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共艺术的范式转换与数智演化问题探析

摘要：公共艺术作为当代城市文化生态的重要载体，在提升审美体验、促进社会互动以及传播地域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在公共艺术领域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共艺术实践也迎来了一场新的数智化革命，并展现出新的美学活力。本文立足于人工智能与公共艺术的交叉语境，系统梳理了当代公共艺术的范式转型及其在数智时代的演化路径，深入探讨具体实践中的问题，并提出新思考。

关键词：公共艺术，范式转换，数智化

“公共”一词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概念，其内涵也在随着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演变。进入20世纪，受多方面社会变革的影响，public 成为民主政治和社会讨论的核心对象。而在当代语境下，随着社会结构、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公共性的讨论已不再局限于物理场所，而是扩展至一种数字化、去中心化、互联化的讨论语境。其中，个体与群体，公权力与自治力共存，构建出更复杂的公共关系网络。同时，全球化和数据化治理，以及信息时代诸多伦理问题也对“公共”带来新的挑战。可以说，当前的“公共”概念已从传统的物理空间和治理结构，转向一种交织着媒介化、数据化和协作性的运作体系。

在“公共”的概念演化路径下去考察公共艺术的发展历程，也可以发现其逐步从一种由公权力主导的象征性造物，变成一种更具互动性和参与性的社会实践载体。卡蒂耶和泽布拉茨基在《公共艺术的日常实践》一书中也曾提到，21世纪的公共艺术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纪念碑式表达，朝着更具互动性以及社会介入性的实践方向发展，在推动社会包容和空间再利用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学者张炯炯也表示：“作为交互性与开放性的媒介，公共艺术的新媒体形态构建起了当代城市文化的对话界面，有着引导环境感知与情感效应的作用，公共空间中的多元化主体依靠此获得了新的体验，并且生发出情感与思想的交流，共同创造着公共艺术的当代意义。”

公共艺术作为主要发生在公共场域的艺术形态，它的范式随着“公共”的语意变化而演化，相应的，“艺术”的边界也在随之扩展。不同时代的社会赋予“公共”和“艺术”不同的含义。本文将从范式转换和数智演化这两个方面，梳理当代公共艺术在社会中的新角色与新使命。

一、范式转换：从单向传播到“关系界面”

传统的公共艺术承担着纪念、装饰、象征权力的功能，其形式多以雕塑、壁画、纪念碑等为主，承载特定的文化叙事和权力象征。作品的意义与功能主要依附于宗教、国家或城市规划体系。在这种单向传播的模式下，艺术家的创作往往受权威引导，观众的角色也相对被动。

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艺术逐步走向更广泛的公众生活，公共艺术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制度推动力。1959年，美国费城率先推行“百分比艺术计划”（Percent for Art Program），这项政策规定市政工程预算中必须拨出一定比例用于艺术创作，以支持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发展。这一政策迅速影响全美，并成为推动公共艺术制度化的重要里程碑。虽然早期的“百分比艺术计划”仍然延续了传统纪念碑式艺术的逻辑，即政府和机构依然是公共艺术的主要决策者，艺术作品的主题和形式往往由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规划者主导，但该计划促使艺术得以走出教堂与博物馆，并与城市环境相结合，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公共艺术的发展，也标示着艺术开始融入当代公共生活。

20世纪后半叶，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提出著名的“社会雕塑”（Soziale Plastik）理念。博伊斯认为，整个社会应该被视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每个人都可以创造性地为之做出贡献。而“只有在彻底扩大定义的条件下，艺术和与艺术相关的活动才有可能证明艺术是当今唯一的革命性进化力量”。1990年代，法国策展人尼古拉·布赫洛提出的“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概念进一步推动了艺术定义的转型。他认为，艺术不仅仅是物质实体，而应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是“以交互主体性为基质、以‘同在’为核心主题的艺术形式，是观看者与画作间的‘交汇’、意义的集体构筑”。21世纪，克莱尔·毕晓普进一步对这种“参与性”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她在《人工地狱：参与性艺术与观众政治》（2012）一书中指出，艺术的参与不应仅仅是社交互动，而应当包含冲突、异质性和批判性维度，以揭示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她强调，“参与性艺术”（Participatory Art）并非简单地创造和谐的社交体验，而是让观众成为作品中的活跃主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承担塑造作品的责任。毕晓普的观点在21世纪影响深远，使得“参与性艺术”不仅成为一种方法论，也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伦理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艺术逐渐从以往单向传播的“物质实体”，发展为以社会互动、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动态参与模式，甚至观众的参与成为艺术意义生成的必要条件。这种转变使得公共艺术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关系界面”。

