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国家治理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关键字：《哥达纲领批判》；国家治理；当代启示

一、过渡时期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治理逻辑

马克思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一论述包含两个关键点，首先是过渡时期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的社会改造过程。其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国家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统治阶级从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了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明拉萨尔机会主义者忽视阶级，只是在抽象地谈论公平分配、劳动解放等问题。只有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 ， 才能真正消灭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经济关系的斗争， 因此 ， 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 ， 就不是什么拉萨尔主义主张的“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而是必须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也不是去空谈什么“公平的分配”、劳动所得“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和“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而是必须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当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消灭阶级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基础的。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阶级和阶级差别是不可能消灭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消灭阶级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际的“左”的错误。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争取普选权、依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是错误的，本质上背离马克思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无产阶级之所以是革命的，是因为“它力求使生产拜托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而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于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中间等级来说，它也是“被当作革命阶级看待的”。因而“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实质上是粗暴地否定了以现代大工业为发展背景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

《哥达纲领》第二部分首先否定了国家的阶级性，对此马克思指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国家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而实际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马克思揭露了《哥达纲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哥达纲领》中“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是“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对于依靠国家建立合作社，马克思指出这话是拉萨尔主义的幻想，既然依靠国家建立合作社就能实现社会主义，那还有必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吗？马克思认为现代国家的本质是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压迫和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因此通过普选权争取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保障工人阶级权力的。因为旧的国家机器是维护少数统治阶级利益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政治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以上论述对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具有深刻启示。首先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并非简单的“暴力镇压”，而是通过法治化、制度化方式实现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政治统治。例如，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权，而统一战线（如政协）则协调不同阶层利益。其次是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马克思并未详细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治理形式，但强调国家必须服务于社会解放。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如“放管服”改革、数字化政府）体现了这一逻辑——国家机器从“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但仍保持对关键领域（金融、数据、国家安全）的调控能力。最后我们要防止“去阶级化”陷阱，当代西方左翼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试图淡化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多元民主”，但马克思的论述提醒我们：只要阶级存在，国家就必然具有阶级性。中国的反腐败斗争、资本监管政策（如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体现，防止资产阶级重新掌控国家机器。

二、分配正义原则与国家经济治理

马克思批判拉萨尔派“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陈词滥调的见解”，提出共产主义两阶段分配理论：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但承认“资产阶级权利”的历史局限性（同工同酬背后的个体差异）高级阶段：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哥达纲领》中的“劳动是财富唯一源泉”的观点依然将资本逻辑奉为圭臬，劳动创造价值，当然也创造剩余价值，但是把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置换成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无疑掩盖了现代机械化生产劳动中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劳动剥削与压迫。以“劳动是财富唯一源泉”为起点的分配原则，自然也依旧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兜圈子。以什么原则进行分配，根本上取决于以什么原则进行生产，《哥达纲领》忽视了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的必要性，“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从而掩盖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问题。但这恰恰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全部秘密，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只能通过雇佣劳动的形式同资本进行看似“公平”的交换，这一过程实质上为资产者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提供了“自由平等”的外观。对此，马克思在《批判》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能够成为使用价值的前提在于，劳动者能够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待作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自然界，即生产资料为劳动者所有。由此，马克思揭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被拉萨尔主义所忽视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对于劳动应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科学阐述，有力地驳斥了拉萨尔主义者妥协退让的观点，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根源，明确了共产主义社会分配的根本前提。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扬弃资本主义，实现生产资料真正由社会占有，才能彻底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问题，使劳动真正成为财富源泉。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对象是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使得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生产者无须交换自己的产品，劳动产品不再表现为商品，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对象只能是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即具体的财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对象不是“不折不扣”而是“有折有扣”。在《德国工人党纲领》中，拉萨尔主义明确主张社会是劳动的必要条件，劳动所得理应属于社会，劳动所得理应属于社会所有成员共同享有，并强调了劳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拉萨尔主义主张劳动不仅是个人生存的手段，更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石。同时，拉萨尔主义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旨在实现劳动者的经济权益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实现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平等对话。拉萨尔主义者主张的“铁的工资规律”，没有看清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隐蔽形式，没有看清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在分配的基本原则上，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主义“公平分配”，提出生产决定分配，“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因此消费资料的分配应该由生产决定，生产和分配是历史的，立足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和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在进一步谈及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问题时，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并且着重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原则。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马克思既指明它的历史进步性，也深刻分析了它的局限性。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及其弊端“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以劳动为尺度进行分配，“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单纯以劳动为尺度进行分配，对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来说，是必须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指出应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随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消失，人的活动不再是异己、奴役人的力量，而成为自我实现的力量。基于此，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完成了分配形式上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以人的需要为尺度的分配形式彻底改变了人的存在和交往形式，人的生命活动不再是需要驱使下的非自由状态，而是能动地表现自身个性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严厉批判了拉萨尔派的“公平分配”幻想，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共产主义社会分配对象是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且分配是“有折有扣”的。马克思强调，分配方式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能脱离生产关系空谈“公平”。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以形式平等掩盖事实不平等，这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只有到高级阶段，随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消失，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使人的活动成为自我实现的力量。

三、国家职能的辩证认识

马克思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启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双重职能，改革需推动从统治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放管服”改革、数字化政府建设等实践，反映国家机器向社会回归的历史趋势。保持国家对关键领域（金融、数据、粮食等）的调控能力，防止新自由主义消解社会主义本质。

马克思批判纲领的“民族狭隘性”，强调工人阶级斗争的跨国性。这给我们的国家治理启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当代发展。“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生产关系国际重组，实践“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跨国合作。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坚持开放战略，避免重复“哥达纲领”对民族国家的盲目崇拜。该文献警示我们，国家治理若脱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可能滑向“庸俗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中国之治的成功在于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与治理现代化的统一，将按劳分配原则创造性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保持历史辩证法思维。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陈先达 .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3] 张雷声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刘沛沂（2000.8—），女，汉族，甘肃定西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