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略图

绿色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研究

作者

林子婧 段美怡

河北金融学院 071000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凸显,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绿色金融逐渐成为推动经济绿色化转型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手段。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推动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的全面变革。同时,中国设立了2030 年实现碳达峰和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这对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环境经济政策工具,通过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不仅有助于环境保护,还能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性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点议题。绿色金融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多样化的金融工具,能够有效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从而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 。现有研究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在区域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其在东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尤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政策支持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然而,目前的研究在绿色金融的内在作用机制上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在探讨绿色金融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等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系统性和全面性的研究较为有限。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重点探讨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路径产生的影响效应,并揭示区域间差异化表现及其成因。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为绿色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对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相关文献在研究框架、作用机制、区域差异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贡献。绿色金融的内涵及其经济功能是研究的核心起点。普遍认为,绿色金融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工具,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绿色产业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如文书洋[7]等提出,绿色金融不仅局限于对清洁行业的支持,还通过促进高污染行业的环保技术升级显著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刘华珂[11]等进一步指出,绿色金融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体现在绿色技术创新、居民绿色消费、产业结构优化三个层面,特别是在中西部城市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测度,研究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或基尼系数等方法量化分析区域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与演变趋势。例如,陈景华[12]等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发展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区域间差异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与此同时,马茹[13]等则进一步揭示了五大维度中的子指标差异,指出高质量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是制约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关键。

在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方面,研究逐渐从单一的影响路径扩展到多路径综合分析。于波[8]等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明确了技术创新在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 贡献率高 达 66%。 在理论建模中将绿色创新内生化,提出绿色金融通过支持减排技术与绿色研发,优化资源配置,显著提升经济效率。此外,谢旭升[14]等则关注绿色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指出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然而,这些研究也揭示了绿色金融在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的作用有限,原因在于金融体系不完善和绿色产业基础薄弱。

尽管现有文献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研究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与不足。一方面,对于绿色金融的区域差异,部分研究更侧重于定量分析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如陈景华[12]等;而另一些研究则探讨了绿色金融政策在不同区域的效果,但缺乏对其背后机制的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在绿色金融的多路径作用机制上,技术创新作为关键变量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对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消费引导的研究相对较少。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奠定了绿色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基础,但仍需加强对区域差异的机制性探讨,并进一步整合多路径模型以揭示绿色金融的综合作用。这将为优化政策设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分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具有促进资金高效配置和调节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企业若仅依赖自有资金,难以持续发展,外部融资成为其扩展的重要途径。绿色金融政策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减少对高污染、 高耗能行业的资金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加大对绿色项目的投入,从而帮助节能环保型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促进其再生产 推进虽然使两高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难度,但也使绿色企业在股市和债市中更容易获得投资者青睐。绿色金融发展带来的资源配置差异,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

绿色金融的迅速发展反映了政府对绿色经济的强力支持。对高能耗企业实施的高利率贷款等政策限制,不仅向其他企业发出警示,也促使它们在面对环保要求时进行能耗优化或产业升级,或者向绿色产业转型,甚至退出市场。这些政策扶持将促使更多企业主动调整业务结构,或推动绿色业务的发展;新兴企业也会倾向于将绿色产业作为未来的经营方向,从而扩大绿色产业规模。绿色金融的信号效应推动行业调整,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金融排斥角度的金融区域差异

绿色金融作为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间表现出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经济基础、产业结构、金融市场发育水平及政策支持力度的差异性。

在经济发达地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成熟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为绿色金融的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些地区企业更易获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服务,能够通过资金支持加速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显著提升经济增长水平。此外,发达地区的绿色金融政策传导机制更加高效,使金融资源能够快速流向绿色产业,实现对经济的直接促进作用。

然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相对较弱。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以及金融排斥现象突出,这些地区的企业和居民难以有效利用绿色金融资源。此外,金融机构对这些地区的信贷投放意愿较低,绿色金融的发展受到制度和市场因素的制约。因此,绿色金融在这些地区更多表现为环境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效应,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东高西低”的显著区域异质性特征。为了缩小这种差距,需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实施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执行力与资源吸引力,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一: 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间,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据选取

研究的时间范围为 2001 年至 2022 年,由于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且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本文选择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的30 个省市作为研究样本。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CSMAR 数据库、CCER数据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保险年鉴》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等。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参考于波等人(2022)[8]的研究方法,构建了省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涵盖 5 个维度及 18 个基础指标,见表 1。在此基础上,通过熵值法对各指标赋权,并计算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本文将30 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表 1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解释变量

表 2 绿色金融发展评级体系

参考于波等人(2022)[8]的研究方法,构建了省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包括 4 个维度和 8 个基础指标(见表2)。在此基础上,通过熵值法为各指标赋权,并计算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本文将 30 个省的绿色金融发展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将绿色金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参考史代敏等人(2022)[6]的研究方法,为更全面地探讨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还需控制其他可能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选取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资本投入、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及技术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以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偏差。