二、数智演化：技术赋能的多元感知

进入20世纪以来，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持续扩展着“关系界面”的交互维度，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控制论（Cybernetics）的兴起。控制论浪潮强调反馈（feedback）、自适应（adaptation）和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等概念，将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带领进一个全新阶段。

“控制论”浪潮大力促进了艺术家与科学家、工程师之间的跨学科进行合作，这一时期也诞生了非常多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技术实践。1970年大阪世博会上，日本艺术家中谷芙二子（Fujiko Nakaya）与E.A.T.（Experiments in Art and Technology）共同创作了著名的“雾的雕塑”（Fog Sculptures）。艺术家与工程师合作设计了一个人工雾气装置，而人造雾的形态、可见性和雾气密度会根据观众的移动与环境气流的扰动而变化，从而在特定空间中制造出不断流动的无形“雕塑”。同样在大阪世博会上，德国作曲家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与建筑师弗里茨·莱昂哈特（Fritz Leonhardt）和工程师合作，在德国馆内搭建了一个球形音乐厅，并将50个扬声器环绕整个空间，使声音可以在三维空间中运动。不同于传统音乐的固定声场，该空间系统允许声音在不同方向传播，并根据听众的位置和运动产生不同的听觉体验。

在此之后，大型博物馆和美术馆也逐渐成为沉浸体验式公共艺术的重要实践平台，进一步促进了数字交互和沉浸体验的技术发展，同时也赋予公共艺术对于公众教育层面的意义和功能。典型案例如丹麦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的作品《天气计划》（The Weather Project， 2003）。他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涡轮大厅中，通过人工光源营造出一个巨大、逼真的“太阳”景象。灯光、雾霾以及镜面反射的结合，使观众沉浸在一种仿佛日落时分的氛围中。与“雾的雕塑”相似，观众的身体移动、观看角度的变化，会影响光影在空间中的呈现方式，从而让每个参与者都能获得不同的体验。这一作品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模拟，更是对人类感知系统的重塑，通过技术光影塑造了一种自然情境，让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由实时数据驱动的公共艺术也成为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依托实时数据传感器、数据可视化、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艺术家能够实时采集并解析环境信息，使得艺术作品的形态、图像、光影或声音依据外部数据的变化即时调整。这种基于实时数据反馈机制的创作方式，使得公共艺术的互动体验更具智能化和情境化。

新媒体艺术家Marco Barotti的户外动态声音雕塑《蛤蜊》（Clams）由回收的废塑料制成蛤蜊的形态、内置扬声器并安置在海滩上。塑料“蛤蜊”所发出的声响基于实时读取的水质传感器数据。不断变化的流动数据赋予每个壳体微弱的声音变化以及仿生的开合动作。该作品融合实时数据、数字媒介和物理装置、让宏大的环境问题变得可听、可视、可感，引发人们对于水污染和塑料污染的关注和反思，而艺术则成为人与环境的共生媒介，成为一种可对话的“活态”载体。

2020年，Acute Art与Dazed Media联合推出了《Unreal City》项目，该项目为伦敦规模最大的增强现实（AR）公共艺术节，共展出了36件虚拟雕塑作品，并通过步行导览的方式沿着泰晤士河南岸分布。参展的艺术家阵容强大，既包括尼娜·香奈儿·阿布尼（Nina Chanel Abney）、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曹斐（Cao Fei）、阿莉贾·夸德（Alicja Kwade）、具本昌（Koo Jeong A）、马可·布兰比拉（Marco Brambilla）等全球知名艺术家。观众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在公共空间中“观看”这些虚拟雕塑。而在疫情期间，Acute Art与Dazed Media决定将这些特定场域艺术作品开放给全球观众，使他们能够通过免费的Acute Art应用程序，在家中安全地体验这些艺术作品，在突破了艺术鉴赏环境的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属于数字时代的“公共艺术”定义。

综合以上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从控制论时期的机械反馈机制，到当代的智能数据驱动，再到线上的虚拟空间，公共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一场从静态到动态、从单向传播到多元感知的范式转变。数字技术的介入不仅拓展了艺术的感知边界，也增强了其在环境、社会议题和公共互动方面的深度。公共艺术不再是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成为了一种具有社会交流、环境反馈和文化共建等功能的“活态”媒介。这也预示着，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的公共艺术将更加智能化、互动化和数据化，并在技术赋能下不断进化，成为一种超越物理界限的，社会范围的感知平台。

