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傅斯年《夷夏东西说》

《夷夏东西说》是傅斯年于 1931 年春写成为其专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一部分，1933 整理出来作为其师蔡元培六十五岁寿辰的纪念文章。

这篇文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从传说、殷最初的地望、商人早期海外活动、商早期与有易相争的历史以及帝後所居之地等五个角度论证商兴起于东北地区，最早发祥于渤海附近，古兖州是其最初的建业之地；后来商建都于亳，傅氏通过考察文献记载中与“亳”有关的地名的分布得出商人沿济水两岸逆流而上向西迁徙的历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拓土，以相土、汤、武丁三代为界分为三个时期，逐渐发展成为东方大帝国。第二部分主要通过考证文献中显示的历代夏后的踪迹，论证夏主要活动于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带；第三部分顺承第二部分，通过羿浞代夏与少康复国、夏启与伯益争统、汤放桀等故事介绍夷夏之争以及夷夏互有胜负的情况。第四部分主要介绍夷系内部太昊、少昊活动的地域范围以及其对上古文化的贡献。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将中国以太行山为界分为东平原区和西高地系，并将北方部族分为东系和西系，其中夷商属于东系，夏周属于西系，由此认为中国在魏晋以前存在东西二元对峙的格局。

针对中国上古时期族群划分，除了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以外，还有蒙文通《古史徵微》序、徐旭生《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笔者以为将这三篇文章进行对比可见傅斯年文章的特点；其次，关于傅斯年文章呈现出的特点，应将文章置于其起意时的历史背景之中，方可得“同情之理解”；最后，将对《夷夏东西说》呈现的其他特点进行叙述。

从上所述，笔者拟分三部分对《夷夏东西说》进行评论，分别是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三人观点比较；《夷夏东西说》起意背景探析；《夷夏东西说》反思，以期由此认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史学潮流，增进对上古史的认识。

一、傅、蒙、徐三文比较

从傅、蒙、徐三人的论述来看，都或明或暗地批评战国秦汉学者编排的夏商周甚至传说中的五帝同出一系的古史，以及中国自古统一的观念，力图恢复古史的面貌。傅斯年就认为《左传》、《孟子》中记载的古史传说已经伦理化，上古时期不同族群相争的史实被“春秋战国大一统主义哲学家”，抹杀或曲解了，“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不把东夷放在三代系统之内”，就是一个明证；为夏商并非同系，而分属西系和东系。蒙文通则认为“自炎、黄以迄唐、虞，始则南北二族，文化各殊，及接触既久，渐以孕育新文化，及于伯禹，遂大成熟，而璨然有辉。风、姜、姬氏，融合为一，统为诸夏”，结合他将炎帝划入江汉民族，黄帝划入河洛民族，伏羲划入海岱民族，可见他认为江汉、河洛、海岱三大部族并非一开始就是一统一的联盟，而是最初各自分立、甚至对抗，在不断接触中才逐渐走向融合。徐旭生认为“须注意古人做综合工作的时候，……但是他们的前提是中国从来统一，这却是极大的错误。因为他们用这样的前提，所以他们所能想到的情形比实在经过的情形简单得多”，相反，上古时代实际上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各部族间并不统一，甚至偶发战争；并且认为《大戴礼记·帝系》“牵合有娀和简狄二名，实际上帝喾与殷祖妣有娀氏无关”，“帝喾与帝尧的关系，也不见得靠得住”，“周祖弃也不是帝喾的儿子”，“只不过是帝喾的氏族与周氏族有派分的关系”。

