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视角下乡村非遗发展研究

1.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Supported by Graduate Innovation Fun d of Jilin University）（项目编号：2024CX008）。

2.吉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课题“新时代非遗融入高校美育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H24639）。

3.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考古遗址文化景观的生态设计研究”（项目编号：2022B180）。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社会经历了显著的变革。政府政策的介入、资本的流入、游客的涌入，以及村民角色的演变，都对乡村空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发了从物质空间的改造、社会空间的调整，到文化空间的重构等多层面的响应。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非遗的角色经历了从传统守护者到积极参与者和创新者的转变。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的挑战，非遗需要在乡村空间中重新定位其功能和意义。

关键词：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 乡村空间 空间生产理论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将文化建设放在优先发展位置。中共十八大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成为延续中华文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坚定文化自信、铸就民族共同意识的重要源泉。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意见》指出提出以“文化引领、产业带动”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之一，增强乡村的文化软实力，充分利用乡村特有的“乡土文化”。并提出培育乡村非遗旅游体验基地等实际举措，“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非遗源于传统农业社会，是农耕文明的自然产物，与农业生活、精神追求紧密相连，形成与日常实践相关的文化表达。乡村因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与独特社会结构，使非遗在传统生产生活模式中不断传承，代代传递保留丰富历史信息，维系文化连续性与社区身份。非遗在增强地方认同、凝聚社区力量、传承历史记忆上作用关键，其现代传承与创新，更是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实现文化可持续的重要动力。

在过去十余年中，中国的乡村发展经历了明显的演变，从“新农村建设”逐步过渡到“建设富强美丽的新农村”，并最终演变为“乡村振兴”策略的实施。这一发展轨迹不仅标志着政策的演进，也反映了对乡村发展目标和理念的深化。在这一过程中，“振兴对象”的概念由“农村”向“乡村”转变，这一术语的变化反映了从传统农业生产向包含更广泛的乡村生活和文化维度的发展视野扩展。随着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与乡村的综合发展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一、空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经历了战后的衰退，粮食供给问题作为战后修复时期的主要问题，致使西方国家将目光聚焦在被忽略的乡村。这时期对乡村的研究是将其放在功能视角下，将乡村空间看为可以进行农业生产、再生产的“容器”。1980年代，在政治经济视角下，乡村的“农业”属性势弱，城乡边界模糊，乡村出现了明确的“去地方化”的倾向，当时政治经济学家甚至消极地认为“乡村经济”已不复存在[1]。这时期对乡村空间的探索开始从物质、具体空间研究逐渐转为意识、表征表针研究，引发了乡村的“地方性—社会表征”的二元对立局面。

Lefebvre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引发了高度的关注。他认为“空间”不仅是客观物理空间，还是人类主体有意识的社会活动所产生的，并提出“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即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Halfacree在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的基础上，从乡村主体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乡村空间的三重模型——乡村地方性、乡村的表征和乡村日常生活。

中国对于“乡村空间”的研究同样也经历了漫长的演进。中国乡村空间的转型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乡村重构与转型，与西方的乡村空间转型存在着时间差异[2]，除此之外，不同于国外市场为主导的乡村空间变迁，中国的乡村变迁主要驱动力来自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20世纪上半叶，正值新中国筹备时期，以建设为主旋律的国家发展序幕已经拉开。直至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以城市建设为中心，以工业化为主导的战略决策。基于温饱的压力，“国家开始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意识地改造，乡村社会结构由此发生了变化。”这种政府主导的乡村空间变迁，在早期表现为地方政府以城市扩张和土地财政的“工具思维”对乡村空间进行规划[3]，乡村空间功能出现了单一性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进行了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变革极大地加速了乡村的非农化进程[4]。乡村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逐渐走向多元化发展。张小林率先拓展了乡村概念的界定范围，他从职业、生态、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对乡村进行了细致的界定，并引入了社会空间与经济空间的概念到乡村地理的研究中，其认为，乡村空间由经济、社会、聚落三大空间构成[5]，这种多视角的探索显著拓宽了对乡村的认知，使得乡村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区域化分析。然而，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学界对乡村空间的认识仍旧集中在物质空间层面，视乡村为具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

