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地区红色档案的整理与利用研究

一、鄂尔多斯红色档案的形成背景与内容体系

1.历史地理条件下的鄂尔多斯红色档案生成基础

鄂尔多斯地处黄河“几”字弯核心区，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带，同时鄂尔多斯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区域之一。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伊克昭盟著名的“独贵龙”运动领袖席尼喇嘛和旺丹尼玛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接触，接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秘密宣传，后回到鄂尔多斯播撒革命火种，这是党的活动在鄂尔多斯的萌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与鄂尔多斯蒙汉抗日武装形成战略呼应；解放战争时期，鄂尔多斯成为绥远解放的重要支点；新中国成立后，鄂尔多斯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实践样本，在牧区民主改革等领域积累了丰富档案资源。特殊的区位优势与历史进程，使鄂尔多斯党史档案呈现出鲜明的“边疆性”“民族性”与“实践性”特征。

2.鄂尔多斯红色档案的主要内容

2.1 历史阶段划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包含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文件、蒙汉抗日游击队作战记录、民族政策协商会议纪要等，如 1947 年《伊克昭盟自治运动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等珍贵文献，记录了党领导蒙汉群众争取民族解放的历程。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8）：涵盖政权建设档案、牧区民主改革档案、经济建设档案、文化教育档案、医疗卫生档案、先进模范档案等，反映党领导边疆地区群众进行社会建设的探索。

2.2 载体形态特征

鄂尔多斯红色档案载体多元，除传统纸质文件外，还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档案；蒙文版政策文件、牧区工作笔记等，如 1953 年《伊克昭盟蒙汉民族区域自治实施办法（蒙文稿）》；声像档案：20 世纪 50 年代乌兰牧骑演出录像；实物档案：革命时期的武器装备、生产工具，以及革命先辈在工作中使用的印章、证件等。

2.3 价值维度分析

历史价值：为鄂尔多斯党史研究添砖加瓦，从内容上看，这些红色档案每一份都有其特殊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利用价值非常高，是研究鄂尔多斯党史和革命先烈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如对“独贵龙”运动与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关联性的考证等。

文化价值：红色档案是鄂尔多斯地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鄂尔多斯地区革命历史、民族文化、社会发展相结合，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成果，增强了鄂尔多斯地区人民群众对革命历史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为构建具有鄂尔多斯特色的文化体系提供了核心素材。

现实价值：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历史镜鉴，红色档案中“各民族共同革命、共同建设”的历史事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例证。将档案中的历史事件（如三段地苏维埃政府中多民族干部合作共事的记录、民族群众支援革命的事迹）转化为现代民族工作的教育资源，能让各族群众从历史中深刻理解“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形成“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实践共识，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教育示范价值：红色档案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党性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如英雄交通员杨宝山的档案资料，他的事迹能让人们深刻理解忠诚和担当的内涵，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担当责任，不怕困难和危险，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培养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经济发展价值：鄂尔多斯可以依托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红色旅游项目，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如城川红色文化旅游区等，促进当地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经济转化。

二、鄂尔多斯红色档案的整理现状与问题剖析

1.整理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1.1 基础业务体系初步建立

鄂尔多斯市档案馆已完成对馆藏红色档案的初步分类，采用“年度—机构—问题”分类法，建立全宗目录 120 个，其中革命历史档案全宗 23 个。部分旗县档案馆还开展了专题整理，如准格尔旗档案馆编制《准格尔旗革命历史档案汇编》，收录 1940-1949 年档案 400 余件。

1.2 数字化建设有序推进

2023 年 6 月，鄂尔多斯市档案史志馆数字档案馆建设项目启动，总投资 1500 万。该馆利用鄂尔多斯市政务云资源，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建成了全区 12 盟市中首家数字档案馆，为党史档案数字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数字档案馆系统是覆盖档案“收、管、存、用”4 大业务环节的综合档案服务平台，可满足 192 个全宗，馆藏约 40 万卷（件）档案存储，以及互联网、政务外网和局域网的档案数字资源存储及多人在线利用需求。截至 2024年，全市已完成 1949 年前红色档案数字化扫描约 15 万页，占应扫档案的68% 。

