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教育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作用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了“五个一批”工程：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为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开具了治世良方，其中实施“教育脱贫一批”被放在了第四位。教育扶贫是脱贫攻坚初步解决贫困问题之后实现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也是解决贫困之困的根本“道”法而非“术”法之一。百年大计，树人为先。实施教育扶贫可以扶其智，授其渔，树其志，治其愚。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体制机制问题，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脱贫返贫问题，可谓功不可没。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人均受教育年限与个人人均收入存在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为 0.562 。[1] 也就是说教育可以有效提高人均收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教育扶贫对改变贫困的重要性。

一、教育对代际贫困传递的阻断作用

（一）贫困及代际贫困传递的内涵

对概念进行合理清晰的界定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贫困的概念界定经历了几个不同范式的演变。最初人们从经济角度提出了收入贫困概念。指的是经济收入不能为个人维持生存而提供的日常基本生存需求的一种生活状态。这种贫困是指的绝对贫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贫困的界定范围变得更广，内涵也更为丰富。贫困不仅限于经济收入贫困，还包含了精神贫困、文化贫困、发展贫困、营养贫困等多个维度。后来有国外学者又提出了能力贫困范式，即造成贫困的原因是个人能力不足，而能力不足的根源又是因为权利差异化导致的制度不平等、法律不平等、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的不平等。[2] 包括后续的脆弱性贫困范式和社会排斥贫困范式都扩大和丰富了贫困的范围和内涵。同时贫困从对象上来看又分为微观层面上的贫困和宏观层面上的贫困即个人贫困和国家及地区贫困。代际贫困传递从微观层面来看指的是父母或家庭将贫困的状态以及造成贫困的相关因素复制和传递给子女并使子女继续贫穷在其长大以后再传递给他们的子女的贫困延续状态；从宏观层面来看指的是某一阶层、区域或者国家无力或无效改变现实贫困状况或改变致使贫困的各种因素，从而将贫困的状态在某一时间、空间区域内继续延续下去的恶性循环。笔者主要从微观和中观层面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阐述。

（二）基于有限资源排他性的代际贫困传递

资源是有限的。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源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尤其优质资源。从微观层面来看，有限资源的排他性致使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被社会约定俗成地分为不同社会阶层，从而致使其所获得的附加社会权利、社会地位，享受的社会公共政策及资源不同，并最终形成有限资源配置不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从中观层面来看，基于有限资源的排他性，权力阶层可以凭借自身本已具备的优势抢占资源，尤其优质资源；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趋于效益最大化原则往往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出现天平倾斜，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平。由于社会权利、地位、条件、资源拥有情况等因素不同，通常导致个人或某一阶层在起点、过程中产生不平等，从而导致结果不公平，因而贫困也就随之产生。加之贫困本身具有一定的代际传递性，因而加剧了贫困代际传递。

教育资源也属有限资源，也具有排他性，尤其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异常激烈，势必注定教育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出现不均衡问题。人们受教育程度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相关，占据教育资源优势的人或阶层在经济状况上整体上好于弱势群体，贫困因而产生。这也是为什么总书记提出“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原因之一。

二、甘孜州教育及教育扶贫工作中的现实问题

（一）甘孜州教育发展现状

据统计，当前甘孜州全州境内有各级各类学校共 710 所，其中幼儿园 348 所，小学 293 所，初级中学 52 所，普通高中 14 所，中等职业学校 3 所，高等学校 2 所，学校在校学生共 289423 人，仅占全州人口总数的 26% 。甘孜州教育发展状况整体上处于落后水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数量少，不能满足基础教育需求。全州 18 个县市，普通高中数量和初级中学数量不多，平均每个县仅有一所高中和不到 2 所初中，且这些学校又主要分布在经济状况较好，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偏远地区学校数量少，导致孩子上学路途远，上学困难。二是基础教育入学率低，存在一定程度的辍学现状。据统计，全州小学入学率经济状况较好的城镇地区高于偏远地区。三是，师资力量十分薄弱，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低。综合来看，甘孜州基础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不到教师总数的 39% ，偏远地区学校专任教师数量少。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专业知识拓展、教育思想体系构建等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低下。四是教育体系不健全。职业教育为民族地区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提升民族地区整体素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甘孜州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有3 所，高等学校 2 所，数量不能满足需求。职业教育为民族地区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提升民族地区人口整体素质，促进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部分孩子无法升入高级中学就读的情况下，职业教育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影响甘孜州教育发展落后的因素

1. 自然地理因素

甘孜州地处四川盆地西南部，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全州平均海拔在 3500 米左右，海拔高、气温低，境内高山耸立，沟壑纵横，草原面积占据全州面积的 61.7% 。主要以农牧业经济为主，二三产业发展落后，甘孜州每年 GDP 排名均为四川省各市州排名最后一位。全州地广人稀，为藏族聚居区，藏族占全州人口总数的78.4% ，属于全民信教地区。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导致了甘孜州教育发展的落后。

