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

摘要：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并因吴佩孚军阀政府酿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罢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成立并保存总工会，进一步争取、保存工人的权益。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京汉铁路大罢工运动来认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及党对工会领导工作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党的领导

一、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历史背景

20世纪初，世界局势动荡不堪，战乱频发，帝国主义势力猖獗，已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摧残下的中国早已破烂不堪，瓜分殆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铁路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朝政府计划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由各省商人集资兴建卢汉（卢沟桥—汉口）铁路。然而，战败后的清朝政府负债太多，信誉扫地，各地商人害怕自己的投入打了水漂，始终持观望态度，致使此计划无人问津。直到1896年10月，张之洞设立铁路总公司，统筹卢汉铁路的修建。”[1]

修建卢汉铁路的消息一经传出，美、英、法、俄、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便展开了修建铁路权力的争夺战。清朝政府经过一番权衡，决定由比利时全权负责修建事宜。1898年6月，双方签订了《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卢汉铁路行车合同》等合同规定，工程由比利时公司负责监造；除汉阳铁厂可以供应所需材料外，其余都归比利时公司承办，并享受免税待遇；借款期限内，一切行车管理权均归比利时公司掌握。[2]1897年铁路正式开始修建，前后历时9年，于1906年4月1日全线正式通车，后改名京汉铁路。

当时的京汉铁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大动脉，同时更是北洋军阀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多方势力对铁路资产及其收入的贪婪吸取，致使铁路沿线的工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铁路工人上工要拿工牌号，黑心的工头为了剥削工人，上班前故意把表针往前拨，工人“迟到”就予以罚款或干脆不给工钱，下班前又把表针往回拨，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京汉铁路上的工人们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有的延长到13小时。可如果不拿工牌号，又意味着一天的工白做了。在残酷的压迫下，工人们发出“军阀刀鞭沾满血，工人何时能出头”的愤怒呐喊。

对于吴佩孚而言，京汉铁路是他的经济命脉，仅1922年这一年，京汉铁路就给他带来了2639万大洋的收入。[3]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势必会影响到吴佩孚对京汉铁路的控制，因此，吴佩孚不可能容忍总工会的存在，更不会做出退让。面对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召开，吴佩孚撕下了伪装已久的虚伪面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将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在武汉等地以设立学校，工人夜校等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京汉铁路工人待遇及工会作用

京汉铁路作为当时北洋军阀势力范围内的重要铁路干线，在1923年的时候就有22000余名工人。占当时全国铁路工人总数的1/5。1911年之前，京汉铁路的工人们并没有正式的工作休息制度，北洋政府时期，大部分铁路工人的工作时间为10小时，但因其铁路部门职能不同，工作时间长短也各有差异。厂内工人的工作时间最短，其次则为工务处的工人，在车站当班的工人属时间最长的，开火车的司机，擦车夫等机务处工人和车守，车役等工人虽工作时间较长，但休息时间也相对长。[4]直至1922年8月，京汉铁路罢工，他们向铁路局提出的要求中，未曾有一项涉及到减少工作时间，他们最为关注的是加薪和改善生活条件。

民国初期，铁路工人也没有星期例假休息制度，大部分铁路上的工人只准许每月一日至十五日休息两天，部分铁路上的工人还需要扣除工作。而京汉铁路的工人们相比之下条件较好，每个星期日休息，每年除例假以外，工人还享有短假14天，病假7天，且不扣除薪资。因此，大部分同一时期爆发的铁路工人运动，其条件以京汉铁路工人的条件为模板。[5]

从工资水平来讲，当时京汉铁路运营状况良好工人工资相较于其他铁路也较高。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的平均月薪为19元，但其最高工资达到了81元，最低工资只有6元。其差距主要来自于技术不同，工种不同。其中技术工种的工资可达26元，学徒工资在9元以下。[6]除工资外，京汉铁路的工人还享有奖金、加班费、津贴、临时补助金以及包工所得等收入。此外，铁路工人若工作的区域内有战争发生，其工资则为原有工资的三倍。除上述收入外，京汉铁路的工人们还享有其他福利待遇，如可免费去铁路医院看病，就医；工人及其直系亲属乘坐京汉铁路免费；在一些铁路沿线还盖有房屋供铁路工人住宿等。[7]

