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罗丹喜饶对藏传因明学的贡献

一、俄·罗丹喜饶之前的藏传因明学发展历程

（一）吐蕃时期：因明学的初步传入与译介

藏传因明学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可追溯至公元 8 世纪，这一阶段标志着印度佛教逻辑学正式系统性传入雪域高原。其传播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伴随吐蕃王朝（7-9 世纪）的崛起、对外扩张，以及与印度、唐朝等周边文明的深度文化交流而发生。

据藏文史料记载，公元 8 世纪，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大师寂护（Shantarakshita）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之邀入藏弘法，与藏族译师法光合作翻译了新因明学创始人陈那（Dignaga）的《因轮论》，这部著作的藏译本问世，正式开启了藏传因明学的历史篇章。同期，译经师们还翻译了12 部因明学论著：藏族大译师吉祥智藏译出法称的《正理滴论》《观相属论自释》《成他相续论》、胜友的《正理滴论略义》、律天的《因滴论广释》《成他相续论释》《诤正理论释》《观所缘缘论释》及善护的《成外境颂》；大译师智军（ye-shes-sde）译出律天的《正理滴论广释益习者论》；念空（dran pa-nam-mkhav）译出法称的《观相属论》。其中，《正理滴论》以“现量”“为自比量”“为他比量”构建严密体系，被视为因明思想精华；《因滴论广释》在“因三相”理论阐释上极具创见，为吐蕃学者接触因明核心理论奠定文本基础。

吐蕃时期的“佛苯之争”与佛教内部“顿渐之争”，客观上加速了因明学传播。桑耶寺佛苯大辩论中，佛教一方用“三支论式”驳斥苯教“万物有灵论”，确立佛教主导地位；“顿渐之争”里，莲花戒以因明规则剖析顿门派“无念无作”观点，其《修道次第广论》中的“破他宗”“立自宗”方法，成为后世研习辩论技巧的范本。

但此时因明学发展存在局限：文献传播上，译著多为法称后学注疏，陈那、法称原著未系统翻译（如陈那《集量论》11 世纪才由俄·罗丹喜饶补译），学者难窥完整理论架构；学术生态上，研习局限于译经场与少数寺院，无制度化教学体系，讲学依附佛经注疏，缺乏独立学科意识，鲜有原创性理论阐发。整体而言，印度因明学尚处于翻译阶段，研习讨论不充分。

（二）旧量论时期：因明学的传承与初步传播

10 世纪吐蕃王朝瓦解、佛教后弘期到来，因明学发展进入“旧量论”时期（吐蕃王朝末期至11 世纪左右），核心人物为大译师玛善慧（Rmadge bavi blo gros）与穹布扎塞（Kyung po grags se）。

玛善慧身处佛教后弘期初期，专注翻译法称（Dharmakīrti）的《释量论》（Pramāṇavārttika）及其注释，包括法称自释《释量论自注》（Svavṛtti）、天主慧（Devendrabuddhi）的《释量论后三品释》（Pramāṇavārttikapañj）和释迦慧（Śākyabuddhi）的《量论一万二千颂释》（Pramāṇavārttikaṭīkā）。译介完成后，他在卫藏地区广设讲席，以通俗语言讲解因明逻辑概念与论证方法，弟子将知识传至西藏各地，推动因明思想广泛传播。

穹布扎塞同样活跃于卫藏地区，凭借扎实功底与出色讲学能力吸引求学者。他授课时结合实际案例，将抽象因明理论与佛教修行、日常生活关联，降低学习难度，其课堂成为不同寺院、教派僧人交流平台，促进因明知识流动。

“旧量论”时期核心特征是忠实传承印度因明传统（尤其是法称学说）：翻译中保留原著逻辑结构与哲学内涵，讲授学习以印度典籍为圭臬。但该时期诠释创新保守，学者依赖印度典籍，未充分结合藏地文化与宗教实践进行创造性转化，却为后续发展积蓄了学术力量。

二、俄·罗丹喜饶对藏传因明学的核心贡献

（一）文本层面：校订旧译与补译典籍，完善因明文献体系

11 世纪末至 12 世纪初，俄·罗丹喜饶（Rngog blo ldan shes rab，1059-1109）远赴克什米尔求学，师从著名因明学家利他贤（Gzhanphan bzang po），系统学习《释量论》及其他因明典籍。

在克什米尔期间，他不仅精研因明理论，还针对“旧量论”时期译著的疏漏，重新校订旧译因明论著，提升文本准确性。同时，他补译了大量此前未传入西藏的因明著作，如法称的《定量论》（Pramāṇaviniścaya）、法上（Dharmottara）的《大观量论》（Nyāyabinduṭīkā）和《小观量论》（Laghuṭīkā）等。其翻译以精准著称，被誉为“译著最多且最准确的大译师”，填补了因明核心典籍的传播空白，构建起更完整的因明文献体系，为“新量论”发展奠定文本基础。

（二）理论层面：开创独立阐释传统，推动因明本土化创新

学成归藏后，俄·罗丹喜饶担任桑普寺（Gsang phu ne’u thog）住持，与“旧量论”时期单纯讲授印度论著不同，他开始撰写因明学著作（如《定量论疏》），这是藏族学者首次尝试独立阐释因明理论，标志着藏传因明学从“译介吸收”进入“创造性发展”新阶段，后世将其之后的时期称为“新量论”时期。

他提出“因明为佛学之眼目”的重要命题，推动因明学从单纯的逻辑学工具向独立学科转变。同时，他引导学者结合藏地语言、文化与宗教传统，重新解读因明概念与理论——如在推理规则、量论体系上融入藏传佛教修行实践与教义理解，使因明学逐渐脱离印度母本，形成具有高原特色的学术传统，实现因明学的本土化创新。

（三）传承层面：构建教学体系与培养人才，延续因明学术脉络

俄·罗丹喜饶在桑普寺建立系统的因明学讲授体系，规范从入门基础课程到高深理论研讨的全流程，涵盖课堂讲授与辩论切磋，为因明学人才培养提供制度保障，使桑普寺迅速成为西藏因明学学术中心。

在人才培养上，他成就斐然：来自西藏各地及周边地区的学子慕名求学，经其悉心教导，涌现出恰巴·曲吉森格、香蔡邦·曲吉喇嘛、卓罗巴·洛智琼奈、琼·仁钦札、寨·喜饶帕等一大批因明学大家。其中，恰巴·曲吉森格继承并发展其因明思想；其他弟子或讲学授徒、或撰写论著，将俄·罗丹喜饶的因明学思想广泛传播，推动因明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深度融合，为后世藏传佛教寺院五部大论教学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三、结语

藏传因明学自8 世纪传入青藏高原，历经吐蕃时期的文本译介、“旧量论”时期的传承传播，始终未突破对印度因明传统的依赖。直至11世纪末俄·罗丹喜饶的学术实践，才彻底改写这一格局——他通过校订旧译、补译典籍完善文献体系，以独立撰述开创本土化理论阐释传统，凭系统教学与人才培养延续学术脉络，促成藏传因明学从“接受者”到“创造者”的范式转型。

俄·罗丹喜饶的贡献不仅在于推动因明学成为藏传佛教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的学术传统更影响至今，藏传佛教寺院学僧仍在传承其学术精神。梳理其贡献，不仅能清晰把握藏传因明学的发展脉络，更能为理解藏传佛教文化的本土化创新路径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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