2. 社会经济因素

一是农牧民文化程度低。甘孜州大部分农牧民群众不识汉字，不会讲汉语，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法律意识十分薄弱，无法意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也不能意识到不送子女入学接受教育的违法行为。二是宗教因素影响。甘孜州全民信教。宗教对于群众的影响渗入到各个方面，尤其思想渗透和行为掌控。甘孜州的偏远地区将自己其中一子女送入寺庙做扎巴或觉姆是许多农牧民家庭的通常选择。如此势必造成学生入学率低，接受正规教育可能性小，也是造成甘孜州教育发展落后，群众文化素质低下的重要原因。三是收入低，生活贫困是教育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甘孜州农牧民经济收入主要以种养殖农牧业为主，农牧业的低效益导致了农牧民的低收入水平，没有更多更好的增收渠道注定其在子女教育投资上的捉襟见肘，更多的家庭更愿意子女在家放牛、挖虫草、照顾弟妹，帮助父母一起承担家庭喂养责任。

3. 甘孜州教育扶贫中的现实问题

一是，教育扶贫政策力度不够。教育扶贫是破解贫困的重要方法之一，相较于异地搬迁、保障兜底等举措，笔者认为发展教育是最长效、最可持续、也是最标本兼治的方法之一。但是基于教育本身的耗时长、成效慢、难度量的特殊性特点，在制定扶贫政策时更多时候不愿意往教育方向倾斜。甘孜州委州政府为促进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战略规划，但通过教育实施扶贫完成脱贫的政策力度倾斜不够。二是，农牧民群众参与配合度低，积极主动性弱。受思想意识局限，农牧民自身脱贫意识弱，内生动力不足，希望能直接从政府处领取各种惠农补贴及政策资金在农牧民群众中还很普遍。三是，社会参与教育扶贫的力量弱。甘孜州地理位置偏远，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利。办学主体基本上全部依靠政府力量，社会参与办学的力量弱，程度低。从基础教育来看，全州没有一所社会办学学校，目前仅有几所规模小、数量少的社会力量参与学前教育办学。

三、教育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作用问题

当前，开展国家注重贫困地区控辍保学专项行动、明显降低辍学率，继续增加重点高校专项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人数，用好教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尽管教育资源具有极强排他性，但是教育却有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作用。

（一）教育拓展个体能力问题

实现个体朝向更加自由方向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个体通过接受教育可以实现自身科学文化素质能力、劳动技能、思维方式方法能力、自我潜在意识能力、积极文化底蕴能力、正向精神发展动力以及健康状态等多项综合能力朝向更高层次发展，以及能力发展之后随之带来的一系列积极效益。譬如：经济收入增长、社会地位提高、打通社会阶层固化等经济社会效益。经济收入增加可以摆脱在物质层面上的贫困，社会地位提高可以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具备争夺优势，教育还可以打通社会阶层的固化，使贫困和贫困因素不在代际间复制和传递，从而有效阻断贫困产生。

（二）教育投入与回报率的正相关问题

教育投入与教育回报是呈正相关的，对教育的投资可以很好得获取到回报，且回报率相较于其他投资最高。人力资源专家舒尔茨曾经说过：人力资本是一种投资，且该投资的回报大于物质投资。教育也是一项产业，在产业实施过程中，同样生产出教育产品，产生经济效益，且教育产生的经济效益最为显著。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各个要素接受了教育的再生产，成为了新的教育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创造了新的经济效益，个体层面上获得了经济收益的大幅度提高，从而生成了高回报率。因而，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

（三）教育扶贫开发中的政策资源配置问题

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且自称体系的连贯过程。在教育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由于资源配置产生的各种问题，比如教育公平问题。教育公平问题中涉及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又往往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关。教育扶贫开发中的政策资源配置就是要解决教育中的资源配置不公平问题。通过制定政策，使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缩小城乡差距，让教育公平能在贫困地区得到更加充分地体现。甘孜州的教育扶贫就是通过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的各种优惠，比如学费免费、生活费补贴、定向招生等政策措施提高教育质量，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升入高一级学校就读，提升自身能力，并最终改变贫困状态，打破代际传递。

四、结论和对策

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上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制定和实施积极的教育扶贫政策可以减少因权利、地位、健康等因素引起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让偏远落后地区儿童能够获得更多实现自由发展的机会，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缩小与发达地区或城镇之间差距，实现资源有限性的更加公平合理配置。

（一）加大教育扶贫力度，从源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政府领导者应树立大局意识，长远意识和整体意识，在扶贫过程中秉着“扶贫先扶智”的思想理念加大教育扶贫力度。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教育扶贫资金投入。在资金整合、使用上做到规划科学、管理有则，使用有序，不挪用、落实处、见成效。二是加大政策制定上的倾斜力度。对于偏远地区，上学困难群体应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倾斜，做到教育扶贫精准识别，有的放矢。三是教育资源配置上注重优质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协调各方，缩小因教育资源配置不公造成教育起点不公，缩小地区间、群体间差距，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拓展贫困人口个体内在能力，阻断代际贫困在地区和群体间传递。四是加强甘孜州本土优秀教师培养计划和教师专业发展规划，着力培养一批留得住、呆得下、有能力，既专多能的优秀教师，促进甘孜州教育良性长足发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二）引入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办学框架体系

