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稽查“说理式执法”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执法革新

开展税务稽查 “说理式执法”，是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创新行政执法方式” 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税务稽查 “强基工程” 的有力抓手。通过讲清 “事理”“法理”“情理”“文理”，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增强当事人法治观念，实现 “案结事了、化解争议”。

一、税务稽查“说理式执法”的核心内涵：说清“四理”，（一）以事实为基，让违法事实无可辩驳，说清“事理”

“事理” 是执法说理的基础，需清晰阐述违法事实及证据支撑，做到三点：一是事实要素完整，明确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等，如描述企业偷税后，需记录 “个人卡收款” 的时段、金额与资金流向；二是证据链严密，说明证据来源、真实性及与事实的关联性，如用发票、银行流水佐证 “少列收入”；三是表述客观中立，避免情绪化词汇，用 “未能提供进货凭证” 等中性表述。如某市查处电商偷税案时，通过订单、资金、仓储数据还原 “刷单虚增收入后隐瞒销售” 过程，让企业无法反驳。

从实践看，清晰地说清“事理”能消除当事人对事实认定的异议。如某市税务局稽查局在查处某电商企业偷税案时，通过梳理订单记录、资金流水、仓储数据等证据，按时间顺序还原了“刷单虚增收入后隐瞒真实销售”全过程，使企业无法对事实认定提出反驳，为后续说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以法律为尺，让法律适用清晰可辨，说准“法理”

“法理”是执法说理的核心，指的是准确阐释违法行为的法律 适用依据及逻辑推理过程。税务稽查中，讲透“法理”需把握三个关键： 是法律 违法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如《税收征收管理法》具体条款项；《行政处罚 条款项，确保当事人清楚“为何违法”。二是法律条文通俗解释，需将抽 出口退税”时，需说明其行为如何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的有关构成要件。 是逻辑 段论推理”来论述违法事实和法律条文之间的联系，达到说理教育的目的。

讲透“法理”能减少当事人对法律适用的争议。例如，某企业对“偷税”定性提出异议，认为“只是会计失误”，稽查人员引用《税收征收管理法》，说明“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无论主观是否故意均构成偷税，并结合企业“连续三个月隐瞒收入”的事实，明确其行为不符合“失误”的认定标准，最终让企业接受定性。

（三）以公平为上，让处罚裁量合情合理，说透“情理”

“情理”是执法说理的温度，指的是阐明处罚裁量的考量因素，体现“罚当其过、宽严相济”的原则。税务稽查中，讲通“情理”需注重三点：一是裁量因素公开，需说明从轻、减轻或从重处罚的具体理由，如“当事人在检查期间主动补缴税款，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规定，故从轻或减轻处罚”。二是对当事人意见回应，对陈述申辩中提出的理由，如“经济困难”，需明确是否采纳及依据，不采纳的需说明“经济困难非法定从轻理由”。三是体现人文关怀，结合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整改态度等，如对符合“首违不罚”条件的企业，说明“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可以不予处罚”。

讲通“情理”能显著缓和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如某超市因“个人卡收款偷税”被处罚时，以“薄利多销、资金紧张”为由请求减免，稽查人员在文书中说明：“虽理解企业经营压力，但‘偷税’影响税收公平，故不能减免；鉴于已主动补缴税款，处罚幅度按裁量基准下限执行”，最终获得企业理解。

（四）以逻辑为脉，让文书条理贯通有序，说顺“文理”

“文理”是执法说理的脉络，要执法文书应讲究法言法语、明白晓畅，逻辑结构严谨通畅，语言规范清晰精准。从本质上看，“文理”是“事理”“法理”“情理”的呈现形式，结构混乱、语言粗糙的文书，会削弱“事理”的可信度、“法理”的权威性、“情理”的感染力。正如某基层执法人员的实践总结：“有时候，把道理说顺了，比把道理说深了更重要。当事人顺着逻辑听进去了，才会真正信服。”因此，说顺“文理”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让“说理式执法”落地见效的必要前提。

二、税务稽查“说理式执法”的实践路径：贯穿全程、多元协（一）让说理覆盖稽查各环节，实现全流程融入

“说理式执法”应贯穿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全过程。选案时，向案源线索调查核实对象说明核查理由，如“通过风险扫描发现增值税申报异常”。检查中，告知调查权限、证据规则，如“调取账簿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审理时，阐释定性与裁量依据，如“为何认定为偷税以及为何加处相应比例罚款”；执行时，明确履行方式及救济途径，如“决定实施强制执行的，告知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全程说理能避免当事人因“信息不对称”产生误解。例如，某市税务局在处理职业举报案件时，从受理举报开始就向举报人说明“线索模糊将不予奖励”，检查中同步公开进度，最终既规范了举报行为，又减少了争议。（二）让说理主体各尽其责，实现多元协同

复杂案件中，单一主体说理难以兼顾专业性与亲和力，需构建“分层说理”机制：办案人员负责讲清“事理”，即依托调查证据说明事实；公职律师负责讲透“法理”，即凭借法律专业解读定性；部门负责人负责讲通“情理”，即结合企业实际疏导心理；各环节经办人员讲顺“文理”。这种分工在某市某汽车服务公司骗税案中成效显著：办案人员通过银行流水还原资金轨迹，公职律师解读法律后果，负责人建议“规范财务可修复纳税信用”，最终使企业从抵触转为配合。

对涉及重大利益冲突的案件，还可引入外部力量协同说理。如某大型超市偷税案中，税务部门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说明对行业公平的影响）、工商联（强调龙头企业的示范责任）共同劝导，让企业认识到违法的多重危害，主动接受处罚。

（三）让说理方式适配案件特点，分类施策

不同案件的复杂程度、当事人认知水平差异较大，需“因案施策”。对简单案件，如少计收入，采用标准化说理模板，简明列出事实、法条；对复杂案件，制作“说理清单”，逐条回应当事人可能的疑问；对敏感案件，如影响纳税信用的案件，增加“面对面说理”环节，通过座谈解答顾虑。

例如，某企业因担心“偷税处罚影响企业贷款”而抗拒处理，稽查人员专门组织约谈，邀请银行等机构人员到场，说明“及时补缴可修复纳税信用等级”，帮助企业打消顾虑。

三、税务稽查“说理式执法”的实践成效与深化方向

从试点情况看，“说理式执法”的推行已显现多重积极效果：当事人认可度提升，听证、复议案件减少，整改时间缩短；倒逼执法人员提升专业能力，案卷评查优秀率提高；实现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 的普法效果。

为深化“说理式执法”，建议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强化培训，将 “法律解读”“沟通技巧” 纳入稽查人员必修课，通过模拟办案提升实战能力；二是数字赋能，开发 “说理辅助系统”，自动匹配模板，提高效率；三是建立双反馈机制，内部按 “四理” 评案卷，外部设 “码上监督” 收集评价与建议。

四、结语

规范的 “说理式执法” 能化解个案争议，让当事人理解 “法的边界” 与 “温度”。随着制度完善与实践深入，其将在推进税收法治、优化营商环境中发挥更大作用，让每起案件都成为公平正义的 “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