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勇士》《中国佬》对中国刻板印象的重塑

摘要：汤亭亭作为华裔美国作家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在国内外不但引起广泛关注，更是评论界争议的话题。结合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来仔细审视她的两部小说《女勇士》和《中国佬》，不难看出其作品中对这些刻板印象的重塑，中国人被固化成厌女的、神秘但异质的，并且展现了野蛮饮食习惯的“他者”。

关键词：刻板印象；《女勇士》；《中国佬》

1958年，学者Harold Isaacs出版了一本名为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的书，来审视美国变化的中国观。书中他总结出两类中国（人）的形象，一类好一类坏，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斗了几个世纪：有古代文明、艺术和源远流长的智慧，有仁义礼智信这些可敬的品质；但同时也是残忍、野蛮的难以同化征服的群体，是黄祸，是“觉醒的巨人”——昔日挥舞大刀的野蛮人在现代有了大炮、坦克和飞机，成了更可怕的敌人！（Isaacs 1958， 71）陈查理和傅满洲博士就是这两类刻板印象的代表人物。虽然只是书电影塑造的形象，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其中一类形象在某个阶段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另一类形象同时存在。这些刻在西方人脑子里的，是过于简化又固执难改的，这就是刻板印象。

虽然作为美国华裔作家的代表，汤亭亭反对将中国人脸谱化，但同时她也重塑了一些刻板印象，而这些大都是消极形象，无法拉近两个国度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反而起到负面的间离化的效果。正如Helen Davenport的评论：尽管作家告诉我们她梦想成为寓言中的女勇士，但是她还是显得和西方人眼中惯常出现的东方一样难以了解。事实上，这本书加强了“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远不该相遇”的感觉，或者至少应该与中国保持一代人以上的距离。而汤亭亭在《美国评论家的误读》中对此进行的回击让人觉得：她虽然自称是一位具有世界性的作家，但同时暗示她的作品只有熟悉中文的人才能透彻领会。（Kingston 1982， 56）这听起来真是自相矛盾，难以置信，尤其是当这位作家以讲述家族故事见长，但同时也在作品中反复强调这种母女叙话式的家族传承也使她分不清虚幻和现实。（Adams 2008， 87）这种矛盾的源头真实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她的作品的确由于种种原因完成了刻板印象的延续甚至再塑造。

一、厌女者的刻板印象

在汤亭亭的作品中寻找厌女者的形象对于读者而言很是容易。许多男性角色都是厌女症和父权家长制的代表。

“可我不想去中国。在中国，父母会把我和妹妹们卖掉。父亲也会娶两个乃至三个老婆。她们会往我们脚上泼滚开的油，并谎称我们哭是因为淘气。她们把好吃的给自己的孩子，给我们石块。”（汤亭亭 1998， 17）汤亭亭用她的作品将中国刻画成这样一个国家：出生的女婴被杀掉，若是侥幸没死长大了有能力服侍富人时会被卖掉，会被家人及丈夫折磨。中国的女人要自称为“奴”。

作为要反抗父权制的女勇士，汤亭亭的这种写法不足为奇。她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情作为父权制的罪证，她要用语言来报仇。

诚然，父权制和厌女现象的确在中国存在过，但这只是华夏文化的一个侧面，完全称不上代表性。通过叙述者，西方读者就获得了一种对中国的夸大的印象。所有的负面的中国厌女者刻板印象复活了，因为读者在书中找到了那些强迫女人缚足、虐杀女童的人。汤亭亭以一种专家的口吻谈论这些她从未经历的事情。她在文章中说起“为什么不问‘这对全人类而言是否有代表性？’呢？”她认为她的作品有代表性，而对一些评论家却未必如此。

即使一些不同意赵健秀对她的人身攻击的华裔批评家，也认为她对中华文化的厌女现象的展示过于简单化。例如：就如汤亭亭在作品中所说，古代中国女性自称“奴”，但是下层社会的男性同样是没有身份的无名者。他们不得不自称为“小人、奴才”，这说明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社会阶层主要取决于阶级而非性别。

汤亭亭的作品旨在强调了中国文化中的厌女现象和身为华裔女性所忍受的负面影响，但同时却无意中提供了相悖的证据。根据书中描述，汤亭亭相信女孩是“没人要没人爱的”，但是在提供证据的时候却展示了另一个事实。比如她提到祖父是如何喜欢女孩，甚至尝试用自己的一个儿子去换邻居的女儿，并对自己的女儿百般宠爱，甚至提到所有家人都很爱她。（汤亭亭 1998， 9）这种矛盾是种对作家意图的背叛，它说明汤亭亭塑造的厌女者只能是种刻板印象。