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市场主体单一，办学力量基本上依靠政府力量，极大地限制了教育长足发展。基于教育质量考虑，大量生活、工作在甘孜的人们将子女送至雅安、成都等教育质量好的地区的入学，但受限于户籍、学区等因素往往就读的又是社会办学的私立学校。为此，可引入社会力量，创新教育办学模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办学框架体系。雅康高速全线贯通以来，极大地促进了甘孜州交通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也为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甘孜教育发展提供了外在条件。因此，可依据基础教育政府主导，职业教育分情况适度引入社会力量办学的方式，在签订契约的前提下，达成多方利益合理分配格局，拓宽甘孜州教育办学模式，健全甘孜州教育体系，为甘孜州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注入新活力。

（三）加强政策宣传，提升农牧民摆脱落后贫困的内生动力

甘孜州农牧民群众在主观上，受自身文化素质和信仰的影响，自我摆脱贫困意识薄弱，“等靠要”思想一定程度上存在，如：调研时，多位农牧民群众表示，自身没有文化知识或者文化知识水平低，能够打工雇佣的地方少，而且待遇不好，家庭贫困、生活困难自然有国家会扶持。客观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农牧民人均收入水平低，教育支出仍占农牧民家庭支出的相当比例，据其他学者对甘孜州巴塘县甲英乡的调查，因教育支出造成家庭贫困的比例占 6.09% 。因此，政府需加强政策宣传，激发农牧民群众自我意识，通过“输血”向“造血”的转换，了解国家政策的相关内容，工作岗位的具体要求，自身主动就业的益处等，通过意识转变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促成农牧民从“要我致富”到“我要致富”的思想转变，改变其对贫困的自我惰性，促成其致富的自觉性。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教育惠民政策宣传，组织人力深入乡村、中小学学校开展教育资助政策和精准思想政治教育宣讲活动，实现政策宣传全覆盖，政策解读到要深入。二是积极开展非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资助工作。对高职、专科预科、本科预科、专科、一般本科、重点本科新生，在升学当年符合资助条件分别设定不同补助标准，进行资金资助。

（四）聚合多方力量，增强甘孜州民众送子女入学的主动性

教育是一项需国家、社会、家庭各方通力协作，共促发展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家庭尤其父母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意识，深刻影响着子女接受教育的程度。甘孜州自 2015 年起实施了十五年义务教育，成为全国最早一批实施十五年义务教育地区，农牧民送子入学的意识有增强的表现，但是由于甘孜州地广人稀，多数偏远地区学生就读寄宿制学校，造成家庭需支付大量交通费用和其他隐形费用，加重农牧民家庭费用支出，影响了农牧民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如：巴塘县多位牧民父亲表示，一方面，知道教育十分重要，现代社会到哪里都需要知识，没有文化，不懂知识，即使到大城市看病都无法办成，希望子女能够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另外一方面，一个家庭多个子女入学，入学的生活费、文具费、交通费等使得家庭难以承受，因此，只能让家庭最大的小孩放弃学业。因此，需要聚合多方的力量，一方面，加大教育相关投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增加甘孜州农牧民家庭教育资源，促使“三免一补”“一保一补”等教育扶贫政策落地，解决农牧民的担忧，促生农牧民送子女入学自主动力；另外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强制性、激励性措施，比如：在各种惠农资金发放上可与农牧民家庭送子女入学挂钩，也可设置一定奖励措施，敦促农牧民送子女入学主动性，提高入学率，消除辍学率。

参考文献：

[1] 郭晓娜 . 教育阻隔代际贫困传递的价值和机制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3）.

[2] 沈小波 ， 林擎国 . 贫困范式的演变 及其理论和政策意义 [J]. 经济学家 ，2005（6）.

[3] 高鸿 . 甘孜藏区教育扶贫的困境与路径创新 [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7（10）.

[4]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3-05/8771586.shtml 中国 新闻网

[5] 彭波 ， 邹蓉 ， 贺晓珍 . 论教育精准扶贫的现实隐忧及其消解之径 [J]. 当代教育论坛 ，2018（6）.

[6] 廖桂蓉 . 教育期望与贫困陷阱 ： 对藏区牧民持续贫困的一种解释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4（6）.

本文系 2024 年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常规课题“家校社视角下困境儿童共育实践研究”（课题批准号：FJJKXX24-20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红（1978 年 8 月），性别 ： 女，民族：藏族，籍贯：四川康定，职务 / 职称，中级 10 级。学历：本科，单位 ：中共甘孜州委党校，研究方向： 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