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地方士人张榈的阅读生活

张棡（1860—1942），字震轩，号真叟，浙江瑞安汀田里人。出身传统耕读之家，属下层士绅[1]。他终身以教职为业，笔耕不辍，录下了篇幅宏著日记。对“性渴嗜书”的张棡来说，阅读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的阅读生活为研究近代地方士人的阅读世界提供了绝佳资料。

一、科场士子的日常阅读世界

温州古称瓯越，地处东南沿海，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由于山脉散落，山地丘陵环布，河网稠密，交通不便，在晚清之前一直比较闭塞。由于交通不便，远离江南文化中心地带，直到清末以前温州在文教版图上都处于比较落后的边缘地位。清末随着西方入侵，温州偏安一隅的生活状态被打破。生活在变动时代下的温州，张棡的人生经历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阅读作为张棡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与晚清社会时局变化，温州开埠后新学书刊流通之便，永嘉之学在近代的复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张棡在良好家风濡染下勤勉向学，早年阅读生活围绕着在科途上获取更高身份的目标，勤习四书五经，接受科举训练。他奋志科场多年，最终以廪贡生的身份跻身下层士绅行列。张棡于科途奋斗多年，曾自述科场经历“六踏省闱苦眊矂，明经一席老岩阿”[2]，科考生涯对张棡的人生和阅读选择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

张棡备攻举业之际，诸子百家典籍皆有所涉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更是常置案头。目前留存于世的日记难见其科举训练的详细情况，但经史子集类作为传统读书人在科举道路上的必备功课，在张棡早年的阅读世界中始终占据着独特地位。光绪十四年（1888），张棡二试秋闱。此间他每日必读《韫山堂时文》《蒙香草堂时文》《经义宏括》等涉及法帖、经、史、古文、乡贤著述、时文、试贴、律诗、其他诸书等，《各省课艺题斋》《尊经课艺》《浙省闱墨》《福建闱墨》等科考用书，也常置案头。[3]此乃传统社会士子科举道路上的必备功课内容，为我们了解张棡早年的阅读世界提供了参照。

除备攻举业，日常生活中张棡对文史诗集、笔记掌故、传奇等其他杂类作品也多有研读。由于嗜好文史，他对《史记》的研习最下一番功夫，自言“予束发读书，即喜阅史，而尤酷好太史公书。[2]素喜阅史的张棡在接触了不同版本的《史记》后发觉各家对《史记》的句分节解均有不同，颇易滋生疑问，于是决意对不同《史记》版本进行考辩、校雠，“凡句之为点为读，或连上或属下者，详为罗列，间下隅见，择善而从。至于评论考证，与句读无关者，沟而去之，勿淆体例”[2].张棡对乡邦文献、笔记、掌故等杂书的搜罗考辩也颇为留意，《右仙台笔记》《癸辛杂时》《水心文集》《止斋文集》等他都细细揣摩，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任诒善祠塾塾师期间，他与孙衣言父子切磋文史，“所谈皆《史》《汉》及国朝诸古文门径”[3]。大体而言，早年张棡的日常阅读以经史词章为主，且尤钟史学，又兼及笔记、掌故、传奇等杂书，每读一书必先考辩版本、作者、卷目以及句读，并对内容进行一番品评阐释，这种读书方法受汉学传统的影响。

张棡早年阅读世界中，对传统经史典籍的习得与阅读，成了之后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正因深受儒学浸染，身负“教化天下”的理想，时势之变下，他开始阅读新学书刊，阅读已突破儒家经典范畴。

二、时局变动与新学阅读拓展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时常被时人或后人表述为“世变”的时代，深重的民族危机触发了社会各阶层的集体焦虑。如何实现富强，摆脱危机是每个有识之士都在思考的问题。此期温州士人对趋新求变有着更强行动力，“今日事势之危，世变之酷，为数千年所未有……合全国各行省四万万人为一体，以广甄人才，厚植群力，志气博一”。[4]张棡秉持经世实学，加之自身求学取向，催生出他摄取新知的精神动力。阅读生活中对新学的关注逐渐超过旧学，展现出积极趋新的姿态。

张棡对新式报刊最早的接触是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所阅《申报》。[3]甲午之后，他对新式书报的阅读明显增多，这得益于温州开埠后，海轮邮路的便利。当地民信局，多“借助于汽船运送邮件”[5]。其中，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新知转口港，成为地方趋新士人吸收新学营养的重要土壤。[6]甲午战败、庚子之乱，这些事涉“国之大局”的资讯，他都及时获知，并对新学态度积极，如“阅《新闻报》……均是改革新政，力图自强之语，阅之令人神旺”[3]。读到《英俄大势论》《维新党派述略》等文章，张直感其“颇洞达时务之见”“痛快淋漓，令人一读一击节”。[3]不仅如此，有的报刊会刊登售书广告，“阅《中外日报》近日告白所登沪上书报，美不胜收，兹略摘其最佳者数种”[3]，这也是张棡按图索骥的购买指南。在不断阅读新书、接触新知的过程中，张棡将诸多新的概念内化为日常认知和表达。如他读《男女婚姻卫生学》，认为对书中所言男女生理观点“实为少年事业之根基”[3]。张棡对卫生书籍的阅读感受，并非个例。妻兄林骏在读了《男女育儿新法》后，也称其“立论颇有见道语”。[7]钱塘孙宝瑄也认为“野蛮之国，无良法卫生，人多夭折。国既文明，则人寿无不增益者”[8]。诚如学者张仲民所言，在形塑近代中国人的“强种”认知并将之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医学卫生类书籍及其所打造的阅读文化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9]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谕令书院改学堂。温州各县趋新士人闻风而动投身新学堂建设。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棡应孙诒让之邀，入瑞安中学堂，任教西史、地理。身份转变也影响着他的阅读选择，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书籍成为阅读重点。西史、地理两门课程内容多属“新学”范畴，当时瑞安中学并未指定教科书，为此他经常阅读史地书籍，如遇佳者，就充当课堂教材，“予以地文学不易解说，拟换广智书局新出《中学地理教课书》”[3]。他还有意将时务关联到学生题文中，让学生对时下“近日浙路拒款与往年沪上抵制美货情形孰缓孰急论”[3]写作，让学生关注时局，学有所用。此后多年，他辗转于温州府中学堂和省立第十师范之间，基本上维持这样的阅读轨迹。