然而，除了这三篇文章的相同处，其区别也是应相当注意，笔者在此拣出比较有特色的两点简述。第一、傅斯年、蒙文通以地域为视角划分上古族群，而徐旭生则更注重文化视角。傅斯年通过考证得到殷商兴起于东北，渤海是其发迹之地，位于河济之间的古兖州则是其建业之地，后来商人沿济水两岸向西迁徙；而夏主要活动于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处；诸夷部则“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皆是”；结论中更是根据中国地理形势将我国划分为东平原区和西高地系，并结合所考得商、夏、夷诸部所在地望将其分为东系和西系。蒙文通同样按照炎帝、黄帝、复习等氏族所发祥的地域而将其分别划入江汉民族、河洛民族以及海岱民族。徐旭生则另辟蹊径，在文中多次提及“我们所分的集团，主要是注意在文化方面，血统方面无大重要”，或者说“至于血统是次要的事情”，比如“专从地理观点看，也就可以知道祝融八姓很难说成是属于苗蛮集团的”，但该氏族是“从深化人民出去，跑到浅化人民中间做首领”，“他及他的后人的风俗习惯大部分也要同化于苗蛮”，“所以后人把祝融当做南方集团的代表，也可以说是没有错误”。其次，从论证方法上说，蒙文通是从文献到文献地论证，通篇引用各种古史文献；傅斯年则用到一些考古发掘的材料，比如以甲骨问说明夷方所在地理位置；类似的，徐旭生掺用实地考察所得，多方论证，比如他用宝鸡县东门鸡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霉黑谷粒、陕西渭水附近供侍“后稷头”的习俗论证炎帝、黄帝氏族进入农业社会的时间。

二、从“疑古”到“重建古史”

从上一部分的论述可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特点，一方面怀疑战国秦汉学者建构的古史体系和大一统观念，可谓破古史，另一方面努力考证还原古史原貌，可谓重建古史。这两方面看起来很矛盾，要理解这种矛盾，笔者以为应当回到傅斯年文章起意时的时代背景下考察。

傅斯年在正文前的按语给了一定提示。他在按语中讲到，“这一篇中的中央思想，是我十余年前的见解，此数章写成亦在数年前。……除字句略加修正及末一节以外，几全是当年的原文”，而按语提到文章写于民国“二十年春天”，即 1931 年，署日期“三十三年十月”，即 1934 年。那么，傅斯年此文起意的时间当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因此有必要对当时情况进行探讨。

二十年代顾颉刚掀起古史辨运动，声势浩大，以至徐旭生说“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学界”，学者们逐渐对战国秦汉学者建构的夏商周三代以及传说中五帝同出一系和中国向来统一的观念产生怀疑，为傅斯年破古史准备理论基础。较早的有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讲到，古代人“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他们的意想，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可见顾颉刚认为古代的中国各代并不像战国秦汉学者所讲的同出一族，而是不同的民族各自分立，甚至也并非向来就是统一的国家，因为没有“公认的始祖”。其后，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里又模糊地表达类似意思，他提到，“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夏、虞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从王静安的论述中，观者可见虞和夏、商和周各自间的亲缘关系与“周独起于西方”之间似乎有些龃龉，暗示着王国维在秦汉学者建构的古史体系以及大一统观念之外的判断。后来，徐中舒在转述王国维的这段论述时，将其中意涵说的更明白，并加入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先生（按：即王国维。）谓殷以前帝王宅京，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其界划至为明白。此东西两土之民族，是否为同一民族？……惟就其分布之迹论之，则似宜分为两种民族”，并举出殷周非同种民族的四项证据，直接给战国秦汉学者构建的古史体系以抨击。这些论述显然对傅斯年有一定影响。

然而，疑古思潮固然引起学者们对古史的反思，但也存在一些弊端，这使得傅斯年在破古史的同时趋向于重建古史。当时有人批评疑古者的过火倾向，“疑古者流，何专以一节之可疑，抹煞全书耶”，还有人提到疑古使中国历史“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要从三皇跌到东周，已经是大胆的改造了，最近疑古的思潮，日渐扩大，……古史已渐渐地有从春秋起的倾向”。并且，在疑古思潮兴起后不久，释古思潮兴起作为“对疑古运动的反动”，刘兴唐比较明确地指出疑古思潮的弊端是“没有正确的方法论之把握，对古代神话的传说不能应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种荒唐的史料他们没有办法处理”。

在疑古思潮大背景下，傅斯年经历从疑古到批判地疑古，或者重建古史的转变。1926 年，傅斯年盛赞顾颉刚的古史学问，称他“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在史学上称王了”。但逐渐地在古史观上与顾氏分歧渐大，据王汎森研究，傅斯年曾写过一篇短小的讽刺小说，表达对《古史辨》的憎恶。