表 3 控制变量

3.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定

将数据进行回归,构建以下方程:

其中,i 表示地区,t 表示时间, 表示全国第 i 个省第t 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表示长江三角洲地区第i 个地级市第t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xi,t 为控制变量, 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第 i 个地级市第 t 年的教育水平, govi,t 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第i 个地级市第 t 年的教育支出规模, 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第i 个地级市第 t 年的科学技术投入, indi,t 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第 i 个地级市第 t 年的产业结构情况, 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第 i 个地级市第 t 年的社会消费水平, 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第i 个地级市第 t 年的金融发展水平, εH 随机误差项, 为常数项, 为地区固定和时间固定。

四、实证检验(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收集了 2001 至2022 全国除西藏、港澳台地区外 30 个省的数据。 为消除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将部分数据进行了对数转换和缩小倍数处理,样本总观测值达到 660 个.结果显示 绿色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和绿色金融指数 研发投入、创新产出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关键变量的区域差异也较大,其中东部地区 和政策支持力度的不均衡对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此, 需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力度 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表 4 描述性统计

(二)豪斯曼检验

表 5 Husman 检验

根据表5 的豪斯曼检验结果,统计量的 P 值为 0.000,表明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更准确地反映不同地区间的差异。

(三)基准回归

基于基准回归结果,绿色金融指数(G 质量发展指数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 0.110,且在 1%水平下显著,p<0.01,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 ,控制变量中创新产出(Inno)和对外开放程度(Ex)同样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专利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FA 依赖资本投入带来的效率下降问题。整体上,模型的 R 平方值达到 0.974,说明模型解释力较强, 、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同时需要优化资本投入结构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通过缩短研究年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指数(GF)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Quality)的正向影响仍然显著,回归系数为 0.132,在 1%水平下显著 p<0.01。这一结果表明,即使缩短年份样本范围,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同时,控制变量的影响在缩短年份后仍表现出一致性。创新产出(Inno)和对外开放程度(Ex)继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别在1%和 5%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缩短时间范围并未削弱创新能力和开放水平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此外,研发投入(Rd)的负向作用在缩短年份后依然显现,可能与部分地区短期内研发资金利用效率偏低、创新成果未能有效转化有关。

总体来看,通过缩短年份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绿色金融的积极作用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同时也说明优化研发资金使用效率和加大开放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依据。

五、结果与建议(一)结果

基于研究结果,论文主要发现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在区域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全国层面,绿色金融指数(GF)显著提升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Quality),验证了绿色金融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弱。这表明,东部地区凭借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和较高的绿色技术发展水平,在绿色金融助推高质量发展方面表现突出;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绿色金融的政策效果尚未完全发挥。

此外,控制变量如创新产出(Inno)和对外开放程度(Ex)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成为弥补区域发展短板的重要推动力。研发投入(Rd)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其他地区则无显著性,反映出区域间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差异。

(二)建议

加强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领域,为当地绿色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提供有力支持。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中西部地区应重点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增强研发资金的利用效率,同时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进一步释放创新驱动力。深化对外开放水平:中西部地区应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通过政策引导提升对外开放程度,吸引外资进入绿色产业领域,从而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绿色金融政策设计中,应根据区域特点实施差异化策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同时提高金融市的发育程度,降低金融排斥现象。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立区域间协同发展机制,发挥东部地区的示范效应,通过技术输出和产业合作,带动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本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但政策效果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未来需要通过精准政策实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 推动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骏.论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J].金融论坛,2015,20(05):18-27.

[2]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李晓西,等.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J].金融论坛,2015,20(10):30-40.

[3] 安伟.绿色金融的内涵、机理和实践初探[J].经济经纬,2008,(05):156-158.

[4] 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11):3-20.

[5]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6] 史代敏,施晓燕.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特征与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22,39(01):31-48.

[7] 文书洋,刘浩,王慧.绿色金融、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金融研究,2022,(08):1-17.

[8] 刘华珂,何春.绿色金融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检验——来自中国 272 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投资研究,2021,40(07):37-52.

[9] 陈景华,陈姚,陈敏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12):108-126.

[10] 马茹,罗晖,王宏伟,等.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9,(07):60-67.

[11] 谢旭升,严思屏.绿色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及路径机制研究[J].武汉金融,2021,(10):22-34.

作者简介:林子婧,2001 年,女,汉,河北清河,金融专硕,公司金融作者简介:毕申奥,2001 年,男,汉,河北省廊坊市,学士学位,风险管理作者简介:段美怡,2002 年,女,汉族,河北省保定市,研究生,硕士研究生,金融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