随着21世纪的到来，“空间生产”理论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并被引入到乡村研究领域。这标志着乡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物理空间的“容器”观念转变为理解空间作为社会产物的观念。这一理论的引入促进了乡村的空间属性逐渐脱离其原有的物理限制，转而被视为一个动态生成的社会构建。通过对国内外乡村空间研究的综合梳理，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和西方国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但在发展逻辑上显示出一定的相似性。

二、乡村空间的多维理论系统

（一）“人地关系”系统下的乡村空间构建

Lefebvre的“空间就是产物”和Halfacree的“三元辩证法”将空间从局限的物理空间中解放出来，构建了复杂的社会—文化空间。Halfacree的“三元辩证法”即乡村地方性、乡村的表征、乡村日常生活。乡村地方性指的是具有明显乡村特征的实践活动的发生场所，是可以被感知的物理空间；乡村的表征则是诸如一些资本利益集团、文化权威、规划者或者政客们对乡村的一些表述以及乡村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方式，是被构想的主观空间；乡村日常生活则包括了对乡村生活理解和认同的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6]。乡村空间“三元辩证法”通过探讨乡村地方性、社会表征、日常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乡村空间的研究推向了整体性、综合性研究（如图1）。

Halfacree的“三元辩证法”是对乡村“人地关系”关系的重新梳理，其对“人地关系”的理解中，“地”通常指的是自然地理环境；而在广义的解释中，“地”可以被视为由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共同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7]。在广义的“人地关系”框架中，物质的自然环境要素与人文环境要素共同构成了物质空间，包括自然空间以及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的实体空间。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则创造了社会空间，而在意识（非物质）层面，人文环境要素形成了文化空间。以人与当地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将乡村空间大致分为乡村物质空间、乡村社会空间和乡村文化空间（图2）。从这三个层面对乡村空间进行剖析，可以形成对乡村空间更加完整的认知。

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均源于“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并呈现出一种从具象到抽象、从有形到无形的递进关系（图3）。在探讨乡村空间系统时，乡村的物质空间由例如自然景观、庙宇、手工作坊等有可感知要素构成，这些要素形成了可以直接感知的实际空间；乡村的社会空间则源自居民广泛的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个层面，具体体现在村庄的组织治理和日常生产实践中；最后，乡村的文化空间映射了居民的内在精神世界和文化表达。这种从物质到社会再到文化的层次结构，不仅揭示了乡村空间的多维性，也强调了这些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关系。

（二）后乡土时代的乡村空间

随着经济发展及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乡村空间的主体需求已经经历了显著的转变，目前更加倾向于关注乡村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多元化诉求。这种转变标志着中国乡村社会正在逐渐进入一个被称为“后乡土”时代的新阶段。多方权力的介入，特别是政府的介入，已经对乡村自治的空间产生了明显的挤压[8]。政府政策规划深刻影响乡村传统自治，削弱社区决策独立性。资本涌入，市场经济渗透乡村，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与经济社会结构，带来新机遇，也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传统生活瓦解。非乡村人口尤其游客影响日显，旅游发展引入资本与外来文化，改善经济，却侵蚀乡土文化，改变社会结构与文化景观，乡村为迎合游客过度 “包装”，丧失原有特色。村民角色随之转变，不再局限于务农，而是多元经济参与者，生活方式、价值观与社会联系深刻变化，这既带来新契机，也冲击传统乡村生活。

上述变化，包括政府政策的介入、资本的渗透、游客的流入以及村民角色的变化，共同塑造了乡村空间，并引发了多层面的响应，涵盖了物质空间的改造、社会空间的积极调整以及文化空间的深度重构。在此背景下，非遗在乡村空间重构中的角色已经从传统的守护者转变为一个活跃的参与者和创新的先锋。面对挑战，非遗需要在乡村社区中重新定位其功能和意义。

三、非遗赋能乡村空间

非遗对乡村空间的赋能源自其在文化认同、社区连结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非遗在乡村社区中不仅作为一种文化表达的存储器，保持和传递了丰富的历史和传统，也因其深植于当地的特性，成为塑造乡村地区身份和连续性的核心力量。通过非遗的活动与实践，可以加强村民之间的社会纽带，共同体验和参与这些文化活动，从而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自我认同感。