铁路工会的出现，提高了铁路工人的工资，改善了铁路工人的待遇。据《劳动周刊》，1921年7月间，京汉铁路线长辛店工会组织过两次斗争，斗争目的为提高工人的待遇，且最终均取得胜利。以1922年2月，郑州机务处工会发言为例：厂首陈福海“任意剥夺工人自由，以牛马之行径对待工人”要求铁路局撤换其职，并以罢工为威胁，京汉铁路工会和全国其他工会纷纷支持，从而迫使铁路局答应工人的要求。最终在公会的带领下，欺压工人者要么革职降薪，要么免不了牢狱之灾，工会为工人们的精神及身体提供了保护。[8]再次，铁路工人在参加公会后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在铁路工会组织之前，铁路上的领导阶层与工人的社会地位差距巨大，铁路工人工作时间长，工作内容劳累，现在得到了大大改善。最后，铁路工会还会救助遭到不法侵害的铁路工人，擅自打人者，以公报私仇者皆被绳之以法。[9]正是因为铁路工会给了工人实实在在的利益，京汉铁路工人才积极参加铁路工会，并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工会。

三、中国共产党在京汉铁路工会组建及罢工中的作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承担起了工人运动领导者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了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和要求，决议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在武汉，陈潭秋等人经常深入江岸铁路工人之中，从实际中考察走访，深入了解铁路工人的待遇地位等问题，同时通过设立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自1922年起，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10月下旬毛泽东走进江西安源，开启实现和完成党的一大确定的成立共产工会和开展工人运动革命的任务大幕。[10]同月，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在武汉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由包惠僧等人担任主要负责人，鼓舞工人们联合团结起来，同北洋政府控制下的路局进行斗争，自此，革命的火种在这里埋下。同时在工人夜校的帮助下，铁路工人工会也迅速建立起来。1922年1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组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诞生，以杨德甫，林祥谦等人为工会代表领袖。到了1922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京汉铁路沿线一共发展成立了16个分工会。一直到1923年2月1日，在党的领导与分会工人的迫切要求下，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但由于军阀吴佩孚的阻挠破坏，会议提前结束，并将总办公处移至武汉江岸，并决定于2月4日起进行罢工，抗议军阀的暴行。[11]

在成立总工会当晚，工会代表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许多党的优秀成员如张国焘、罗章龙、陈潭秋等人，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一致协议：必须通过举行京汉铁路罢工的行动来捍卫工人集会结社的自由，夺回总工会的政治权利。同时向吴佩孚政府提出五点要求：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要求吴、靳（云鹗）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要求路局赔偿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将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之一切匾额礼物，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价，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向总工会道歉；要求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敦促其在48小时内予以回复。次日张国焘等人返回江岸，于2月3日根据郑州会议的精神于江岸组建了总工会的临时办事处，并在江岸组织了一次工人大会，披露了吴佩孚反动当局的丑恶行径，并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罢工。2月4日起，在领袖林祥谦带领信号下，京汉铁路开始进行大罢工，但在反动当局与帝国主义势力的诽谤下，将此次罢工定性为扰乱治安，并逮捕多名共产党领袖，并做出武力镇压的警告。

从京汉铁路线第一个俱乐部成立，到发展出16个分会，再到组织总工会，领导进行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阶段都担任着领头羊的作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工人，领导工人进行斗争，以工人切身利益出发组织工会，让工人抱团取暖，有地方主持公道，不再被任意欺压，不再被冷嘲热讽，使得铁路工人的待遇，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众多如林祥谦，施洋等不顾自身性命安慰的优秀党员领袖抛头颅洒热血，以鲜血向工人们证明了帝国主义及吴佩孚等反动军阀的丑恶嘴脸阴险行径，以生命向全国人民证明了共产党员誓死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决心。[12]