1.3 编研成果服务决策

鄂尔多斯档案部门联合党史研究室出版《鄂尔多斯革命老区发展史》《草原丰碑：鄂尔多斯党史人物传》等著作，其中《鄂尔多斯民族区域自治实践档案史料选编》获内蒙古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为民族政策研究提供了实证资料。积极开展红色文献、档案、史料、口述史的抢救、征集与研究，计划推出学术成果。完成《中共中央西北局与伊克昭盟革命档案文献选编》，填补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空白，还编印了《鄂尔多斯革命峥嵘岁月里的民族团结佳话》。组织编写全市首部党史正本《中国共产党内蒙古鄂尔多斯历史》第一卷，让党在鄂尔多斯有了“红色家谱”。

2.现存问题与制约因素

2.1 整理标准与资源整合不足

分类体系滞后：现行分类法未充分体现民族工作特色，如将蒙文档案简单归入“其他文种”，缺乏独立类目；全宗完整性受损：部分旗县因机构改革导致档案归属混乱，如原伊克昭盟畜牧局档案分散在农业、林草等多

个部门；基层档案缺失：乡镇级革命时期档案保存率不足 30% ，许多牧区工作档案因游牧生产方式未能系统归档。

2.2 数字化程度低

技术应用单一：仅实现基础扫描，缺乏 OCR 文字识别、智能分类等深度加工，导致档案检索准确率低；

2.3 利用渠道与社会参与局限

开放程度有限：部分涉及党史和民族政策的档案多设为“控制使用”，普通研究者查阅需经多层审批，年均利用人次不足馆藏量的 0.5% ；传播形式僵化：现有展览以静态图文为主，缺乏沉浸式体验项目，青年群体参与度低；跨界合作薄弱：档案部门与高校、文旅机构联动不足，尚未形成“档案+红色旅游”“档案 + 文创”等多元业态。

2.4 专业人才与理论支撑匮乏

人才断层明显：全市档案系统具备民族学、历史学背景的专业人员占比较少，基层档案馆员多为兼职，缺乏档案编研能力；理论研究滞后：学界对鄂尔多斯民族地区红色档案的专门研究还不够还深入、透彻，现有成果多聚焦宏观政策，缺乏对鄂尔多斯地区红色档案的深度剖析，缺乏力作、有影响力的代表作。

三、鄂尔多斯红色档案整理与利用的优化路径

1.构建“精准化”整理体系：从“粗放管理”到“价值激活”

1.1 创新分类标准，凸显民族特色

制定《鄂尔多斯红色档案分类大纲》，可增设“民族工作”“党史重大事件”等一级类目，下设“政策法规”“民族团结实践”“宗教事务”“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会议”等子类目，实现蒙文档案单独组卷；建立“人物—事件—地域”三维索引体系，如以乌兰夫、奎璧等民族工作领导人为主线，串联相关会议记录、调研报告与影像资料，便于开展人物专题研究。

1.2 实施“抢救性保护”工程，完善资源体系

开展基层档案“收归工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组织档案馆工作人员以及地方高校师生深入牧区、农村，以口述史形式抢救性记录老党员、牧民干部的革命记忆，建立音视频档案数据库；加强与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周边省市区档案馆的合作，交换复制跨区域革命活动档案。

1.3 深化数字化转型，提升管理效能

引入区块链技术，对数字化档案进行确权存证，确保“单套制”管理的合法性；开发“鄂尔多斯红色档案智能检索系统”，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蒙汉双语跨语言检索，将档案查全率提升至 90% 以上；建立“数字记忆库”，通过 3D 扫描技术还原革命旧址（如中共西蒙工委办公地），构建可交互的虚拟档案空间。

