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的佛性转向

引言

印度瑜伽与佛教禅定的密切关联已是学术界共识。帕坦伽利在公元二世纪汇编的《瑜伽经》，对先于佛教流行的禅修传统进行了系统化整理，佛陀亦曾修炼瑜伽禅定，《中阿含经》中便有其跟随阿罗逻·迦罗摩修至“无所有处定”的记载。然而，佛教对瑜伽技术的吸收并非简单移植。同一套专注力训练模式（执持 - 禅定 - 三摩地），如何从印度教的神我解脱术演变为中国禅宗的佛性证悟之道，是本文的核心议题。既有研究分为连续论与断裂论，本文提出重构论，认为技术传播实质是文化基因的解构与重组，中国禅宗通过佛性论实现了瑜伽技术的创造性转化。研究方法结合文本批判（对比梵汉经典）与实践知识社会学（分析僧团制度对技术传承的影响）。

一、《瑜伽经》的技术框架：神我见证的层次

帕 坦 伽 利 的 八 支 瑜 伽 中， 后 三 支 构 成 禅 定 的 核 心。 执持（Dhāraṇā）在《瑜伽经》中被定义为“ 心注一处”（deśa-bandhaḥcittasya,YSIII.1），其操作要领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单一对象，如神像、OM 音节等。禅定（Dhyāna）则是“意识流持续聚焦对象”（tatrapratyaya-ekatānatā,YSIII.2），此时主客界限开始模糊。三摩地（Samādhi）为“对象独显而自我消融”（tadevārtha-mātra-nirbhāsaṃ,YSIII.3），纯粹的见证者（draṣṭṛ）会显现。

此 体 系 基 于 两 大 哲 学 前 提： 一 是 神 我 - 自 性 二 元 论（Sāṃkhyadualism），即解脱是神我（Puruṣa）摆脱自性（Prakṛti）的束缚；二是次第不可逾越性，必须严格遵循“执持 $$ 禅定→三摩地”的修行次序。对于这一体系，佛教《成唯识论》卷三指出：“彼所执我，非即于识…常与受等不相应故”，否定了永恒见证者的存在。

二、佛教的哲学转换：从神我至缘起

佛教对瑜伽技术的首次重构表现为修行对象的佛学转换。当《瑜伽经》要求凝视自在天神像（īśvara-pranidhāna,YSI.23）时，佛教将其转变为四类业处（kammaṭṭhāna），分别是基于缘起观的呼吸无常、基于不净观的尸骨腐烂相、基于慈悲观的众生平等以及基于界差别观的四大聚合。

这一转换在《瑜伽师地论》中达到高潮，其卷二十七将呼吸法发展为“六妙门”体系。数息是通过计数呼吸次数以收敛心神；随息是觉知呼吸的进出，却不加以计数；止息是专注于鼻端或丹田，定点凝神；观息是洞察呼吸的瞬息万变、苦涩与空无本质；还息是收敛心念，使之不散乱；净息是烦恼消融，直观实相。

这一哲学突破在于，其最终追求并非见证神我，而是《中论》所描述的“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的性空境界（龙树，150-250CE）。

三、禅宗的范式革命：次第消解与心性自觉

中国禅宗对印度禅定的彻底解构，其革命性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道信“守一不移”的内化转轨

四祖道信（580-651）在敦煌写本 P.3434《入道安心要方便门》中提出：“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注意观照一物…终日观照不已，心自安定”。此处“空净眼”实际上指的是本觉佛性，其创新之处在于对象性质的变革，即从外境转向心性本身作为专注的目标，以及修行逻辑的颠覆，定境的目的不是见证外在的神我，而是觉悟“佛性常清净”（《坛经》语）。这一理念表面上似乎与《瑜伽经》“一心修习”（ekatattvābhyāsaḥ,YSI.32）相呼应，实则已经转换了哲学的内核。

（二）慧能定慧等持的圆融模型

六祖慧能（638-713）在《坛经·定慧品》中批判传统的禅定方式：“住心观净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进而提出划时代的观点：“定慧一体，非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这一观点颠覆了执持→禅定 $$ 三摩地的线性进阶逻辑，代之以体用相即的圆融模型。《瑜伽经》体系的修行路径是次第渐进，定慧关系为定先慧后，终极境界是神我独存（kaivalya）；而《坛经》体系的修行路径是当下一念，定慧关系为定慧同时，终极境界是烦恼即菩提。

四、制度载体：丛林共修对技术的重塑

禅定技术的本土化与僧团制度的创新密不可分。印度瑜伽依赖师徒密授（《瑜伽经》I.26），而佛教发展出了集体共修的范式。

（一）从个体密修到集体实践

印度源头方面，《摩诃僧祇律》卷二十七规定“日暮集禅堂修不净观”，雨季安居（varṣā）强化集体训练。中国创制方面，百丈怀海（749-814）制定《百丈清规》，确立了“普请法”（集体劳动）与“坐长香”制度。

（二）农禅并重的技术整合

此制度催生了两项重大转变：一是空间布局革新，禅堂取代了个人禅窟，香板监督确保共修的品质；二是技术融入日常，劈柴担水均成为禅修之道，“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景德传灯录》卷八）。敦煌文书 S.529《诸寺付经历》记载：“辰时普请罢，僧众同入禅堂坐香”，这便是相关的实证依据。

五、结论

从帕坦伽利八支瑜伽到中国禅宗的演变，核心是佛性本体论对技术体系的哲学重构。在本体论转换上，印度瑜伽以永恒神我（Puruṣa）为解脱之基，中国禅宗以本觉佛性（buddha-dhātu）为修行之本。在实践范式革新上，《瑜伽经》体系的修行路径是线性次第（渐进），解脱体验是静止的见证，技术载体是个体密授；禅宗体系的修行路径是当下一念（顿悟），解脱体验是活泼的机用（“日用云为”），技术载体是集体共修。在文化适应机制上，技术转型通过三重过滤实现：哲学过滤以缘起性空解构神我实存，实践过滤以定慧等持破除次第束缚，制度过滤以丛林清规取代师徒密授。这一研究表明，宗教实践技术的跨文化传播实质是文化基因的酶解与重组，禅宗心性论犹如“哲学酶解剂”，分解瑜伽技术中的印度教本体论，在汉文化母体重构为“即世间而离世间”的佛性证悟范式，为理解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微观技术史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