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工程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实践与探索
张榆仁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 身份证号码:612425199609024578
引言:我国农村地区常住人口约4.77 亿,其环境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现。然而,受限于基础设施薄弱、治理技术滞后、资金投入不足等因素,农村环境治理长期面临“小污易成大污”的困境。以污水治理为例,全国农村年产生生活污水超80 亿吨,但污水处理率不足 30% ;垃圾处理方面,仅 19.4% 的农村垃圾实现规范化处置,其余部分长期处于裸露堆放状态。在此背景下,环保工程作为技术集成与系统治理的核心载体,成为破解农村环境治理难题的关键路径。
一、农村环境治理现状与挑战
1.1 污染特征与治理痛点
水污染源复杂化:农村污水成分呈现“三高”特征——有机物浓度高(COD均值达300-500mg/L )、氮磷含量高(TN均值 20-40mg/L )、重金属风险高(部分地区砷、镉超标)。以陕西关中平原为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污年排放量超 1.2 亿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地表水氨氮超标率达 45% 。
垃圾处理碎片化:农村垃圾成分中厨余垃圾占比达 65% ,塑料包装占比 18% ,但分类收集率不足 10% 。云南宁洱县调研显示,自然村垃圾池覆盖率仅 62% ,且 30% 的垃圾池存在渗漏问题。
生态退化累积性:化肥过量施用导致土壤酸化,全国耕地pH值年均下降 0.05 个单位;农药流失率高达 80% ,造成水体微污染。
1.2 治理体系结构性矛盾
技术适配性不足:传统城市污水处理工艺(如A²/O)在农村应用存在能耗高(吨水处理成本超2 元)、运维复杂等问题,导致设施“晒太阳”现象普遍。
资金投入缺口大:农村环境治理单位投资强度为城市的 2-3 倍,但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仅覆盖 30% 的建设成本,村集体自筹比例高达 50% 。
长效运维机制缺失:全国已建成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中,约 40% 因缺乏专业运维团队而停运,广东惠州仲恺高新区调研发现,设施故障平均修复时间长达15 天。
二、环保工程实践路径与创新模式
2.1 污水治理技术体系创新
2.1.1 分区治理模式
案例:广东惠州仲恺高新区珠江村采用“分区收集 + 梯度处理”技术,根据地理环境和人口密度,将村庄分为3 个治理单元。城镇区域接入城镇管网,集中区域建设500吨/日微动力设施,分散区域推行生态塘处理模式,覆盖 120 户农户,低成本处理污水。
成效:经过一系列分区治理措施,珠江村实现了污水收集率高达 98% ,出水水质稳定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 标准。同时,运维成本大幅降低至 0.8 元/吨,有效减轻了村庄的经济负担,为农村污水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2.1.2 资源化利用技术
案例:云南宁洱县老王寨村民小组积极探索“黑灰水分离 + 庭院利用”模式。黑水经三格化粪池进行初步处理,去除大部分悬浮物和有机物后,用于经济林灌溉,为树木提供养分;灰水则通过人工湿地进一步净化,去除其中的氮、磷等污染物后,回补河道,维持河道生态平衡。
成效:该模式的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减少了化肥施用量达 30% ,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还年节约灌溉用水 1.2 万吨。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污水 - 资源 - 产业”循环链,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2 垃圾处理模式转型
2.2.1 “两网融合”体系
案例:陕西宝鸡市构建了“村收集 - 镇转运 - 县处理”三级网络体系,实现垃圾处理的高效衔接。同时,配套建设 200 座阳光堆肥房,将厨余垃圾转化为有机肥。
成效:通过这一体系,宝鸡市垃圾减量率达 65% ,有效减少了垃圾填埋和焚烧带来的环境压力。有机肥产品通过“生态银行”机制实现市场化销售,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村集体年均增收 8 万元,还推动了农村绿色农业的发展。
2.2.2 数字化监管平台
案例:惠州仲恺高新区开发“农村环境治理一张图”系统,该系统集成管网 GIS、水质监测、设施运维等多个模块,形成了一个全方位、一体化的监管平台。通过该平台,可实现问题发现 - 派单 - 整改 - 验收全流程闭环管理。
成效:系统投入使用后,问题处置响应时间大幅缩短至 4 小时,设施故障率下降70% ,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环境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
2.3 生态修复技术集成
2.3.1 土壤污染治理
技术路径:采用“植物修复 + 微生物强化”组合技术,在陕西渭河平原农田修复项目中,针对土壤砷污染问题,种植具有超富集能力的蜈蚣草。蜈蚣草能够吸收土壤中的砷,同时配合微生物强化技术,促进砷的转化和固定。
成效:经过 3 年的修复,土壤砷含量从 45mg/kg 降至 15mg/kg ,修复周期大幅缩短,为受污染农田的复垦和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持。
2.3.2 水生态修复
工程实践:广东惠州潼湖镇实施“河道清淤 + 生态护坡 + 水生植物群落构建”工程。首先对河道进行清淤,去除底泥中的污染物;然后建设生态护坡,防止水土流失;最后构建水生植物群落,利用水生植物的净化作用,改善水质。
成效:工程实施后,劣 V 类水体提升至Ⅲ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提高至 1.2 米,恢复了河道的生态功能,为周边居民创造了良好的水生态环境。
三、管理机制与政策创新
3.1 多元共治机制构建
“河长制+段长制”:陕西推行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配套设立 2.3 万名河道段长,实现巡查频次提升至每周2 次,问题整改率达 95% 。
村民自治制度:云南宁洱县制定《农村环境卫生管理村规民约》,将环境治理纳入“红黑榜”考核,村民参与率从 45% 提升至 82% 。
3.2 市场化运作模式
PPP项目实践:惠州仲恺高新区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76 座污水处理设施,通过“可用性付费+绩效付费”机制,实现政府支出减少 40% ,企业收益率稳定在 6%-8% 。
生态补偿机制:陕西建立“谁保护、谁受益”制度,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农户给予每年 300 元/亩的生态补偿,激发村民参与保护积极性。
3.3 政策保障体系完善
技术标准制定:发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5 项地方标准,填补技术规范空白。
金融支持创新:设立农村环境治理专项债券,2024 年发行规模达 200 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项目。
结论
环保工程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实践表明,通过技术适配性创新、管理机制重构、政策工具协同,可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未来需重点突破三大方向:一是深化“数字孪生”技术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应用,构建全要素感知网络;二是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碳汇交易、绿色金融等市场化工具落地;三是强化基层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将环境治理纳入乡镇机构改革范畴。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农村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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