张棡在世变之际对新知新学的接触，展现出一位旧学出身的传统士人积极趋新的开明形象。但他对新学书籍的阅读多从实用角度和个人兴趣出发，对新式学问的汲取也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态势，总体观念上仍未脱离“中体西用”的范畴。晚年随着阅历增长，由于社会现实和学术转向等带来的变化，他的阅读世界逐渐归复。

三、新旧纠葛下阅读实践回归

民元以降，随着政局变化和代际冲突凸显，曾经在地方文教上发挥作用的士绅，成了青年学生口中的“旧式文人”。伴随五四风潮的冲击与国民党重整基层权力格局，地方士绅的权势空间不断遭到挤压，诸般现实加剧他们对“新潮”的存疑和旧学的依恋。早在民国初年，张棡精神世界已便呈现出回归的迹象。民国四年三月，张棡翻看早年科举期间所读书目，感慨“按科举之废，距今已十馀年，时文旧调，久不弹矣，近取而阅之，犹觉其味醰醰然，若与今之新学家言之，必且揶揄不置”。[3]曾经极力支持科举停废的士人，此时又怀念起“时文旧调”。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给张棡一类老辈士绅带来前所未有的精神冲击，使其表现出对新文化的强烈抗拒。民国九年（1920）三月，张棡赴日新书局，看到新出《新青年》，他称杂志“中间论文学处颇有新颖之语”，接着便指斥其“抹杀国粹,专向白话，自谓特识，而按之实际究仍是依旁洋文，鄙薄前哲”[3]，直言陈独秀、胡适等人是扰乱文学界的“怪物”。与之相对《国粹学报》《甲寅周刊》《学衡》等刊物因主张保存国粹、提倡文言文深得张棡赞赏。如，张棡收到学生李仲骞从南京带来的《学衡》杂志，阅后即言“中间评驳新文化及胡适之《尝试集》，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谓一壶千金矣”[3]。

民国十六年（1927），张棡从瓯海公学辞任，此后长居乡里，阅读生活的倾向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此时党政两立、战事紧张，张棡仍然维持着阅报习惯，不过只为了获知外部局势变化而不再带有摄取新知的意味。

实际上，1920 年代前后，张棡眼中的社会是“三纲废，孔教除，兵祸亟，群魔张”[3]的黑暗乱世。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道德伦理的日渐弃失，都令他感到精神痛苦。年近古稀，精力有限，张棡日常除了保持报刊的阅读习惯了解外部局势，更多地沉浸于经史典籍与国学著作的阅读中。如民国十三年（1924）六月，他接触到章太炎《齐物论释》《文录》后，赞章氏“精于内典，独能以其辞比附佛经，阐发妙义，为此书别开生面”，“其才其学不可谓非民国之魁桀也”[3]，评价极高并一连半月研读章氏著作并引发了自身对佛学义理的研究兴趣。这背后是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在转型时代受到严重挑战，由之造成士人的普遍困惑和焦虑与“精神取向危机”，对佛学的研究实是他们对儒学精神危机的回应。[10]

概言之，随着新一代学子逐渐掌握文化领域话语权，新文化与五四运动的发展，张棡一辈士人与“新潮”的隔膜越来越深。加之社会糜烂、风气日堕，诸般现实经历让张棡在新潮中愈加不适，也加深着他对传统的依恋，晚年张棡的阅读生活基本围绕着阅读报刊获取资讯与研治传统经史读物及国学作品，精神世界也随之归复。甚至或多或少对自己当年研求新学的趋新举动表露出悔意。

四、结语

“阅读不但只是种技能，更还是一道寻求意义的途径。”[11]透过阅读史的取向，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近代地方士人是如何藉着阅读与思想活动，为自身生命赋予意义，建构自己的“意义之网”。纵观张棡整个人生，阅读就像衣食住行一样嵌入他日常生活之中。社会变迁形塑着张棡阅读实践，其个人的阅读实践也反映着社会变迁。新旧思想是“极具张力的创造性的阐释与攻错，既有相互批判又有彼此融合。”[12]循此逻辑观察时代变迁如何在张棡个人的生命经验下被内化为具体思想转型。早年因应科举初涉新知；新政前后积极吸纳新学，锐意趋新；晚年经历现实浮沉又与新学渐疏渐远，他“始进终退”的阅读轨迹，是其作为士人为寻求现实与自我而做出的调试与选择。

参考文献

[1]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年。

[2]张钧孙等编：《杜隐园诗文辑存》，香港：香港出版社，2005 年。

[3]温州市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张棡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

[4]政协浙江省温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张宪文辑：《孙诒让遗文辑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

[5]赵肖为译编：《近代温州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况——瓯海关贸易报告与十年报告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

[6]瞿骏：《小城镇里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对江浙地方读书人的文化辐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6 年第 5 期。

[7]温州市图书馆编，沈洪保整理：《林骏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

[8]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

[9]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10]张灏：《幽暗意识与时代探索》，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

[11]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新史学》2005 年第 16 卷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