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中的文化主体性：历史探索与建设进路

2023 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1并深刻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这明确了文化主体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逻辑起点与实践枢轴。学界对此高度关注。本文旨在厘清文化主体性内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脉络，并多维探赜其巩固路径与现代文明建设进路。

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意蕴

（一）文化主体性

历史上有关文化的定义将近 300 种。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反映并作用于政治经济。2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深化了这一认识，强调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影响力与接续发展的根本，体现为主体审视本民族文化与接纳他文化过程中的自觉主动性和能动创造性。民族层面体现为文化自我确证及交流中的自觉创造；个体层面体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汲取外来文化精华并推动创新的能力。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生成与核心意蕴

中华文明的赓续性塑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其强弱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近代以前的中国长期处于文化交往主导地位，外来文化需经历本土化过程方能扎根。以佛教东传为例，其核心教义通过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度调适，最终完成本土化转型，与儒、道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阶段，中华文化主体性已内化为文明发展的深层机制。近代西方以“船坚利炮”轰开国门，传统思想体系遭遇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洪流。面对空前危机，仁人志士先后探索器物、制度乃至文化三重救亡方案相继失败，导致本土文明认同危机与“全盘西化”思潮泛起，文化主体性问题由此成为时代焦点。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实践，凝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通过革命与建设实现了文化主体性历史性重构。当前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依然是党和人民面对的重要时代课题。作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实践中逐步建构起来的“文化肌体”，重构后的中华文化主体性蕴含三重核心意蕴。

首先，文化自觉作为第一重意蕴，指的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觉醒、反思和理性审视。实现文化自觉，要求具备对本民族文化发展脉络、内在规律及未来趋向的深刻认知，同时在世界文明谱系中明确自身定位，通过交流互鉴实现多元共生。3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基因是其文明延续的核心动因。

其次，文化自信作为第二重意蕴，表现为对自身文化价值、生命力及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念。坚定文化自信，需超越对当下文化的肯定，在时间的线性维度中整体把握文化价值。“不知通已往将来之在念中者，皆其现在，而非仅刹那也。”4 通过思维活动可将过去与未来纳入当下认知。据此，文化自信需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以历史之维观之，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应对其保持高度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以现实之维观之，中华文化内涵丰富、结构多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中国人民的心灵归宿，应坚定决心去维护和发展这条独特的文化之路。以未来之维观之，应坚信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生命力源于其善于汲取世界文明养分，中华文化必将持续繁荣发展。概言之，中华文化发展需扎根历史传统，坚持创新实践与开放包容。

再次，文化创造作为第三重意蕴，是人类通过实践生成文化价值的活动，包含原创性发明与传播交流中的再创造。而文化创造绝非无源之水，其根基在于对文化积淀的传承。马克思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 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正源于对优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百年探索

以近代历史为关键分界点，在此之前，中华文化主体性始终在场且相对稳固；近代以降，面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剧烈冲击，中华文化主体性遭遇严峻挑战而日渐式微。为挽救民族危亡，众多先进知识分子探索的多种救国方案相继失败，引发深重文化失落，国人文化信心动摇，“全盘西化”思潮兴起。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便将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作为核心使命。百余年来，党领导人民依据时代需求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为筑牢中华文化主体性根基注入持续动力。

（一）近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困境审视

“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6 曾居“文化中心”地位的中华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渐遭解构，国人才深切体认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压倒性影响，痛感文化中心地位丧失。

