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域下蒙元帝国跨文化整合及中国文化“东学西渐”机制研究

跨文化传播的意义是基于对文化差异性的理解，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传播屏障，从而包容不同民族的文化。公元十三世纪建立的蒙古帝国横跨亚欧大路，征服了中国、中东和欧洲这三大文明中心。蒙古统治者治下的疆域囊括众多民族，这些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蒙古统治者包容的文化政策下彼此包容，堪称“野蛮征服”下的跨文化传播典范。本研究基于传播学视角，探索蒙元时期的跨文化传播路径，以史为镜，为当前跨文化传播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蒙古帝国扩张中的跨文化传播：暴力破坏与文明整合的双重面相

（一）军事征服对文明壁垒的破坏性冲击

13 世纪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以 “闪电战”与威慑战术重构了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公元 1219 年，花拉子模的皇帝算端劫掠了蒙古商队，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直接导火索。在西征途中，蒙古骑兵的屠城不仅仅是军事行动，更形成了特殊的 “恐慌信息链”，围城时但凡遇到抵抗，城破时便不分男女老幼屠城，仅留下少数工匠充当奴隶，再故意放跑一部分人向其他城市渲染蒙古军队的残暴，进行“恐怖叙事”。欧洲修士柏朗嘉宾在《蒙古行纪》中记载，多瑙河流域的居民听闻蒙古人 “饮血食髓” 的传闻，竟提前焚毁家园逃亡。[1]

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子孙们继续西征的脚步，最远攻占到欧洲的多瑙河流域。蒙古军队所到之处，大量屠戮贵族、士兵甚至平民，大肆劫掠财宝，焚毁书籍，中亚一些文明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1221 年巴格达陷落，阿拉伯世界的智慧象征“智慧宫”图书馆被付之一炬，数十万学者与平民丧生，阿拔斯王朝百年积累的文化典籍毁于一旦；中亚的粟特文、波斯文文献系统因城市毁灭出现断层，部分文明成果仅靠散落的商旅记忆留存。

需要指出的是，蒙古军队的并非单纯的毁灭暴力文明，这种军事行动客观上打破了文明壁垒，促成了技术人员的跨地域流动。如蒙古军队屠城时对工匠的刻意留存、军事驿站体系的建立等，都后续的文化流通铺设了“基础设施”。

（二）文化政策的历史转向与多元文明的整合重构

西征时期的野蛮屠城行为更多的是军事策略，当军事征服进入稳定期，蒙古统治者往往表现出对各种文明的包容政策，治理逻辑从 “掠夺” 转向 “整合”，形成独特的跨文化治理范式。

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在其统治范围内实行“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多种文化传统并行不悖。在制度上，积极起用儒生推行汉制，将宋朝理学定位官学，促进汉、蒙文化的交流融合；在法律上，颁布《大扎撒》与《至元新格》，允许蒙古习惯法、汉人律例和伊斯兰法并行，在各自群体中适用；在行政上，设立“必阇赤”（书记官）与“札鲁忽赤”（断事官）的双语官僚系统，引入中文、波斯文并行的公文系统，客观上构建了一张多语种的行政体系。

蒙元时期军事征服客观上为打通欧亚大陆的商业连接，以及跨文化交流奠定基础。此后，各种文明在彼此碰撞中不断整合重构，这个庞大的帝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世界”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而言，蒙古元帝国对东西方文明的跨文化传播具有建设性意义。

二、蒙元时期跨文化传播的动因解析

（一）统治阶层的早期经历与包容理念雏形

成吉思汗尚未统一蒙古草原前，蒙古只是一些松散部落集群，这些部落经常互相攻伐、草原上毫无秩序可言，儿子可以忤逆父母，弟弟可以弑杀兄长。成吉思汗出生在一个弱小的家族，父亲死后全家被部落抛弃，幼年的成吉思汗靠打猎为生，并数次被敌对部落俘虏。长大后他联合其他部落发起部落战争，不断吸纳其他部落的人口进自己的阵营，逐个击破了草原上的劲敌，完成草原的统一。

成吉思汗之前的草原贵族靠血缘出身维持统治，是否“黑色骨头”血缘出身是衡量人地位标准。出身于小部落的成吉思汗打破这一规则，由于自身部落弱小、人丁稀少，在长期的征战中，成吉思汗更看重个人能力而不是血缘出身，他将草原人民编户，实行“编户齐民、军政合一”的政策，解除原来的部落依附关系，按照功劳大小决定千户长的人选，赢得下层百姓的拥戴。在对敌对部落的战争中，他没有按照之前的习俗，杀掉敌人或者将其沦为奴隶，而是将不同部落的人整合到自己的部落中。这种对待不同部落的包容态度，可以看做日后蒙古帝国对待不同文明的包容态度的开始。

（二）商业利益驱动下的跨文化交流机制构建

蒙古军队征服中国北方之初，有蒙古将领提议将汉族农田系数毁坏，恢复成草场放牧，儒生耶律楚才上书言中国地广物博，靠增收农业、贸易的课税获利远高于放牧，引起蒙古统治者重视。蒙古铁骑通过军事征伐，使亚欧大陆连为一体，打通亚欧大陆的商路。为鼓励商业贸易，蒙古帝国建立驿站保证商路的畅通与商人的安全，吸引大批欧洲人、色目人往来于东西方之间进行商业贸易，也带来各种文化在蒙古帝国境内的交流与整合。