（一）带动乡村社会空间多元发展

乡村社会空间中，人与环境紧密交织。非遗系统表达乡村民俗元素，既是乡村社会表征的关键部分，又生动再现乡村文化内涵。其活动与实践丰富乡村文化层次，融合传统与现代，推动乡村文化的深入理解和重构。非遗依托乡村独特背景，拓展出广阔发展空间，在文化保护同时探索多元路径。这既涵盖传统文化传承，也涉及融入当地经济活动，像开发非遗主题旅游、教育课程和手工艺品市场等。如此整合，提升非遗经济价值，增强其实用性与吸引力，助力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价值增长。

（二）完善公共设施建设

将 “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态博物馆” 理念引入乡村非遗发展，助力完善乡村物质空间建设。以挪威生态博物馆模式为代表的资料信息中心与村落文化原状保护标配模式已形成 “中国经验”。乡村 “资料中心” 属公共文化设施，由收藏展示、信息保存、旅游接待三部分构成，因服务侧重不同命名各异，基于乡土文化特性，可称其为 “文化记忆中心”（简称 “记忆中心”） 。“记忆中心” 收藏展示空间与传统博物馆 “橱窗式” 展示不同，像面 “镜子”，供居民自我反省、了解社区，也为游客展现地区文化生态。游客接待空间重视访客反馈与互动体验，强化文化活力与吸引力，成为文化交流平台。档案存储是 “记忆中心” 基本职能，借鉴梭戛生态博物馆，运用现代科技整合村庄多元信息，收录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中心” 建设源于生态博物馆实践，但展示与信息收集更侧重 “乡土性”，让访客接触乡土文化 “记忆”，感受其智慧与独特。

（三）助力乡村文化空间重构

乡村振兴的灵魂在于文化振兴，而建立乡村身份认同的核心同样是文化。在多方力量介入乡村发展的背景下，目前乡村所面临的共识削弱问题也是乡村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其根源在于“乡村自治空间的挤压和自治文化的断裂。”尽管目前乡村社会仍保留着“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但其文化基础却表现出了显著的断裂现象。为了有效地修复这一文化断裂，首要任务便是增强乡村内部的共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非遗的活跃参与成为关键因素。

共识的形成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的过程。认同是“个体在心理、思维的趋同过程”。这种认同不仅是个体心理的自然产物，也是个体在持续的社会交互和思想交流中所形成的一种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映射了个体如何在其生活环境中进行自我整合与调适，它们构成了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高度的文化自觉也能加强对自身文化认同的理解和重视，帮助文化在变化中保持活力和连续性。

非遗在乡村空间的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认同的增强、社区连结的强化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上。在社会空间层面，非遗活动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在物质空间层面，推动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和“记忆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了文化保护和展示。通过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和社区归属感，非遗有效修复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断裂，成为连接乡村过去与未来的纽带，确保乡村文化的持续性和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

结语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乡村正在经历深刻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变迁。通过对“空间”理论的深入分析，并结合中国乡村特有的人地关系，将中国乡村空间解构为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三种类型。为乡村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后乡土时代的背景下，中国乡村空间发生了显著变迁，这些变迁深刻反映了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社会结构、文化认同及经济形态的多重影响。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一种动态的文化资源，非遗不仅承载着乡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还通过创新性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重构注入了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Rural Sociology and Rural Development ， James H Rural Sociology; Dec 1， 1972; 37， 4;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pg. 515.

[2]王丹，刘祖云.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进展与启示[J].地理科学进展，2019，38（12）：1991-2002.

[3]林磊.近年来乡村空间研究回顾[J].北京社会学，2021，（08）：109-118.

[4]胡晓亮，李红波，张小林，等.乡村概念再认知[J].地理学报，2020，75（02）：398-409.

[5]张小林著.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 以苏南为例[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李红波，胡晓亮，张小林，等. 2018.乡村空间辨析[J].地理科学进展，37（5）：591-600.

[7]吴传钧.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经济地理，1991，（03）：1-6.

[8]陆益龙.后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