近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失落集中体现于西方文化强势输出与本土文化复古主义兴起的双重压力。一方面，西方奉行“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逻辑，而炮制“文明优劣论”贬损中国传统文化，派遣传教士来华鼓吹东西方文明“流同源异”，诱导国人转向西方文明。伴随文化渗透加剧，部分知识分子滑向全盘否定传统，甚至鼓吹“全盘西化”；另一方面，作为回应的文化复古主义主张固守传统、重树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这一思潮实为逆时代潮流而动，折射出对昔日辉煌的缅怀。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拨开“古今中西之辩”迷雾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困境中的中国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革命战争的同时，开启了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伟大探索。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报刊宣传革命纲领，夺取舆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应对国民党军事和文化上的双重“围剿”，党创造性地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团结知识分子构建自身文化机构，开展有力文化斗争，并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这不仅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实际有机结合的成功探索走向成熟，也奠定了主体性重构的思想基石。1940 年，张闻天首次系统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应具备“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特征，为文化主体性建设提供了明确思想导向。1946 年，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确立“人民本位”的文化方向，强调“人民至上”、“人民民主”，明确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核心文化价值。概言之，这一时期党成功引领中国人民实现精神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文化他觉”迈向“文化自觉”

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但政权巩固与文化危机解除皆非一蹴而就。一方面，旧社会遗留的资本主义势力、反动思想亟需清除；另一方面，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实施经济封锁并图谋“和平演变”。为此，党遵循“破”“改”“立”结合的辩证思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肃清旧思想、帝国主义影响；同时普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改革文教机构，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深化，确立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提出“双百”方针，制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

1949 年至 1978 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期，党在处理文化建设新问题时曾遇挫折，文化主体性建构一度低迷。1978 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文化主体性重构迎来了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破除思想禁锢，党由此重构文化教育的主体地位。随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物质利益追求伴生的道德滑坡现象，促使党深刻认识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文化建设纳入精神文明范畴。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并创造性地将其定位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正式步入“文化自觉”阶段。此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定位，文化建设稳步发展。

（四）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建设：迈向“文化自为”新征程

新时代背景下，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高度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求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实践树立文化主体意识。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书记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这要求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其根本文化特质与现代文化融合，在文化多元格局中坚守文化独立性。2021 年“七一”讲话中，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要求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精神激活传统现代性；同时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2023 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结合”非简单“拼盘”或“物理反应”，而是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化学反应”。1 在“两个结合”引领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将进一步巩固强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亦将在此进程中加速形成。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中的文化主体性的建设进路

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凸显文化较量的关键地位。唯有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从主体维度、历史维度和交往维度协同推进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与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能开辟崭新前景。

（一）主体维度：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提升文化引领力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巩固，绝非文化自然演进之果。历史表明，“全盘西化”论与文化保守主义皆无力解答“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唯有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建设实践成功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交出了时代答卷。新时代以来，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竞争更趋激烈，西方持续对华文化输出，意图冲击中华文化主体性根基。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与全民族文化认同。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首要的最基本的要求在于以党的创新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哲学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诉求，激发其创造活力。第三，坚守思想舆论阵地，坚持党管媒体。完善党委领导文化工作机制，构建党的文化话语体系，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行稳致远。7

（二）历史维度：坚持“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两个结合”重要论断，其中，“第二个结合”聚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生长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是思想解放的里程碑，为树立中国特色精神标识提供根本路径。因此，坚持“第二个结合”既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任务，也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

坚持“第二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一是要以“第二个结合”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原则萃取传统文化精华；以辩证眼光审视外来文化，坚持“洋为中用”。二是以“第二个结合”催生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应贯通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使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熔铸成新型文化有机整体——融合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现代文化等形态。质言之，“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8

（三）交往维度：坚持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增强文化辐射力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9”文明的强大在于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强大感召力，文化主体性锻造亦需深度文明对话。因此，必须立足国内国际两个视野，在交流互鉴中增强文化生命力与辐射力。

第一，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未来应继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各民族文化的包容互鉴，将多元文化汇聚成坚实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第二，世界各文明姹紫嫣红，无分高下优劣，故而需以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姿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因此，既要尊重各文明成果，吸收人类优秀文化养分，坚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更要创新传播方式，在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辐射力。

四、结语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在于不断巩固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近代危机重创民族自信，文化主体性式微。面对这一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肩负重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历经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成功实现“两个结合”，唤醒中华文明生机，完成文化主体性历史性重构。新时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持续巩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最鲜明而集中的体现。面向未来，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深化“两个结合”、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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