三、蒙元时期中国文化“东学西渐” 的多元路径与文明影响

（一）理学思想的跨文化辐射

儒家学说在宋代吸收佛、道学说的世界观和思辨色彩，衍生出理学。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积极吸收儒家的学说，并将理学设为官学，广修建太庙，鼓励蒙古人学习儒家礼法。成吉思汗灭金后，金朝儒生耶律楚才进言复兴儒学引起成吉思汗重视。在耶律楚才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积极倡导儒学，窝阔台继位后，网罗天下儒生，恢复祭祀孔庙。蒙军攻破湖北德安后，理学大师赵复被俘送至燕京。此前中国北方只听闻朱熹之名未见其书，赵复受到重用后建立太极书院，将理学经典二程、朱熹等遗书

八千余卷传播至北地。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推行汉制，起用理学家许衡任国子监祭酒，许衡主持了元初国学，积极传播程、朱理学，促进了蒙汉文化交流、融合。此后，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统治官学，并随着元朝贸易路线西传。理学典籍《四书集注》讲稿随使臣传抄至大不里士，被波斯译师将其纳入《史集·中国史》卷。15世纪，该译本经拉丁文转写，成为伏尔泰《论宽容》中引述“中国理性”的来源之一。[2]

（二）元杂剧的跨文化传播

蒙古帝国疆域广大，重视商业往来，西域各国东迁经商，带来了西域诸民族的乐曲、舞蹈形式。史料记载蒙古贵族偏爱戏剧，元代底层文人和民间艺人吸收西域音乐形式，创作了一批元杂剧，如关汉卿《窦娥冤》中 “煞尾” 曲调源自波斯 “胡笳十八拍”[3]，等。

这些元杂剧不仅在中国境内深受喜爱，更被随色目商人流动民间艺人改编为波斯语说唱流传到中东和欧洲。据《元典章》记载，大都的 “回回乐户” 常随商队往返于波斯与中原，将《赵氏孤儿》等剧目改编为波斯语说唱。[4] 数世纪后《赵氏孤儿》经由欧洲传教士翻译传播到西方，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将其改编为戏剧《中国孤儿》，借元杂剧框架表达启蒙思想，引起西方文坛轰动。

（三）火药、火器的军事传播

火药虽在蒙古帝国之前就被炼丹术士发明，但得到大规模应用并传播到西方却是在蒙古帝国时期。金朝、南宋与元朝交战时，曾使用火器给蒙古军队造成不少的伤亡。蒙古灭金后，俘虏了会制造火药、火器的工匠。元世祖时，蒙古军队西征至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兵书曾记载，蒙古兵使用了“契丹火枪”等火器，阿拉伯人在战争中掌握火药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技巧。此后，阿拉伯人在与欧洲人作战时将火药和火器技术传入欧洲，欧洲的新兴市民阶层用火器击败了骑士阶层，加速了欧洲文明的进程。

（四）印刷术西传与媒介革命

蒙元时期印刷术的西传，打破了中世纪欧洲知识垄断的壁垒，推动了欧洲的“媒介革命”。元代王祯木活字的普及提高了书籍生产效率，此后印刷术首先由阿拉伯商人带到西亚，波斯历史学家拉斯得在《世界史》中有对中国印刷术的详细记载。十三世纪时，蒙古人征服波斯建立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为编纂《世界史》从元廷引入雕版工匠，在大不里士建立印刷所[5]。伊儿汗国作为东西方交流的要道，汇聚了大量的欧洲商人，欧洲商人在此学到了阿拉伯人从中国学来的印刷术。此后，印刷术经由德意志工匠古登堡改良，大量的古希腊时期的文艺作品得以重见天日，书籍开始普及，由教会的知识垄断局面被打破，揭开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序幕。

四、蒙元时期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局限与当代启示

虽然蒙元帝国对各种文化采取包容态度，但其跨文化整合本质上没有脱离帝国统治的框架，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一方面，蒙古的军事行动使得跨文化传播实践处于暴力威慑的阴影之下，所谓的文化包容隐含蒙古人和其他族群的等级差异，缺乏平等的对话交流。另一方面，蒙元帝国的跨文化交流更多停留在了“术”的层面，如各种工艺、技术流转等，在思想层面虽然也有译注、引介，但多为附会解读，缺乏批判性的转化。

从当代视角看，蒙元帝国的跨文化实践对当前的跨文化传播仍有借鉴意义。一方面，蒙元帝国在广袤的疆域构建了“驿站-商路”传播网络，这种建设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为当代“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机制提供了历史参照；另一方面，蒙元帝国的军事威慑并没有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文化包容中暗含着等级的差异，这警示当前的跨文化传播需警惕“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要真正实现多元文明的平等对话机制，不仅需要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还需要构建尊重差异的“包容共识”。

结语

元朝末年，一场鼠疫先由中国的南方兴起，接着通过商路向西蔓延至欧洲，蒙古四大汗国纷纷封锁边界、阻止商业贸易来消除对鼠疫的恐慌，此举直接动摇了蒙古帝国统治的根基。此后，徐达率部在漠北捕鱼儿河战役中重创北元皇族，附属汗国纷纷叛乱推翻蒙古人的统治，蒙古帝国的横跨亚欧大陆的统治就此结束，世界重新回到相互隔离的状态。百余年后，西方人怀着对《马可·波罗行记》中东方遍地黄金的渴求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他们使用蒙元帝国传入的火药、指南针踏上征途，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尽管西方殖民扩展同样伴随杀戮、掠夺、贸易，但其文化传播模式却没有蒙元帝国的包容特质。在西方人殖民的地方，多数土著文化被歧视甚至系统性破坏。时至今日，对“西方中心论”反思需以蒙元帝国的文化整合为参照，吸收其包容机制所蕴含的文明共生智慧。

参考文献

[1]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昇、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82 页。

[2]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研究 [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176-177。

[3]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426-428

[4] 陈高华，张帆，刘晓。元典章校释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卷五十七

[5] 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12-414.

作者简介：姬治伟（1994-），男，山西朔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杜一鸣（1995-），女，河北保定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舆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