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怀才不遇” 主题文章中思想变迁规律探究

一引言

中国文人历代咏叹的主题之一是怀才不遇，例如屈原的《离骚》、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以及韩愈的《进学解》等，均是不朽之作。究其原因，文人面对平庸无能且道德低下的“小人”能够志得意满，而自己作为富有才华且道德高尚的“君子”却得不到重用的情况，心理产生很大的不平衡感，因此通过文章抒发内心的悲愤。

西汉时期（公元前 202 年—公元 8 年）产生了众多以“怀才不遇”为主题的文章。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多以文学形式为对象进行论述。本文则以作者的思想内核为研究对象，在文章的文学形式之外，结合历史背景和个人际遇，来深入探讨其中呈现出鲜明的规律。

二、西汉各阶段怀才不遇文章的特点

（一）西汉初年《吊屈原赋》的主题特点

西汉初年关于怀才不遇的文章，首推贾谊的《吊屈原赋》。本篇文章创作于汉文帝四年（公元前 176 年），此时他被贬至长沙，途经湘水时感怀屈原与自身有诸多相似经历，而作此文。所以本文表面是凭吊屈原，实际是写贾谊抒发自身对待怀才不遇的态度。

在《吊屈原赋》中认为怀才不遇的原因是：生逢乱世，世事颠倒，奸佞当朝，贤才无法立足，所以怀才不遇。相应地，贾谊认为面对怀才不遇的措施是：可以去其他国家去辅佐明君，而不必固守本国国都，否则，必然受羁绊和束缚，甚至于引来祸患。

究其原因，贾谊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战国后不过几十年，游士之风尚存，而且当时汉朝实行郡国并行制度，即改变秦朝单一的郡县体制,恢复分封王国之旧制,以封建亲戚为手段,实现藩屏汉国之目的[1]。诸侯国为实现富国强兵，也在招贤纳士。因此，贾谊所处的时代，无论从精神状态上，还是实际势力上，去其他诸侯国辅佐明君，仍然是值得的，且是可行的。故而贾谊提出屈原本来是可以去其他国都效力，而不一定非要固守楚国。

（二）西汉中期“怀才不遇”代表作的主题特点

西汉中期“怀才不遇”的代表作有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感士不遇赋》以及东方朔《答客难》。

董仲舒在《士不遇赋》中认为怀才不遇的原因在于：生逢俗世，而此俗世中多狡诈诡辩，黑白颠倒，因此导致正直耿介之人不敢展现才能。本篇文章中比较鲜明且激烈地指出了时代不好，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另外，除了惯常的抱怨普通世人外，也抱怨明君，例如商汤时代的卞随、务光与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均在圣朝而怀才不遇。

董仲舒面对怀才不遇的应对之策是绝不对小人委曲求全，同时心态上，根据《易传》，也不再期待高升，而是主动避远，等待时机。如文中所说，自己的命运最终会“谦卑而得尊位，明谦光而务展”，即以谦虚之态得尊贵之位，并舒展自己的志向。因此，董仲舒对自己的前途是抱有希望的，认为现在自己要默默无闻地做事，不必追求才华显达，等待时机，只要在大的方面得到满足，则不必拘束于细节。

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当为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受腐刑后发愤继续撰修《史记》时所作。司马迁在文中认为致使怀才不遇的原因与董仲舒类似，为生不逢时（“士生之不辰”），虽然他也很愤懑，但他并没有像董仲舒那样极力地抨击当时的世界，而更多的是使用相对缓和的语气理性地从人性的角度分析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如“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因此，他认为应对怀才不遇的方法是一直努力下去，至于努力的结果，则顺其自然。

显然，司马迁的特点在于他虽然对怀才不遇倍感伤悲，但并不提倡避祸，仍旧追求努力勤进，态度是正面的、积极的。

西汉中期第三篇关于怀才不遇的文章为东方朔的《答客难》。东方朔在文中认为怀才不遇的原因是：四海太平，皇帝圣明，物得其所，贤和不肖都可以生活，根本不需要施展才华。另外，天下人才不可胜数，并行游说，大家竞争激烈，乃至于难以成事，因此，天下太平之时，孤独少友，没有知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

东方朔认为应对怀才不遇的措施是：继续务求修身，不要对人求全责备，要容忍混浊，甚至要帮他们改变。由此可见，东方朔面对怀才不遇时所采取的措施也是相对比较积极的，当然这也是东方朔对时事不满的讽刺手法。

（三）西汉后期“怀才不遇”代表作的主题特点

西汉后期怀才不遇的作品主要是扬雄的《解嘲》。扬雄认为怀才不遇的原因与东方朔类似，即如今是太平盛世，不需要优秀人才，庸人足以胜任，即使历史上那些著名的管理人才来到本朝，也不能得到重用。当然，这明显也是反话正说，或者是出于自保的动机。于是扬雄面对怀才不遇的应对之策是安于寂寞清净，不要出头。

扬雄的特点在于在此类文章中首先明确提出“位高者危”的观点，如“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以及“富贵人家，鬼窥视其房室”，直接将当时权贵者的处境呈现了出来。由此，扬雄面对怀才不遇的应对原则是择机而动，即，“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本质上这也受儒家“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思维的影响。

三、结论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面对怀才不遇的情况时，不同时期的不同文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呈现出鲜明的规律性。总体来说，西汉初年，社会上仍然有战国时期的游士之风，所以贾谊提倡在遭受挫折不能施展才华时，可以去其他诸侯国任职。西汉中期，社会风气还比较开明，董仲舒和司马迁面对怀才不遇时，能够在文中直接批判社会的不公，敢于愤慨，指摘问题，并主张等待时机，重新崛起，而东方朔甚至还可以直接讽刺时事。但西汉后期，整个社会处于衰退阶段，政治斗争激烈，因此扬雄面对怀才不遇时，提倡安贫守道，消极避世，不再谋求建功立业。因此，可以说，政治和社会环境对个体文人的思想影响巨大，进而影响所创作文章的具体内容及情感态度。怀才不遇的文学作品呈现这样的规律，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林小云,两汉“士不遇"赋情感的表现及特征[J],福建师范大学报,2004年(2)

[2]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张忠炜等,汉初王国行用汉法考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 年(1).

[4]李英华,董仲舒易学哲学思想探析[J]，周易研究,2004 年(2).

[5]赵逵夫,历代赋评注 2（汉代卷）[M],成都:巴蜀书社,2010.

[6]欧阳询,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朱晓海,论贾谊《吊屈原文》[J],文学遗产,2013 年(5).注释[1]张忠炜等:汉初王国行用汉法考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 年第1 期，第 38-4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