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能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杜玲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昆明 650500
一、研究资源便捷的突破性拓展
(一) 拓展研究资料范围
一是网络资源整合。互联网上散落着大量与党史相关的新闻报道、回忆录、口述历史、图片影像等资料。利用网络爬虫、数据挖掘等技术,散落于互联网的新闻报道、口述史、影像资料等非结构化数据得以清洗、分类与关联分析,形成覆盖多模态的专题数据库。
二是创新新媒体平台。短视频、微博等用户生成内容成为“活态”史料来源,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平台,在互联网的支持下,成为党史党建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平台用户通过生成内容,亲历者回忆、民间故事、红色旅游打卡等,为互联网受众提供党史党建的学习,也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新媒体依靠自身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大等优点,成为广大互联网受众最欢迎的传播方式。
(二)创新研究方法手段
一是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是将复杂的数据转化为直观图形或图像的过程,通过视觉元素(如图表、地图、动画等)呈现数据的内在规律、趋势和关联,帮助人们快速理解、分析和决策。党史党建研究因内容庞大、资料繁多、搜集整理难等问题研究难度大,数字化技术应用,可以将党史党建数据以图表、地图、时间轴等形式可视化呈现,更直观地展示历史发展趋势、空间分布特征等,帮助研究者发现新的研究问题和规律,以此来提高党史党建研究的效率。
二是虚拟现实技术。借助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利用 VR、AI、MR 等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面貌,为复制还原老照片提供技术支持,实现情景再现。最近火热的Deep seek 智能软件利用AI 技术还原老照片,尤其是可以让老照片动起来,变成鲜活的短视频,这也让AI 真正贴合社会,满足大众需求,有温度起来。
(三) 提升研究成果转化效率
一是建立党史党建研究成果数据库。将党史党建研究成果,包括论文、专著、研究报告、案例分析等,进行数字化整理和分类,统一归纳在数据库里,依托技术手段,实现各类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不仅方便了党政机关、高校、科研机构等研究人员的查询和应用,也将碎片化、零散的知识通过整合,知识更加系统体系化,便于搜集查找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进而提高研究效率。
二是开发党史党建知识服务平台。学习党史党建知识是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历史智慧的精神财富,用党史党建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互联网应用,开发党史党建知识服务平台和虚实交互的远程虚拟空间,为用户提供精准的知识检索、智能问答、个性化推荐等服务,融入 AI 智能机器人,用户在进入网站时有不会的问题可以直接求助机器人,实现问题解答和知识引导相结合。
二、 数字化赋能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挑战
(一) 数据标准不统一与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
一是数据标准问题,党史党建学研究的数据包括文献、档案、口述史等,来源广泛,格式和标准各异,增加了整合和利用的难度。目前,数据整合缺乏统一的标准,导致各个数据库之间难以实现资源互通和共享,特别是元数据标准不一,由于对同一数据的描述存在不同一的现象,导致研究者检索和利用难度大,也就影响了数据和成果的质量保证。
二是共享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党史党建数据资源共享机制,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导致数据共享工作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致力于党史党建学的研究。部分机构和个人对数据共享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数据私有”的现象,观念意识单薄导致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低,重复采集、整理和储存数据,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二)研究方法单一与人才队伍短缺
一是传统党史党建研究者缺乏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训练。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训练对于培养具备跨学科视野、掌握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至关重要。时代变化发展使得传统研究者缺乏数字化技术的训练,由于接触数字化技术的机会少,加上大多数学者不愿意加强知识技能提升的问题,导致了数字化党史党建研究举步维艰,培养一批这样的复合型人才至关重要。
二是党史党建学研究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党史专业知识,还要掌握一定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传统的党史党建研究学者大多不具备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散落在各地、各机构的的党史文献资料、图像影片等,要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保存和整理,归档过程中也要运用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两方面都具备的人才较少,且不愿意做归档的工作.
(三) 数据安全与意识形态风险加剧
一是数据安全。党史党建学研究涉及大量敏感数据和信息,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安全问题尤为突出,需要各方协力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防范。党史党建数据涉及党的历史、组织建设、党员信息等重要内容,一旦泄露,可能会被敌对势力利用,从而对国家安全和形象产生危害,而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更是会利用相关数据扭曲历史事实,否定党的领导,危害意识形态安全。
二是意识形态风险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方面主要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出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互联网平台,散步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否定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否定英雄主义的出现,诋毁党的领袖人物,企图动摇党的执政根基。数据化的党史党建研究会促使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技术,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理念,企图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侵略文化。
三、 数字化赋能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路径
(一)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数字化发展战略
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数字化发展。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是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专门机构,数字化党史党建学可以在此机构的基础上联合相关部门和院校,成立数字化党史大党建研究工作小组,致力于党史党建学的数字化研究。
(二)建设数字资源平台,推动数据共享
建设全国统一的党史党建数字资源平台,制定数据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共享。构建党史党建数字化的大数据平台,整合碎片化、分散的党史党建资源,从而实现党史党建资源的集中管理、高效检索及开放共享,为学者进行党史党建研究提供文献来源。全面梳理党史党建资源,制定资源目录和数字化标准。
(三)创新研究方法,加强人才培养
加强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党史党建研究中的应用,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数字化赋能为党史党建研究开辟了创新路径,其核心在于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重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层面,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海量党史文献进行语义分析,构建知识图谱实现历史事件的时空关联可视化。
数字化赋能党史党建学研究,本质是一场“技术赋权”与“价值引领”的双向调适过程。唯有将技术创新嵌入国家战略需求,将数据治理融入意识形态建设,将人才培养锚定学科发展方向,方能实现“老课题”的“新解答”。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索数字技术与历史辩证法的结合机制,在算法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交融中,筑牢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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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杜玲(1998 年出生)女,汉族,宁夏固原人,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