公开，包括新闻是如何采集的，源头从何 处取得，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团体等。尤其是在当今媒体变革的大背景 之下，新闻的“客观性”开始进一步向着新闻的“透明性”演进。对于透明性的践行正是媒体公信力的体现。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新京报传媒研究”推出的《独家！<悬崖上村庄>采写幕后》，记者陈杰从新闻图片的镜头背后走到了台前，以自己在采访和观察当中的亲身经历和反思来对“悬崖村”进行主观视角的呈现，以他人提问陈杰回答的方式，用更加生活化的方式来讲述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故事。这种形式能够迅速拉近公众与新闻之间的距离感的同时，也让一篇新闻稿件是如何诞生、背后的社会关系更加直观的呈现给了公众，让受众更直接触摸新闻人物本身，从而更加接近所报道的社会事件，这是一种新闻表现的叙事技巧[13]，并且很好的践行了新闻的“公开的透明性”。公众对于媒体的运作方式拥有了解之后，对于媒体便容易产生信任的心理，进而由个案推及其他，反过来侧面提升媒体的公信力，形成良性闭环。

（四）扩张影响：“时效度”着力承担社会责任

影响力即新闻媒体所生产的内容产品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唤起了公 众的共情，并且推动了社会事件的解决。也可以认为媒体的影响力就是评价其传 播效果的“指示器”和“晴雨表”[14]。媒体的影响力大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舆 论引导能力的体现，有了影响力的媒体自然能够感召公众思想，从而对他们的价 值观和人生观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力的扩张也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 长期的累积而形成。媒体的影响力意义之大在于，美国政治学家霍华德认为：“用 鼓动性的语言创造出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这就是舆论影响力的作用。”

1.操作理念上“时效度”提升影响力

《新京报》在对“悬崖村”的系列报道中，分别由“时效度”出发，进行媒 体的影响力扩展。在“时”方面，“悬崖村”当地政府在 2016 年 8 月份开始钢梯的建设，《新京报》始终密切追踪钢梯的建设情况，及时甚至是实时呈现给公众，例如《凉山“悬崖村”开启藤梯加固工作预计 1 个月完工》，对于钢梯的建设情况进行了多方面多信源的了解，结合数据的方式推进公众对于信息的了解。在“效”方面，《新京报》的系列报道对于当地的脱贫攻坚工作有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在 2016 年 6 月 1 日《新京报》对“悬崖村”的儿童节产出了包括消息、评论、图文、直播等内容产品，展现了孩子们没有鞋穿的细节。6 日，《新京报》再次刊发特别报道《“悬崖村”18 名学生收到新鞋》，该报道与五天前的报道相呼应，体现了《新京报》的影响力大小，同时也是大众传媒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的体现，也是在对这一行为做出肯定，引导更多公众对于“悬崖村”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和思考层面，而是进一步巩固了行为实施。2016 年 11 月，《新京报》发布头版《我们在坚持 他们在改变》，用图文和视频直播报道的方式，将媒体的影响力效果重新加以强调。2020 年，“悬崖村”易地搬迁工作正式完成，村民告别悬崖顶来到了政府安置的居住点当中，这也是脱贫攻坚工作的一大成功，《新京报》这四年来的相关报道某种程度上是这一脱贫成果的推动者之一。在“度”方面，《新京报》对“悬崖村”的报道基本秉持客观理性的立场，没有情绪化的过激表达，使舆论的声音维持在了正常的理性讨论之中。

2. 公器责任上新闻舆论监督彰显影响力

媒体的影响力也体现在其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效用之上。新闻舆论监督具有 极大的指向性，也具有广泛性、即时性、权威性以及巨大的影响力等[15]。从事件 本身出发，《新京报》的“悬崖村”系列报道使一个地区的困境被呈现在全国公 众面前，在群声建议当中，当地开始修建钢梯，并且积极发展当地特色农业经济。

除此之外，新闻报道所聚集到的注意力流量，使当地的旅游业也开始发展起来， 许多从外地赶来的游客亲身来到“悬崖村”，体验攀爬藤梯的过程，相应的当地 的卫生环境和公共设施由于游客的到来也开始配套和跟齐。从更大的视角来看， 媒体的舆论监督也能够给当地政府关于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度的督促和压力，在 2020 全面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年，“悬崖村”也是实现目标的必啃难点，媒体的时刻跟进和监督也是其影响力大小的体现。

（五）应然反思：全方位发展媒体“四力”，构建主流价值观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新闻舆论工作要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角度发来进行报道活动和内容生产。在当前风险社会、流动社会、信息社会的形式之下，信息爆炸和有效信息匮乏并存，舆论传播环境愈发复杂。提升“四 力”的初衷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16]。从《新京报》2016 年到2020 年这四年间对于“悬崖村”的跟踪持续报道当中，其本身所具有的“四力” 特点都给新闻报道的价值以加持，反过来此篇报道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也给媒体本 身提升了“四力”。

因此，主流媒体应然不断思考自身是否有掌握和使用技术手段的能力，强化 “内容为王”的核心理念。传统的思考维度和运作方式在当下已经很难适应现代 化信息社会的发展路径，这就需要在保证内容质量的同时，优化顶层设计，遵守 基本原则，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探索媒体的“四力”新突破。以此来维稳自 身社会公器的责任职能。

四、结语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在此关键节点，《新京报》作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流媒体，其再次回访“悬崖 村”现状，推出其安置新房、异地搬迁的新闻报道，以及对话报道记者的专题报 道。对于当下社会议题的引导起到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在探析“四力”的表现 路径之下，媒体应该思考如何继续践行社会责任意识，将“四力”的内涵与新技 术、新市场、新环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形成常规性的理念，进而继续指导现实 才是当下应然发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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