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路径

数字化赋能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力量，更是新时代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与创新动能。因此，系统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数字化驱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并清晰阐释其赋能路径，对于深刻理解和切实推进新时代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一、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及其现状

（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及其现状

1. 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字经济的概念雏形最早可追溯至唐·塔普斯科特（DonTapscott）1996 年的奠基性著作《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该研究揭示了信息技术对传统经济范式的系统性重构。2016 年，《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首次在全球治理层面确立数字经济的核心地位，明确指出其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显著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17 年，“数字经济”被正式纳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标志着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关键生产力形态。“十三五”时期结束后，我国数字经济进入深度融合发展阶段，逐步演化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支撑。其通过渗透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不仅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更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科技创新范式的根本性变革，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核心技术支持。

2. 我国数字经济的现状

数字经济本质是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生产资料，通过智能技术重构社会再生产全流程的新型经济形态，其范畴涵盖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兴业态及传统产业数字化融合。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结构性特征：传统制造业领域转型深度不足，根源在于中小企业技术适配成本高与数据要素流通机制缺位；这种产业间的不均衡发展，深刻反映了数字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关系间的阶段性矛盾。

（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及现状

1.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历经曲折发展，改革开放成为关键转折点，推动城镇化进程从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与传统“以物为本”的粗放模式不同，新时代新型城镇化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导向，其“新”体现为三重维度：在发展目标上，从土地扩张转向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居民生活品质提升，涵盖生态宜居、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福利公平、产业创新协同等多元内涵；在发展动力上，依托新质生产力赋能城市空间重构与产业升级，推动“科技—产业—城市”共生互构；发展逻辑上，强调城乡融合与生产关系调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的城镇化”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这种转型不仅是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城镇化实践中的具象化。

2. 新型城镇化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总体经历了三个时期：1978—1995 年是起步发展期，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0.7 个百分点；1996—

2020 年是快速发展期，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 个百分点；“十四五”以来进入快速发展的后期 ， 城镇化率增速有所放缓 ， 近三年年均提高0.76 个百分点， 但城镇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在治理上，超大特大城市面临“瘦身健体”与韧性治理的双重压力，如北京中心城区需平衡政务功能与产业疏解，而中小城市则因财政约束导致更新项目停滞，如武汉老工业区改造因资本参与不足受阻。这就指向了更深层次的矛盾，即区域梯度发展机制缺位、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失衡、治理体系与新技术变革脱节，亟需通过生产关系适配性改革释放新质生产力潜能。

二、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的现实表现

（一）数字经济助力中国式城镇化的提质升级

数字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形态，通过系统性重构城镇化发展范式赋能中国式城镇化质效跃升。在产业空间方面，依托柔性生产网络打破生产要素地理束缚，2024 年推动多个县域承接超大城市产业疏解模块，县域工业用地亩均产值有了很大的提升，有效破解“集聚不经济”困境；在生态转型方面，基于发展需求推动精准生产，使单位 GDP 资源消耗强度下降；在治理协同维度，通过平台化资源调度与零边际成本信息分发，破除城乡公共服务“不可能三角”，2025 年数字政务使医保城乡可及性差距大幅缩小，彰显技术革命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支撑。

（二）数字经济能够强化城镇化对“四化同步”的载体功能

数字经济作为实现“并联式现代化”的核心引擎，强化了新型城镇化对“四化同步”的战略承载功能。在空间生产维度，重塑多中心网络化城镇格局，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深度耦合工业互联网与卫星物联网应用，消解传统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空间分离困境，显著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产业承载效能；在要素循环维度，依托城镇数据要素市场枢纽作用，高效集聚高质量人力资本与创新技术流，推动生产要素在工农城乡间实现价值跃迁；在关系重构维度，针对农业现代化短板实施生产关系适配性改造，通过智慧供应链深度介入农业全链，将农业生产从剩余要素供给的依附性范式，转变为品质溢价主导的价值创造范式。这三重机制共同彰显新型城镇化通过数字技术中介，成为“四化”有机融合的历史实践载体。

三、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路径

（一）推动新型城镇化中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与强化新建数字基础设施相比，对既有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是中国式新型城镇化进入数字时代的便捷入口。这一方式既能够提升现有设施的服务功能，也能为数字经济促进中国式新型城镇化转型提供全面的参照。这种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用技术激活存量资源：一是打通设施“数字血脉”。通过给传统基建加装智能终端，让不同年代建设的基础设施都能“对话”，把割裂的服务整合成统一高效的智慧网络；二是让百姓收获真实惠。市民能直接感受升级前后的变化，如智慧公交到站预报误差从 20 分钟降到 1 分钟内，老旧小区加装智能水电表后漏损率下降 80% 。这些看得见、用得着的改进，正是数字技术创造的生活品质增值；三十节俭高效办大事。既省下土地征用和新建费用，又快速提升了城镇服务能级。

这生动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以技术创新盘活既有资源，用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效益，把群众获得感作为衡量标准，让数字化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二）推动新型城镇化中公共服务的数字化

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是破解新型城镇化深层矛盾的关键路径，这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公共服务供需双方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成本及能耗过高的问题。一方面，通过供需精准化消解资源错配。基于实时需求响应的智能调度，破除传统服务“预备式供给”的资源浪费，将非竞争性服务从“产能闲置”状态解放，实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系统性节约。另一方面，通过信息透明化破除垄断壁垒。公共服务平台对医疗排班、岗位需求、学区划分等信息的全景披露，瓦解了信息不对称衍生的机会不平等，使就业就医就学从“位置特权”转向“权利均等”，践行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诉求。

数字化公共服务通过重构“群众—政府—设施”的互动关系，将城镇发展目标从硬件扩张升维至服务增值。这种以人民获得感为尺度的转型，正是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核重塑——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伦理的物质载体。

（三）推动中国式新型城镇化中市民生活的数字化嵌入

推动市民生活数字化嵌入，本质是数字经济赋能“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实践深化。数字经济在各个方面对中国式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动，最终目标仍是满足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赋予人实现美好生活目标的能力。在数字化全新生存环境内，人的衣食住行、学习、工作、健康等生活全过程，都能够得到全面的数据信息支持，极大地提升了生活的便利性和效率。因此，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中要推动市民生活的数字化嵌入，一方面要推动居民形成学习意识。通过构建沉浸式数字场景，如智慧社区服务平台等，引导居民习得信息检索、云存储分析等基础技能，使数字技术从工具性应用升华为日常生活新质态。另一方面要提升中国式新型城镇化中居民的专用人力资本。结合区域产业特征定制专业化培养体系（如苏州工业园“工匠数字学院”），推动劳动力从标准化技能承载者转型为技术创新协同者，加速人的现代化与城镇发展同频共振。

该过程将城镇化的终极诉求——从“空间生产”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具象为可操作的实践范式：当居民既能享受数字便利又掌握技术主权时，数字经济才真正成为通往美好生活的赋能性桥梁而非异化性桎梏。

四、结束语

数字中国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一项系统工程，通过数字基建、数字经济、数字生态的协同重构，实现对美丽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智慧社会的战略统合。其本质是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生产关系全域再造，重塑生产生活方式与空间组织逻辑在发展维度开辟高质量发展新赛道。这一进程不仅体现技术革命与社会形态的辩证统一，更通过城镇空间数字化赋能、产业生态智能化跃迁、公共服务人本化升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文明演进动能，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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