在《中国佬》中有更多的男性形象，同时也有更多的厌女者。“父亲”就表现出他的厌女倾向。如在“中国来的父亲”中，他被吉普赛女人欺骗，然后狠狠地用广东话咒骂：“宰了你吉普赛女洋鬼子妈个X……臊猪袋。母猪。臭猪。袋X。”（汤亭亭 2000， 6-7） 他的咒骂和听不清的咆哮使家中的女性成员紧张害怕。但更糟的是他的沉默。这些都证明当华裔男性受到挫折时只会压迫女人。

在同一章，汤亭亭宣称：“我想告诉你，在你寡言少语时我觉得出你在想些什么。假如我猜错了，请你能告诉我。如果我对你有误解，那么你只需讲出事情的真相就行了。”（汤亭亭 2000，15）于是，汤亭亭就在一个不会听到反对声的文本中创造了这些故事。

尽管在《中国佬》中，汤亭亭的主要任务是揭露美国的种族主义，但是反对厌女及父权的目的仍显而易见。就像其第一章“论发现”的寓意一样，该作品既批判了美国种族主义对华人的阉割，又反讽地表现了华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总之，汤亭亭突出夸大地塑造了厌女者的形象，以借此战胜中国传统的父权制。

二、富异国情调的神秘他者

汤亭亭辩解说她的作品并非神秘难解的。但是读者却可以发现一些有意展现中国风俗特色的描写，这部分内容往往印证了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

汤亭亭用很多文化符号建构了一个异域情调的中国文本，尽管她有可能出于无意。

《女勇士》中最重要的富有异域情调的文化符号是“鬼”。各种形象的鬼代表了来自两个世界——中国和美国——对汤亭亭的压力。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当然，“鬼魂”的意象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西方文化中也有许多鬼故事，但是汤亭亭的却有所不同。

与鬼有关的场景在书中随处可见。《无名女子》这一章中的姑妈，“她是含恨自杀，溺死在水井里的。中国人总是特别害怕淹死鬼。那是水鬼，眼泪汪汪，拖着水淋淋的长头发，皮肤水肿，在水边静静地等着，伺机把人拉下水做它的替身。”（汤亭亭 1998， 15）汤亭亭把水鬼描述得活灵活现，创造了一种对于主题而言有些多余的怪异的氛围。事实上，有关姑妈自杀的情节说明已经足够。这种生动但是冗余的描写只能迎合美国读者脑海中的刻板印象。

另外一个主要角色“母亲”的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与鬼有关的事件。就像作家在《乡村医生》一章中写到的：“母亲就愿意讲这些吓人的故事。她起名字很有两下子——墙头鬼、蛙精（蛙被称为“天鸡”）、饿死鬼。”（汤亭亭 1998， 61）

母亲战胜并烧死了压身鬼。而读者，即使了解作家指出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像鬼魂一样压迫人的意旨，也会觉得其过于富含所谓的“东方情调”。不仅是鬼的名字，鬼故事，甚至连捉鬼杀鬼都写进书中；这本书对“神秘的”中国文化作了戏剧化的展示。由于汤亭亭把鬼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符号，因而西方读者自然会联想中国文化是鬼一样的异类文化。

而汤亭亭的这两部代表性作品也不乏其他文化符号的滥用。这部作品以鬼故事为主要载体，展示了多种文化符号，许多奇风异俗穿插其间：留辫子，绞脸，裹脚，招魂，一夫多妻，中国武术，不一而足。所有这些与历史传说、鬼故事、古代神话一起交织成一个谜——一个中国语境的谜。西方读者对其信以为真，并欣喜地发现其符合了自己的阅读期待。

这点也适用于《中国佬》。在《中国来的父亲》这一章节中，汤亭亭详细地描写了父亲赶考的过程，其间有许多细节：“他走过了一个牌坊，两侧的柱子上有一副新写的红对联：新年知华贵，众人同欢饮。上面还有一横批：出入平安，这该算是最常见的祝福语了。那么这就是龙门了，而他便是那条下水跃龙门的鲤鱼。”（汤亭亭 2000， 19） 牌坊、对联、龙门等，满足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另外，作家还给出了大段的关于哭婚的描写，这些都迎合了目标读者的需要，即使不是有心，客观上也起到了诱惑读者的作用。

对于汤亭亭的主要读者群体而言，这两部作品的主要优点是充满奇风异俗、神秘和野蛮。毫无疑问，他们将之视为神秘动人的中国文本来读。而“神秘动人，奇异而野蛮”正是长久以来挥之不去的刻板印象，在小说中得到了更长久的生命力。

三、饮食文化上的他者

“吃”是生物学角度讲最确定无疑的人类行为，但从社会学角度看则是可调整的：一餐可以是简单的前语言的现象，也可以解释为语言、习俗、仪式的综合符号。因为食物对人类生存不可或缺，因而食物就具有一种全人类的普遍意义。人类学家Claude Lévi-Strauss提出：“烹饪是一种对生食物的文化的转化，与之相对，腐烂是种自然的转化。”（Lévi-Strauss 1966，588）于是烹调就具有了种悖立的双重含义：精心的/马虎的，文明的/自然的。文学评论家James W.Brown在他的《法国小说中的食品及其功能》的介绍中说“食欲能证明，甚至象征着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间的关系。进一步讲，食欲或欲望代表了这种距离，因而催生了属于交流领域的社会意识。”（Brown 1984， 12）因而“吃”进入文化的范畴，成为代表或传达社会关系的符码，能够解释了社会关系，而且可以像文本一样读出内容和层次。

