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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时期诗僧与僧诗

作者

黄思佳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徐汇 200030

摘要:王朝时期的日本佛僧以学习者身份习得唐化佛教,又于统治阶级庇护下西行求法,与唐宋文人骚客交厚。东归后政教互相扶持,王朝佛僧播扬释典教义。多重身份有机集中于王朝释家子弟一身,在王朝汉诗与同时期中日往来诗中均有提及。

关键词:王朝时期;佛僧;汉诗;中日往来诗

纵观学界之于日本僧诗研究重点均集中五山文学。然而此前,以贵族文学为主的王朝时期(646——1192)[1]禅僧中亦不乏诗家豪杰,如僧正吴学生智藏、《文镜秘府论》编纂者空海。《熙朝诗荟》以“尔时宗风虽盛,文藻罕振,其诗传于今者,不过智藏、辨正等七八人而已。”[1]笼统概括王朝时期僧诗风气,可证日本诗僧群体在汉文学初传时便有所记载。笔者所研究的对象为王朝时期受教于正规戒律纳入宗门派系的日本佛教弟子。本文从日本汉诗与同时期唐宋诗歌角度切入,分析王朝时期佛僧形象的多重性与同一性。

1 宗教与政治双重身份下的自我平衡

日本佛教以“镇护国家”之旨得统治阶层大力扶持,逐渐以国家宗教之态占社会意识的主流地位。日本佛僧以内典学习者之态,研习汉字撰作的佛经佛典;以政治参与者之状,辅佐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以汉学传播者之用,承担传法交流重任。智藏,日本三论宗传者福亮法师在俗之子,拜嘉祥受三论微旨,入此土居法隆寺,盛唱空宗。《怀风藻》载“淡海帝世,遗学唐国。时吴越之间,有高学尼,法师就尼受业,六七年中,学业颖秀。”无独有偶,平安时期最流行的佛教宗派——真言宗和天台宗,也是空海、最澄入唐求法后移植回东瀛。本土云游僧山林隐遁,桑门无家,于草庵闲居中享受精神自由。

王朝时期佛僧求法巡礼多得日本朝廷庇护,以遣唐使的政治身份加持遂以成行。佛僧多带有目的性西行,或遍访名衲求解佛典,或收集未有经疏,短时间内完成使命便可归国。空海编求法目录《御请来目录》带回新译佛经142部、梵字真言赞42部与论疏章32部。留学僧东渡回国后以“镇护国家”为使命,最澄《守护国界章》“我今为护发妙城,造章述义救世倾”,以此获得当政者支持,方便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阶级尊奉佛教为国家意识形态,通过造寺、诵经等宗教活动祈求福乐安康。

2 僧诗自白中的梵心道志

日本僧侣西行参遍诸衲,和中国文人士大夫、诗僧多有来往。念经诵佛、研习内典为每日必修功课,吟诵、创作汉诗文“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是其毕生心之所向。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诗僧借模山范水寄托情思,进一步体察玄理从而悟得大道。空海(774——835)择高野山创寺立法,用乐府体借美景无常为世俗众生指点迷津,《入山兴》中“京城御苑桃李”“王城城里神泉水”与“南山松石看不厌,南岳清流怜不已”相对比,世俗之景转瞬即逝,俯仰之间幻化入寂灭,这是佛教无常观的表征。

澄怀观道,自证心志。王朝佛教虽逶迤国家政权之下野蛮生长且多受羁绊,但诗僧仍谨记本业精进佛法:无论是渡海求法巡礼,或是草庵闲居,其本意均为求得证果。道慈(?——744)《初春在竹溪山寺于长王宅宴追致辞并序》中“况乎道机俗情全有异,香盏酒杯又不同。”自表僧侣身份,高唱“僧既方外士,何烦入宴宫。”丝竹管弦之扰无乱于心,桑门清寂苦修才是归处。关照日本梵门弟子流连于皇族贵臣簇拥膜拜之下的生存环境,被视为释家本责的“内求于心外求于道”精神就更显难能可贵。

西行记游,求法巡礼。熟读汉文内外典的佛僧成为日本统治者派遣学习的重点对象,外加其本身研习渡来宗教疑窦丛生欲解谜释惑,故多渡海求佛。因官方身份的加持和朝贡政策的普惠,渡来僧多有机会进殿朝觐《本朝丽藻》载辨正法师因棋艺高超受李隆基赏誉,有五言诗 《与朝主人》“钟鼓沸城闉,戎蕃预国亲。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泱泱中华与附属国和睦相处暗指中日通好,多亏当今的神明唐主治国有方。

3 交游者所记的梵门形象

佛僧虽脱离凡尘遁入空门,但传教布道多与俗世交往,上至皇室、贵族,下至普通僧俗信徒。接受汉文化熏陶并且困顿于政治动荡的统治阶级上层常流连山寺、拜谒上人聆听大音希声。王朝时期政治与宗教的交锋对阵在贵族文人汉诗中完整记录,彼此试探交融,所作汉诗中应制特征明显,寄赠唱和众多,多为同题而作。

因政治身份的禁锢统治阶级虽崇尚隐逸钦慕闲逸,但鲜少脱离世俗羁绊落发受戒。他们只能寄托于游览禅堂宫寺,此类游览诗中寺僧多佛风道骨:藤原三成《春日山寺探得春字》“遥听风中诵经处,定知时有安禅人。”山林道风与宫廷趣味相投,暮春之下山风轻曳传来修禅诵经之音。俗道对立下贵族与佛僧也以平等交流姿态相存,两层阶级中亦有浓厚友情彼此交融:嵯峨天皇、仲雄王、巨势识人各作《和澄公卧病述怀之作》描绘枯寂禅院下病僧唯有青灯古佛相伴的隐逸形象,也寄托贵族文人对于最澄病情的关心,可见交情之深厚。

访唐、宋经历丰富的王朝诗僧与不少文人骚客交情甚笃,成为唐宋文化交流史上一道靓丽风景线。随第17次遣唐使出行唐国的“本帮密宗之开祖”空海承惠果大师衣钵,广泛涉猎佛学、文学,深得朝廷厚遇。东归前,交游僧俗纷纷赠诗留别。日僧东归故土不仅肩担远播佛学的重要使命,也千里迢迢带回古籍经典补东瀛之缺。陆龟蒙有诗《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实录日僧东归路途艰险,克服种种困难携带经籍,而后畅想东行远播后的强烈反响,肯定日僧为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突出贡献。

结论

(1)王朝时期佛僧周旋于梵门与政教世俗之中。统治阶级看重“兴禅护国”超意识形态对于底层社会的思想控制,将佛教尊为“国家宗教”;佛僧依赖上层贵族的庇护兴建讲堂、布法传道——政教互相妥协使得刚经历大化改新的日本社会得以稳定。

(2)王朝僧诗、贵族文人汉诗与唐宋诗歌中描绘的日本早期佛僧形象有共通性也各有侧重。他们景仰寻道者脱尘修心清寂苦修的求学态度,钦慕学习者踏浪而行披荆斩棘的孤勇,颂扬传播者为文化交流所作的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朝时期:主要包括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及平安时代三个时期,大致与中国唐朝至南宋中期这一段时间相对应。

[2] 日·友野霞舟《熙朝诗荟》,收入日·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词华集 日本汉诗》第6册,东京:汲古书院,1983 年,第 336页。

作者信息:黄思佳,女(1997.09—),汉族,安徽合肥,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