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山人”文化与书学思想

摘要：隐逸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精神追求和存在方式，在历代文人士大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代，隐逸文化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山人文化”呈现出来，并对当时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普遍且特殊的影响。

关键词：隐逸文化，山人文化，书学思想

隐逸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三皇五帝开始，延绵几千年具有悠久的文化渊源和丰富的表现形态。在明代，以“山人”自称是隐逸文化中的一种形态。“山人”一词，最早见于《荀子》：“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 （春秋战国）荀况：《荀子》卷五 清抱经堂丛书本。]]此处“山人”指居住在山林中，从事日常劳作的民众。“山人”词义在历朝历代各有不同，有山居之人、隐逸之士、江湖之术士等意思，不同词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描述道：“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集部三十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笔者在整理相关文献时发现，自明代以“山人”为字号的现象很普遍，上至高官，下至士人、技艺人士，这一现象到明末清初逐渐减少。张德建在《明代山人文学研究》一文中，对“山人”如此界定：“以诗文书画为工具，干谒权贵，并不断得流动，以获得‘幕修’或赠与为最主要目的的一个士人社会群体。”[[[] 张德建：《明代山人文学研究》《绪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这独特之处还有以“山人”自称由分散个体变为以此谋生、彰显身份的读书人群体。

“山人文化”的形成与变迁

明初，受程、朱理学在政治、文化领域中领导作用，书法理论、书法审美在理学的尺度下设定了标准，台阁文化占据诗歌和书法的主导位置，“山人”文化几乎没有影响力。当然，明初也存在隐居而不仕，以“山人”自称的士人，非本文讨论范围，如席帽山人王逢、九灵山人戴良、玉峰山人赵善瑛。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中指出，“山人”的出现始于嘉靖初年，盛于万历。“山人”文化滥觞于吴中，明代嘉靖时吴地经济繁荣，工商业发展迅速，产生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士子们自幼便立志，以华屋、良田、娇妻作为进取的目标，入仕的愿望大减。经济的富足，激发文人的雄心和豪放，就是所谓的“财大气粗”。文人对八股文僵化形式的厌倦，加之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艺思潮鼓吹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清）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八十八文苑传，文苑三，清钞本。]]，此类文章与科举的八股文格格不入，故导致大多数士人无法中考，即使中举也会面临无法再进取的命运。这些在仕途失意的文人转向诗文书画创作，成为山人群体的一员。这时期的代表书家为吴门派书家，枝指山人祝允明、雅宜山人王宠、白阳山人陈淳、文徵明、唐寅、林屋山人蔡羽等。曹元亮在序中道：“日与祝希哲、文征仲诗酒相狎， 踏雪野寺，联句高山，纵游平康妓家。或坐临街小楼，写画易酒，醉则岸帻浩歌，三江烟树，百二河山，尽拾桃花坞中矣。”[[[]（明）唐寅：《唐伯虎全集》，周道振，张月尊辑校，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这时期的山人，部分有一定功名，经济来源相对可观，远离庙堂文化中心，寻求山林与市井的自适，所以山人的生活不需要通过干谒获得物资，社会地位也不低。弇州山人王世贞曾言：“天下法书归吾吴”[[[]（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说部，明万历刻本。]]，这批“山人”的书艺成就之高，代表当时书法的最高水准，为日后山人所景仰。

明代中叶后，商品经济发展，逐利意识增强，刺激艺术品的需求。人们追求高大的楼阁，大式条幅在明代中后期逐渐成熟并达到顶峰。政府对前期遗逸人士的搜访力度减少，唯有科举之路才能获得加官进爵，但科举限额录取，使得大量读书人沉沦，享乐之风盛行。士人迫于生计，不再禁锢于“君子固贫”的陈旧思想。另一方面，王阳明发展陆九渊心学，用以对抗程、朱理学，泰州学派的心学思想，“百姓日用即道”，启发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反对束缚人性，使得市民阶层崛起，以及李贽“童心说”的出现、禅宗思想的流行，为山人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态度提供了可借鉴和改造的思想资源。明代中叶，无论经济、哲学、文学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解放思潮。这时山人群体的最大特征是其流动性。下层文人家境贫寒，科举不成，被排除在仕途之外，凭着自身文化修养与技艺干谒公卿，以幕客、门客身份谋求生存与仕途发展。主要代表有群玉山人周天球、钱山人钱谷、天池山人徐渭、句章山人沈明臣、玉遮山人王稚登、由拳山人屠隆、张凤翼、百花山人张献翼等。这时期的山人部分受前代山人影响，甚至直接拜为师，如周天球、钱谷等曾拜文徵明门下学诗文书画。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变迁对山人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变化、士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心学与禅宗思想的兴起都为山人群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一时期的山人群体以其独特的流动性、文化修养和技艺成为了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力量。