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华裔美国作者利用“异质的”饮食文化来吸引西方读者。而汤亭亭的文本就充当了“异质饮食文化”的介绍者。在《中国佬》中，关于食物的描写相对较少，但是还是出现了相关内容，如叙述者提起在中国母亲嫁给父亲时，男方给了女方一千头猪，或相当于一千头猪的钱。

《女勇士》的《乡村医生》一章则毫不吝惜地提供了大段的食物描写。“母亲什么都给我们做着吃；浣熊、黄鼠狼、老鹰、鸽子、野鸭、野鹅、矮脚鸡、蛇、院子里蜗牛、乌龟——时常在厨房里爬来爬去，有时躲到冰箱或是灶具底下、泥鳅—常养在澡盆里。……我们几个孩子常常躲到床底下，用手指堵住耳朵，不想听到鸡鸭被宰杀时发出的尖叫和乌龟被放进锅里咚咚的撞锅声。（汤亭亭 1998， 82）

在这一段描述中，读者就像误入奇境的爱丽丝，参观了无奇不有的中国食物展。而汤亭亭这个导游也带着明显的厌恶和好奇看待这一切。除此之外，《中国故事》中的食物也令人称奇：那些“大食客”吃螳螂、蠕虫、鼻涕虫、甲虫、蟋蟀，甚至鬼神！这些对于人类任何种族而言都过于怪异。汤亭亭细细的列举，而且带有厌恶的态度。她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以示读者，中国文化的异质以及她异于中国人。

除了怪异，中国的饮食文化还被赋予野蛮的色彩。下面的一段非常富代表性：

“你知道中国人有了钱吃什么？”她总是这样开头，“去吃猴宴。吃客围坐在一张厚实的木桌旁，桌子中间有个洞。伙计用杆子把猴子牵进来，猴脖子就套在杆子一段的项圈里，一边走一边尖叫。猴子的手被捆在背后。他们把猴子塞到桌底下，让猴子的脑袋从洞里伸出来，整个桌子就像另一个项圈套在猴子脖子上。厨师用一把外科医生用的锯子绕着猴脑袋锯一圈，用小锤敲一敲。好使骨头松动，朝缝里塞上一些银牙签。然后一个老婆婆会用手摸摸猴脸，再向上摸摸它的头顶，抓住一撮头顶上的毛，就把猴的脑盖骨拎起来了。吃客们用勺子挖猴脑吃。”她常说：“你会看见猴子龇牙咧嘴吗？”她常说：“食客对猴子的尖叫发笑吗？”它还活着吗？我赶紧在脑子里拉上幕布，不再想下去了。汤亭亭 1998， 83）

在中国南方，人们的确有过吃猴脑的习俗。但是在书中，最可怕的还不是吃猴脑，而是吃猴脑的方式。中间有洞的木桌、锯子、锤子、小银勺，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尖叫着的猴子，这一切使读者由惊异转而成为对猴子的同情及对中国人的厌恶。

这部分末尾作家提出了两个问题，没有回答。这两个非常有指向性的问题，也无需回答。她什么都不用说，就已经能把中国人的野蛮残忍的印象传达给了读者。一句“我赶紧在脑子里拉上幕布”已经显示了她与“野蛮残忍”的中国人的不同。正如Donna R.Gabaccia所说，随着移民跨越了国境的各种饮食，挑战了美国的饮食文化及其背后的价值观，（Gabaccia 1998， 122）因而，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使得中国饮食文化在汤亭亭的书中得到了这样的呈现。

总之，汤亭亭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中国文化，继而无意及有意地在美国读者脑海里重塑了刻板印象。追本溯源，两种文化间的摇摆心态和困境使得汤亭亭在创造反抗主流社会的文本的同时不自觉的重复西方中心论的话语。这两部作品的误归类导致了美国读者将其视为人种学文本，而将其中存在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固化。

参考文献：

[1] Adams， Belle.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Brown， James W.Fictional Meals and Their Function in the French Novel[M].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3] Gabaccia， Donna R.We Are What We Eat -- Ethnic Food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s[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Isaacs， Harold.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M].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58.

[5] Kingston， Maxine Hong.Cultural Mis-reading by American Reviewers[A].in Guy Amirthanayagan ed.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 New Cultural Identities[C].Landon： Macmillan， 1982.

[6] Lévi-Strauss， Claude.The Culinary Triangle[J].Partisan Review， No.6， 1966.

[7] 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 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8] 汤亭亭.《中国佬》[M].肖锁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