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文章理论中的“文质”观及其现代美学启示

清代文坛上，桐城派以“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的理论主张独树一帜，其绵延二百余年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文”与“质”关系的深刻把握。“文”即文章的辞章形式，“质”则指向思想内容，二者的张力与平衡，既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命题，也是桐城派构建其散文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从方苞的“义法”说到姚鼐的“神理气味”说，桐城派诸子不断丰富“文质”观的内涵，使其成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意义的创作准则。

一、桐城派“文质”观的理论演进与核心内涵

桐城派的“文质”观发轫于方苞的“义法”说。方苞提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将“义”（内容的真实性与思想性）置于“法”（形式的规范性）之前，强调“文”必须服务于“质”。在他看来，秦汉古文的高妙之处，正在于“言有物”与“言有序”的浑然一体，而魏晋以后的骈文流于辞藻堆砌，恰是“有文无质”的弊病。这种主张并非否定形式的价值，而是要求形式始终以内容为依归，如他评《史记》“叙事中寓论断”，正是肯定其形式技巧对思想表达的精准承载。

刘大櫆对“文质”观的发展，体现在对“文”的审美特质的重视。他在《论文偶记》中提出“神气说”，认为“文之最精者曰神，曰气”，而“神”“气”的显现离不开“音节”“字句”等形式要素。这种观点并未偏离“质为本”的原则，而是进一步揭示了“文”对“质”的能动作用——恰当的辞章不仅能准确传达思想，更能增强内容的感染力。例如他推崇韩愈文章“气盛言宜”，正是看到了气势充沛的语言形式对儒家义理的生动彰显，使“质”因“文”而更具力量。

二、桐城派“文质”观的理论特质与当代映照

桐城派“文质”观的首要特质，是对内容真实性的坚守。无论是方苞强调的“义理”，还是姚鼐重视的“神理”，都以“真”为核心——思想必须源于对经史的深刻理解，情感必须发自内心的真实体验。这种主张在当下依然具有警示意义：当网络写作中“流量至上”的逻辑催生大量标题党、浮夸文，当虚构的“人设”取代真实的思考，桐城派倡导的“言有物”恰是一剂良方。它提醒创作者，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字，永远建立在对现实的真诚观照与对思想的深刻开掘之上。

其次，桐城派主张形式对内容的“适应性”而非“炫耀性”。刘大櫆论“字句”时说“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强调形式要素的组合应当自然天成，如同人体的气血运行，不着刻意雕琢的痕迹。这一思想对当代新媒体写作尤具启发：短视频文案的凝练、公众号文章的结构，都需要形式服务于内容的有效传播，而非为了炫技而滥用修辞。

三、“文质”观的现代美学启示与实践路径

在文学创作领域，桐城派“文质”观提醒我们警惕两种极端：一是重“质”轻“文”的教条化写作，将思想表达简化为口号灌输，忽视文学的审美特质；二是重“文”轻“质”的形式主义，沉迷于语言游戏而缺乏真实的生命体验。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往往如桐城派推崇的古文那样，实现思想深度与艺术表现力的统一。例如迟子建的散文，既有对东北大地的深情凝视（质），又有“像月光一样漫过草垛”般细腻的语言（文），这种“文质相得”使其作品既具思想重量，又有美学温度。

在文化传播层面，桐城派“清真雅正”的文风为新媒体内容生产提供了价值坐标。当信息爆炸带来注意力稀缺，许多传播者试图以猎奇、煽情的形式博取关注，却因内容空洞而难以持久。反观那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 IP，无论是《中国诗词大会》的典雅表达，还是“博物馆奇妙夜”的趣味解读，都做到了形式创新与文化内涵的平衡——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文）传递中华文化的精髓（质），这正是对桐城派“文以载道”理念的现代诠释。

桐城派的“文质”观穿越三百年历史，依然能为当代美学提供深刻启示，根本在于它触及了文学创作的本质规律——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从方苞的“义法”到姚鼐的“八要”，桐城派诸子始终在探索如何让“文”与“质”相互成就，这种探索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既是对形式主义的反拨，也是对内容空洞的警醒。在媒介日益多元、表达愈发自由的时代，坚守“言有物”的真诚，追求“言有序”的精进，或许正是桐城派“文质”观给予我们最珍贵的遗产——让每一段文字，都既有灵魂的重量，又有美的光芒。

参考文献

[1] 慈波 .《文学研究法》: 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总结 [J]. 江淮论坛 ,2007(5):155-159,60.

[2] 叶当前 . 桐城派文章的文学思想史意义 [J].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1):14.

本文系（2024 年省级人文社科项目“美学视域下桐城派文章理论研究——以桐城四组文章理论为研究中心”（编号：2024AH053397）；2024 校级桐城派文化研究项目“美学视域下刘大櫆诗文创作理论研究”（编号 TCSZ2024CTWHzd01） 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