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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培育新型青年职业农民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作者

陈晶晶

南通理工学院 江苏南通 226600

2020 年,《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出台。《规划》中明确指出,所谓新型职业农民,是指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相关的活动,同时也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并主要在农业活动的经营管理中获取利益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从业者。当前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是经济社会进步下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并且近几十年来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从规模和速度上看,农村老年人口已位居世界前列。农村老年人口高龄化、空巢化现象的叠加显现,使农村面临着严重的“未富先老”的局面,这对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造成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下降、农业生产效率停滞不前等一系列问题,阻碍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亟需通过政策引导促进青年人才回流农村,通过培育新型青年职业农民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保障。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培育新型青年职业农民的理论基础

1.1 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是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是:对“城乡对立”深入的批判和对“城乡融合”科学的展望,而其终极归宿则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但也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与“乡村孤立分散”的矛盾,本质是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对立,是资本对乡村的剥削和支配。其结果不仅是乡村的凋敝,更是“农业人口的退化”,农民被异化为纯粹的劳动力商品,农村文化衰退,人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一味批判,他们还作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消灭城乡对立和实现城乡融合的科学展望。他们预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将通过废除私有制、有计划地协调生产力布局、消除旧式分工等方式,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结合,使城乡对立“消失”。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等同,而是使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联系,让生活在农村的人也能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1.2 刘易斯拐点理论

“刘易斯拐点”是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教授提出。这一理论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市场转折点: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最终会导致农村可转移劳动力从过剩转为不足。在此拐点之后,不仅工业部门面临劳动力供给紧张,农业部门也因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而出现老龄化加剧的现象,形成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瓶颈。这一理论揭示了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的动态平衡规律及其对城乡发展的深远影响。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刘易斯拐点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理论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现代工业部门则可以以较低的工资水平吸引这些劳动力,从而实现工业的扩张。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劳动力短缺与农业劳动力老化现象逐渐显现,标志着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政府和企业需要采取措施,缓解工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如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等。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农业劳动老化的问题,开展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给予更好条件鼓舞青年返乡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等措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培育新型青年职业农民的困境

当前青年职业组成现状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特征与结构性矛盾。从就业现状来看,仅有少数的青年选择新型职业农民这类职业模式,而大多数的青年选择进入城市就业,另有一部分的青年虽身处农村却从事非农产业。这种过渡性的选择,反映出农村产业形态未能充分吸纳青年劳动力以及培育新型青年职业农民面临的现实困境。

2.1 职业认可度低

当前,人们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和角色理解还不够透彻,导致偏见的产生。把“新型职业农民”简单的等同于新时代的“农民”,将“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意义上“靠天吃饭、体力劳作”的农民混为一谈,认为依然是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刻板印象。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学历水平低、没读过书、只能种地”的群体,忽视现代农业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专业能力要求,这样的偏见在婚恋市场表现的尤为突出,大多数的女性明确表示“不愿嫁给职业是农民的男性”,认为其“收入低、没发展前景”。研究发现,留守农村的青年职业农民男性占比较高,婚姻挤压效应使得适婚年龄男青年面临严峻的婚恋难题,婚恋难进一步带来低生育率问题,低生育率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再生产的断层风险。这种“三多现象”——男性多、未婚配多、未生育多——不仅影响农业生产协作效率,更动摇着乡村社会的人口根基。再者,还有将“新型职业农民”归为“生存型职业”而非“发展型职业”的,认为其不如“白领、工程师”等职业有社会地位,甚至将其视为“无奈的选择”,导致在农村普遍存在“年轻人不外出打工就不正常”的舆论压力。与此相反,职业农民这一职业在国外许多国家却有较高的认可度。在德国农民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也是社会中最富的人群之一;在英国调查显示农民职业认可度仅次于护士。除此之外,还有人觉得“种地不需要专业知识,只要有力气就行”,无视“新型职业农民”这一职业对土壤检测、病虫害绿色防控、农产品电商运营、智慧农业设备操作等复合技能的需求。

2.2 生产成本与风险的双重挤压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农业生产实现集约化、机械化和规模化,土地的流转是规模化生产经营的基础,农业规模化经营则是提高农业生产收益的前提。但前期高昂的成本投入使部分青年人望而却步。以农业种植为例,连片土地的流转租金成为一项巨大的成本支出,并且还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现代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大棚、节水灌溉、仓储冷库、智能化设备等现代农业设施投入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此外,农业与工业生产和服务业不同,其生产周期受自然规律制约。例如果树等经济作物需 3-5 年才能进入丰产期,养殖业也需至少 1-2年才能见到收益。这就意味着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在创业初期将处于“只投入、无产出”或“低产出”的状态,对现金流是巨大考验,无形中提成高了生产成本。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条件,受气候变化导致的减产风险和市场波动带来的价格风险影响较大,常出现“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周期性波动。“蒜你狠”、“姜你军”之后往往是“蒜你贱”、“被姜军”。而新型青年职业农民由于缺乏市场信息分析和风险对冲能力,辛苦一年可能会因市场价格暴跌而血本无归。综上所述,生产资料成本高、投资回报周期漫长、生产经营风险高等共同勾勒出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隐忧,导致青年群体的持续流失进而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2.3 城乡发展不平衡