三、诸夷姓的文化成就

傅斯年特别强调诸夷姓对中国早期文化的贡献，并认为东方长期是中国文化的中心。第一、针对代夏的后羿，傅斯年认为罗泌所说的“羿浞只是夏之叛臣”“完全无据”，相反，根据《楚辞·天问》、《山海经》等文献，“夷羿必是夏之敌国之君”，而且是“奉天帝命降于下土”的天神，只是因为《孟子》、《左传》将这些神话故事伦理化而使得羿的形象“甚不好”。第二、他直接指出诸夷对文化的贡献，其中太皞氏族“在古代之礼乐系统上，颇有相当之供献，……当是已进入较高文化之民族，其后世并不为人所贱”，傅还列出部分具体的贡献，“如太皞，则有制八卦之传说，有制嫁娶用火食之传说。如少皞，则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其贡献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虽不把东夷放在三代之系统内，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赓歌揖让，明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第三，“殷本非夷族而抚有夷族之人民土地，……殷曾部分地同化于夷”，并且凭借“淮济间的经济与人力，西向无敌”，成为大帝国。第四。傅认为“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个重心便是齐鲁”。

傅斯年在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观点。他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提及，“盖殷末东方之国，曾泛称夷，此诸夷者，其中实有太皞、少皞、有济之后而为负荷古代文化之民族，故殷亡而箕子往归之，周衰而孔子思居之”；此外，傅还提到“太王、王季、文王必是一个极端接受殷商文化的时代”，因为“凡是一个野蛮民族，一经感到某种文化高明，他们奔赶的力量，远比原有这文化的人猛得多。这是一个公例”。而西周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名称“缘自殷商，不可以言周制”就是明证。在《周东封与殷遗民》中尚有更为直接的表述，“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齐宋之儒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之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结合傅斯年考证所得殷商兴起于东方，曾同化于诸夷，可见其某种程度上是间接地东方文化的在褒扬。

但在当时社会上盛行中国文化西来说。1920 年有人就写到，“据我国古籍考之，汉族之原住地，虽不能确证其为替格黎斯及欧甫刺底斯两河流域，然至少亦必在波谜罗高原一带及今西域之地。波谜罗高原者，喜马拉雅耶、昆仑、阿尔泰、兴都库斯及撒里忙诸大山系之分支处”。1926 年，徐敦璋写到，“汉族西来之说，虽聚讼纷纷，莫有定论，然经数十年多数中外学者之考证，其说自有其相当之价值”，显示出当时西来说引起的反响之大，同时也透露出作者对西来说的认同。四十年代，吕思勉在《中国通史》里提及西来说“从前最占势力”，印证了前人的说法。

然而，傅斯年对中国文化西来说并不认同，因此驳斥西来说也成为《夷夏东西说》以及其他一系列文章的目的之一。在傅斯年这里，不论是属于东系的诸夷和殷商，还是属于西系的夏和周，都发祥于中国本土，而且他还明确斥责“竟有人把商代也算到西方去”，以及他强调中国文化的重心在东方的诸夷以及殷商，暗含着其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不满。

四、结语

综上所述，身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傅斯年，受疑古思潮的启发，怀疑并致力于打破战国秦汉学者构建的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的五帝同出一系的古史体系，以及中国向来统一的观念，运用各种古史记载以及考古发掘成果，考证得出殷商、夏以及诸夷的发祥地，配合中国的地理形势，将其分为东系和西系，商、夷属东系，夏、周属西系，东系与西系在中国古代长期对峙，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重建古史。

另外，面对当时盛行一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傅斯年考证的出上古时期中国的主要族群都发祥于中国本土，并且特别强调诸夷以及殷商的文化成就，改变儒家学者精心塑造的西周先进文化形象。关于傅斯年强调东方为中国文化重心，王汎森认为其在山东的成长经历有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一、文集

[1] 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院外国通信员编辑员助理员共撰：《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1933 年版。

[2] 蒙文通著、蒙默编：《蒙文通全集》，成都：巴蜀书社，2015 年版。

[3]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版。

二、报刊

[5]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 年第1 卷第13 期，第311 页。

[6]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1923 年第 9期，第3 页。

[7] 刘兴唐：《疑古与释古的申说》，《食货》，1936 年第3 卷第5 期，第1 页。

[8] 屠孝实：《汉族西来说考证》，《学艺》，1920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