晚明后期，山人也是大名士、隐士，错综复杂的身份构成使晚明山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山人文化与名士文化交融，并得到社会的认同。陈继儒被推为这时期山人的代表，其少年时曾用号“半石山人”。但陈继儒《题李茂承诗草序》如此批评山人：“诗者千秋之物，今山人游客往往借为筐篚，以通于朝士之籍，久之营二窟以居，利与名两收之，此诗道之辱也。”[[[]（明）陈继儒：《陈眉公全集》卷六，大道书局，1935年，第9页。]]归其缘由，山人的游走干谒，明代士人往往将其比为商贾，山人“问舟车于四方”为谋食而非谋道，违反了一直以来“学不谋食”“以治生为俗累”的士林风尚，故山人为世人所诟病。另外以“山人”为称号的著名书家还有果亭山人张瑞图、二室山人王铎、八大山人朱耷、中条山人张复等，皆为明末之人，成为清初遗民，其影响巨大。

总的来说，从明初到晚明，山人文化强调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独立思考，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但是山人文化之下的隐逸文化不同于传统，最初的不再贫居困住的隐居，而是转变为一种能满足内心物质需求，可享受安逸生活的隐居形式，到后期“隐于市”，身隐而心雄。山人文化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明代社会经济的变迁和士人阶层思想观念的转变。山人群体以其独特的流动性、文化修养和技艺成为了明代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力量。

“守而勿失”到“真我面目”的书学思想

明代中期，也是山人活动早期，其圈子主要为吴中文人。王世贞作为文坛领袖“后七子”中的领袖，其文学主张复古，对古典尤为推崇。王氏的书法思想既反映了当时的特征也具有指导作用，这也深深影响山人群体的审美取向。

文徵明的书学观以纯正、典雅为准则，其书法实践学北宋，其对北宋苏、黄、米评价甚高，可见他已经摆脱明初程、朱理学影响下对北宋苏、黄、米鄙视的戒律。文氏的论书思想多见于题跋，《跋李少卿帖》云：自书学不讲，流习成弊，聪达者病于新巧、笃古者泥于规模。”[[[]（明）文徵明：《甫田集》卷二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他亦不死守教条，在古与今、法度与情性有自己的取舍，在守传统与求创新上具有辩证思想。

李应桢的“奴书”论，为吴中书家理论探索具有一定基础。“奴书”指拘泥于范本，平板而无变化的作品。而祝允明在面对“守法”与“弃法”两种倾向，其书论趋向后者。其外公徐有贞对其学书典训：“自髫丱以来，绝其令学近时人书，目所接皆晋、唐帖也。”[[[] （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二十六，《写各体写与顾司勋后系》，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565页。]]祝允明在后来的学书实践中寻得共识。对李应桢《奴书》之论，祝允明在《书述》中清醒的认识到：“太仆资力故高，乃特违众。既远群从宋人，并去根源。或从孙枝，翻出己性，离立筋骨，别安眉目。盖其所发《奴书》之论，乃其胸怀自憙者也。”[[]]对此祝允明专作《奴书订》表其态度，文章开头便说“觚筦士有《奴书》之论，亦自昔兴，吾独不解。”[[]]祝允明对“奴书”之论感到无奈且十分不能理解，文中八次用反问语气对“奴书”论进行反驳，他认为求新求变必须建立在深入传统的条件下，主张“沿晋游唐，守而勿失”，而他自己本身也是将学古与创新辩证的统一起来。祝允明之论并非反对个人创造，反则强调创作中的情性抒发，也恰是以吴中文人为代表的“山人”对书写自由写意倾向的书法观的写照，是晚明山人个性大解放的端倪。

晚明各式各样的思想大放异彩，王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兴起、李贽“童心说”的出现以及禅宗思想盛行，使晚明文学艺术思潮的个性解放推到极点。无论文学或书法上，徐渭最能代表这时期的山人。公安派对徐渭推测倍至，其思想中充满了狂放不羁的叛逆精神和真情的流露。徐渭的书学观念可谓激进，他认为学书“临摹直寄兴耳”，要有“真我面目”。徐渭很少谈及师法问题，其《玄抄类摘序说》“笔死物也，手之支节亦死物也，所运者全在气，而气之精而熟者为神。”[[]]涵盖了他的书学思想，强调“心”在书法创作中的统摄作用，取“神”靠“气”，“气”置于第一位，反对依样画葫芦的模仿，而是寻求心灵与自然之间的契合，虽粗头乱服之嫌，可充满活力，一改长期书坛模仿之旧习。但我们需要清楚的是，晚明山人张扬个性，求变求新的书学观念，就一定完全反对赵孟頫复古主张，就其代表的公安派来说，他们倡导“独抒性灵”“我面不同君面”，亦重视向传统学习，而非求新求变即反对广义上的复古。

山人的书论在强大的思想解放思潮下，由复古到追求释放自我，谋求内心的自适。个人解放的思潮，也成为晚明美学思想的特征。明代中后期山人，放飞自我，发展个性，多为狂狷之徒、特立独行之人，唐伯虎、徐渭且不说，屠隆、王稚登纵情行乐，行为怪异，不受约束，故他们的书法创作上不拘一格，持有自己风格。也存在张狂的线条浮滑、软弱，缺乏实质内涵等问题，点画往往随意缺乏法度支撑，多姿多态的弊病自然被后人舍弃，但山人书论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却历久弥新。

从“守而勿失”到“真我面目”的书学思想演变，是明代山人群体书法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线索。它反映了明代书法艺术的内在逻辑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也为我们理解明代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提供了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