新型青年职业农民的培育还受到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深刻制约,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医疗和教育资源的匮乏、青年返乡面临的社交断层,这些正成为推动青年劳动力离开农村的“动力”。农村基础设施条件薄弱严重制约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发展环境。道路交通、信息网络、冷链物流等硬件设施不足,限制了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农产品的市场化效率,影响了新型青年职业农民从事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经营的实际可行性。其次,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缺失降低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吸引力与社会保障水平。相比城市,农村地区在商业服务、文化娱乐、就业平台等方面的资源匮乏,难以满足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对生活品质和社会交往的需求,导致农村人才外流趋势难以根本扭转,制约了高素质劳动力的驻留与回归。再者,医疗与教育资源的区域性失衡进一步削弱了农村对潜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容纳能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覆盖不足、水平有限,教育资源质量与城市存在显著差距,不仅影响现有农业从业者的生活质量,更成为阻碍年轻、高素质人才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子女教育与家庭发展具有长远考虑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滞后加剧了青年的疏离感,这是导致青年抛弃自古以来的乡土情结,离开农村去往城市的重要诱发因素。虽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这些问题在逐步解决,但是从现实和目标、推进的速度这两个角度去看,这些问题还较为显著。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培育新型青年职业农民的路径

拥有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的新型青年职业农民,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确保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新形势下面对这一情况,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协调各方资源,创造有利条件吸引人、留住人,并培育新型青年职业农民队伍,优化农村劳动力结构,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3.1 增强新型青年职业农民的认同感

顺应时代发展,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宣传和推广,推动社会传统观念的有效转变,深化新时代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身份和及其战略意义的认知。具体而言,要重点宣传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新型青年职业农民的发展前景与独特优势;再者,努力推广新型青年职业农民的实践成果、先进生产技术与宝贵经验,积极倡导契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需求的理念与价值观。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逐步引导社会公众重新认知农业生产的战略性价值,重塑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形象与地位,推动传统农村观念向现代化转型,使其更符合当代青年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期待。同时,突出 “农民致富”“农业创新” 等核心关键词,助力公众重新认识农民群体在社会发展中创造的重大价值,深刻理解农业农村发展对于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意义。设立专业称号和评选机制,在农业、农村发展领域设立新型青年职业农民称号,增强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对工作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举荐、表彰一些优秀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增强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同和支持。再者,引导社会舆论和焦点多关注“三农”问题。将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问题变成社会舆论的热点,进而在全社会树立起正确的新型职业农民观念和弥补新型职业农民之前在社会舆论中的缺失。

3.2 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提升收入水平

有效缓解初始投入压力,成为促进青年从事新型职业农民职业的关键。首先,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专项补贴和奖励,对符合要求并认证的新型青年职业农民提供直接的资金补贴或生产资料补贴。再者,针对当地重点发展的农业产业,政府提供专项补贴。其次,对符合“返乡入乡创业”条件的青年,提供一次性创业补贴、场地租金补贴等。与此同时,建立建全创业担保贷款、创新抵押融资、供应链金融等多层次信贷体系;鼓励和指导新型青年职业农民通过合作社托管模式、农机服务平台化、预售制消费模式等轻资产运营模式改善现金流。

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低,受外部市场的控制,不具有价格优势。因此,农村农业必须创新生产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附加值。综合考虑村庄资源、气候等条件优势,形成一系列特色农产品种植,创立特色种植品牌,即一村一品模式。另外鼓励集体农庄、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整合资源,引进先进技术,推广规模种植和特色养殖,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规模化经营。除此之外,转变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式,还必须坚持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一二三产融合就是要做品牌、做特色,和工业生产结合使农业产品商品化;和第三产业相结合,打造观光旅游业,让农业可吃、可看、可玩,还能带着走。通过多业态、多功能、长链条提高农业附加值从根本上扭转农业收入落后地下的局面,激发新型青年职业农民的内生活力。

3.3 夯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营造宜居环境

要吸引青年劳动力回流,就必须在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卫生等方面下功夫。部分青年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不能满足生活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这也是农村劳动力市场远远落后于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政府要更多地主动承担起建设责任,帮助各村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时加快农村道路、天然气、物流、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统筹规划整体发展设计,加速推进农村地区宽带与 5G 网络的全面覆盖,并深入探索 5G 技术在农村农业领域的战略布局与开发利用,以期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弥合城乡间数字差异,促进均衡发展。

公共服务的改变还要做到教育和医疗的双提升。一部分青年劳动力没有回到农村,是因为想让孩子在城里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因此务必将农村教育发展置于重要位置,致力于构建城乡融合、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体系,全方位提升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确保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与质量的全面提升,协调城乡师资配置,并向农村倾斜。另外还需优化乡村医疗资源配置,强化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资金支持政策,构建坚实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并积极支持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基础设施与服务能力升级。缩小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显著差距,通过系统性政策干预和资源倾斜共同铸就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培育的良好环境。

4. 结束语

解决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的问题应是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集合的努力,从新型职业农民认同感的提升、农产品产业结构化的发展、政策制度的持续完善以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多个角度发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全面有效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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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宇航 , 赵茂 .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困境与突围路径 [J]. 现代化农业 , 2024, (08): 72-75.

项目来源:2024 年度南通理工学院科研项目“乡村振兴下青年参与农业生产能动性的探寻与拓展”(项目编号:2024XK(R)44)

作者简介:陈晶晶(1995.07),男,汉族,江苏南通人,助教,硕士研究生,南通理工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