四、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结果及影响

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民众，迅速掀起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鉴于反动军阀镇压过于残酷，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国外后，引发了留学学生、爱国华侨、国际无产阶级等同胞们的广泛同情与大力声援。许多爱国组织先后发表宣言、通告，大力声援中国铁路工人的斗争、抗议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血腥镇压铁路工人的暴行。海岑崴工团、远东中国部工会等特地来电痛斥吴佩孚的滔天恶行，南阳树胶联合会、英属华侨学生联合会等团体更是联合发出通电，对于军阀的残杀表示愤怒和谴责。不仅如此，国际组织还大力歌颂声援中国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即便身居海外也决议共商对策援助中国铁路工人，由此绐了京汉铁路工人莫大的安慰和鼓舞。经此一役，两面军阀吴佩孚终于昭示其真正面目。[13]关于他的评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京剧《红灯记》中称吴佩孚为洋人的走狗。

京汉铁路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勇猛的奋斗精神和最伟大的牺牲精神。它以工人的头颅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人民更加认识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这次罢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罢工血的事实也告诉我们，要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阶级，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去进行合法斗争并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行的。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反对军阀以及如何开展农民运动，结成工农联盟。在罢工斗争中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赤手空拳的工人只能遭到残酷的屠杀，这就为我党提出了武装斗争问题。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在积蓄更多的力量，准备进行更大的斗争。

五、中国共产党确立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作出阐述，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列宁确立了党与工会的正确关系，他提出：“工会应当是苏维埃政治之最亲近和最必需的同事，而苏维埃政权，在其全部政治和经济工作上都是由工人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是工人群众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列宁还把党领导的工会等群众组织形象地比作无产阶级政权体系的“传动装置”和“杠杆”，功能是把党和劳动群众联系起来，强调工会要紧紧地靠近党，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

中国工会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顺利。

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罢工，到京汉铁路大罢工，再到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与工人息息相关的，为工人阶级谋取福利权益的工人运动中不断武装工人们的头脑，不断以更具经验，更具智慧的领导身份带领工人阶级。可以说，中国工人运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工会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党与工人运动、工会工作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具有历史性的，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本阶级大部分成员之间的联系。历史证明，作为党联系中国广大工人的重要桥梁，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从近现代几次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发起的工人运动入手，工会需要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方针，团结动员广大工人，其工作重心及价值体现必须始终围绕党在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工会服从于党。中国工人阶级从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就推动着社会发展及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开始，就将自身定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明确了中国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并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开展历次工人运动，将工作重心放到发动工人阶级上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与工会组织在政治与组织上得到统一。到新中国成立，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确定了中国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新中国最早实施的三部基本法律之一。再到改革开放，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素质不断提高，中国工人登上了崭新的舞台，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性力量，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主力军。中国工会也在适应历史的转变，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权益的代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面对涌现的无数问题如：深化改革，社会转型，劳动关系复杂化等，工会组织应该发挥其教育领导作用，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历史教育，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中。

参考文献

[1]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47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48-49

[3]杨帆．民国军阀档案：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

[4]《统计股整理十四年各路职工调查表（续）》，《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会报》第4号，1926年7月

[5]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2页

[6]《全国铁路工厂及职工最近生活状况》，1926年7月2日，第3版

[7]少还：《全国铁路总工会与铁路青年工人》，第101期，1926年11月，第16页

[8]刘鑫栓：《华北铁路工人工资统计》，第4卷第3期，第273页

[9]孙子检：“二七大罢工”时期的京汉铁路工人论述，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10]《京汉路大罢工的酝酿》《工人周刊》第28号，1922年2月5日，第552页

[11]唐玉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略[M].工人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