2.打造“多层次”利用模式：从“被动服务”到“主动传播”

2.1 学术研究：构建档案资源与理论创新的互动机制

设立“鄂尔多斯边疆治理历史档案研究”专项课题，联合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鄂尔多斯的早期实践”“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党史经验”等专题研究；编辑出版《鄂尔多斯党史档案丛刊》，采用“档案原文+学术阐释”体例，如对 1958年《伊克昭盟牧区人民公社化运动档案》进行经济学、社会学多角度解读。

2.2 公共服务：拓展档案资源的社会教育功能

举办“边疆党旗红——鄂尔多斯革命历史档案展”，运用场景复原（如模拟 20 世纪 40 年代蒙汉干部办公场景）、AR 互动（如扫描档案图片触发历史事件动画）等技术增强体验感；开发“红色档案微课堂”系列短视频，选取“独贵龙运动中的中共党员”“草原上的第一所民族小学”等小故事，通过蒙汉双语配音在抖音、视频号传播，目标年播放量超 1000 万次；与中小学合作开展“红色档案里的家乡史”研学活动，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档案展览，培养青少年的历史认知与文化认同。

2.3 文旅融合：推动档案资源向文化生产力转化设计“鄂尔多斯红色档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王震井纪念园、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阳早寒春三边牧场陈列馆等场馆，将档案文献中的历史场景转化为实地教学内容；联合文创企业开发“档案 IP”产品，如以蒙文版入党申请书为元素设计笔记本、制作带有鄂尔多斯地区特色的纪念徽章；联合乌兰牧骑创作沉浸式红色歌舞剧，以档案记载的真实事件为剧本基础，在鄂尔多斯各旗区剧场演出，以此为基础走向全区、全国，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

3.完善“协同化”保障机制：从“单一管理”到“多元共治”

3.1 政策保障：强化制度供给与法治支撑

推动《鄂尔多斯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条例》立法，明确红色档案的征集、开放、利用标准，将档案工作纳入旗区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设立“鄂尔多斯红色档案开发利用专项资金”，用于数字化建设、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

3.2 人才培育：构建“复合型”队伍培养体系

与高校合作开设“档案学 + 历史学”双专业课程，定向培养既懂档案管理又熟悉历史学的专业人才；实施“银发专家传承计划”，聘请退休档案工作者与党史学者组成顾问团队，通过“传帮带”提升年轻馆员的编研能力；开展“基层档案员能力提升工程”，每年组织 2 期红色档案、蒙文档案整理、数字化技术等专题培训，争取培训覆盖率达到 100% 。

3.3 跨界合作：建立“档案—党史—文旅”联动机制

成立“鄂尔多斯红色资源开发联盟”，由档案、史志办、文旅、教育等部门及地方高校共同参与，定期召开资源共享会议；搭建“线上资源池”平台，实现档案部门的文献资源、文旅部门的景区数据、教育部门的课程资源互通互用，形成“大党史”工作格局。

结论

鄂尔多斯地区的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智慧的重要载体，其整理与利用不仅是档案事业的基础工程，更是进行党史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举措。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是一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只有对这些档案进行深入研究，我们才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悟到革命先烈的坚定信念和伟大精神。当前，需以“精准化整理挖掘价值、多层次利用释放效能、协同化保障夯实根基”为路径，打破“重保管轻利用”“重形式轻内涵”的传统模式，将档案资源转化为历史叙事的“活教材”、理论创新的“富矿脉”、区域发展的“软实力”。要不断拓展红色档案开发利用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加强档案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融合，更全面、更深入的揭示红色档案的深刻内涵及其时代价值。让红色档案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边疆民族地区红色档案工作提供更具前瞻性的理论与实践指引，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教育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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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鄂尔多斯市社会科学课题《鄂尔多斯地区红色档案的整理与利用研究》（编号:2024S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