三、相关问题探讨

人工智能展现出巨大潜力，但从技术门槛、数据伦理、文化平衡、社会影响和可持续发展等角度看，仍然面临诸多复杂问题。

1.技术门槛与公共参与的矛盾

公共艺术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其互动性和公众参与度，而人工智能驱动的艺术作品能否真正实现“公共性”仍面临诸多挑战。许多基于算法的互动作品仅提供表层互动，观众往往只是数据输入的一部分，而无法真正影响作品的内在结构，使得这种“参与”更接近于被动的数据贡献而非真正的共创。此外，人工智能互动技术的技术壁垒可能加剧公众的理解难度，从而影响限制了不同群体的参与程度。因此，在人工智能互动项目的设计中，需确保观众的互动不仅是简单的数据输入，而是能够对作品的演变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而增强共创性。同时，可以通过艺术教育、工作坊、公共论坛等方式，提高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降低技术门槛，减少技术对普通观众的排斥感。此外，在场馆中也可配备专业的讲解人员，使其更具可接近性和社会包容性，从而真正体现公共艺术的价值。

2.文化多样性与同质化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传播加速了不同地域间的交流与共享，但与此同时，标准化的算法和数据训练模式可能导致数据和视觉表现的趋同，削弱本土文化的独特性。避免这一问题，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数据库与算法体系，确保人工智能能够学习并表达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同时，应积极调动社区共创的，使本土文化群体能够积极参与到本土文化数据库的贡献中，并保障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多样性。减少同质化的风险。此外，通过结合非遗、地方民俗等元素，发展基于本土文化的人工智能艺术表达，让技术成为文化创新的工具，而非削弱文化个性的杀手，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文化的共存与平衡。

3.数据伦理、数据隐私与算法偏见

人工智能驱动的互动艺术在数据收集、分析和生成过程中，可能涉及公众数据隐私问题，尤其是在公共艺术的语境里，这一问题更加严峻。因此，在涉及人工智能的公共艺术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需确保数据的匿名化和安全存储，严格防范未经授权的数据采集和滥用，以维护公众隐私权。

此外，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集应尽可能多样化，涵盖不同地域、文化、社会群体的特征，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建立偏见检测和修正机制，以防止单一价值观或审美倾向主导的算法偏见。使人工智能驱动的艺术表达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产物，更能真正体现公共领域的包容性和社会责任。

4.可持续性、技术迭代与资源消耗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往往依赖大量算力资源和高昂的硬件维护成本。人工智能驱动的艺术装置通常需要持续的电力使用，实时驱动的数据运算更加以来巨大的能源消耗，还可能因快速迭代的技术更新而在短时间内被淘汰，因此，为提升人工智能驱动型作品的可持续应用，应探索低能耗AI算法，，降低其对计算资源的依赖。同时，采用模块化、可升级的技术架构，使作品能够适应未来技术的发展，避免因技术淘汰而失去艺术价值，当然，这需要艺术家与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此外，在公共艺术项目的生命周期规划中，应充分考虑长期维护方案，确保作品在技术支持、数据存储、硬件更新等方面具有可持续性和自更新能力。只有通过合理的技术优化与可持续规划，人工智能驱动的公共艺术才能在创新与环保之间取得平衡，真正融入公共空间并长期发挥文化影响力。

总之，依托数字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公共边界的拓展和艺术赋能，公共艺术正在从一种“存在于公共空间的艺术”逐步转变为“重塑公共场域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公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共享概念，而是与每一个个体的经验、数据以及行为反馈紧密关联形成的一种动态互联的场域，而艺术则成为连接人与空间的媒介。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与技术的广泛融合，不仅拓展了公共艺术的表达边界，还赋予艺术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使命，而相应的，这种持续拓展的文化使命又间接推动了艺术在内容和社会实践方面的不断创新，构建出人工智能时代公共艺术更为多元且富有探索性的发展路径以及符合中国特色的文化使命。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为公共艺术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动能，使其突破物理边界与固有形式，成为连接个体感知、文化记忆与社会议题的动态媒介。通过情感计算、数据驱动与多模态交互等融合应用，公共性在虚实交织的场域中得以重构。然而，技术赋能的背后，仍需直面技术垄断、隐私风险与视觉同质性等挑战。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9.

[2] CARTIERE C，ZEBRACKI M.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public art：Art，space，and social inclusion[M].London：Routledge，2016.

[3] 张炯炯．多元性的融合：公共艺术的新媒体转向[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1）：176-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