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民俗本相

顾颉刚先生研究的重点和贡献并非在于文学的阐发和新释上，而在于如何解开古代经学家对《诗经》的道德捆绑，来为后续的现代《诗》学研究铺垫道路。这种解构又加以重构的理念，主要体现在顾先生运用的民俗学路径当中，其根本目的是要回归《诗》的“民俗本相”。具体来讲，就是关注诗篇真实的历史发生阶段，探讨其生成时期的民俗语境，观察其中的部分带有民俗性质的诗篇是在怎样的民俗场域和民众情感中成型的，以还原《诗》的本来面貌。

一、初创本相的回归

《诗经》中诸诗篇的创作主体无法盖棺定论，历代学者只能根据其诗篇内容来对其创作者做出一个大致的推测，部分诗篇为民间采诗而来，部分作者有明确指定的人物。这就导致其创作者会被经学家强行扣上一个帽子，反而掩盖了真正诗意和诗篇的民俗本相。顾先生首先发难，对这种强制的行为提出批判，反对盲目信从先前一些诗篇的作者，并直接戳穿汉人的穿凿附会行为。如《国语》中说《常棣》一诗为周公所作，而到了《左传》又变为召穆公所作了，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纵然无法对其做出明确判断，但也可见此二种说法在当时也是欠缺可靠依据的，因此绝不可根据后人所加的作者来妄测诗意，此为回归其本相之首要。

再从用诗的角度来看，周人的用诗多数不取诗篇的本意，而是采取断章取义的方式来把诗意割裂开来，以满足外交辞令或宴会交往的具体场景需要。例如《左传》中最出名的一段引诗记载中，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但观其诗篇，分明是民间男女相会的私情诗，后世经学家却认为，能在宴会上赋出来的必定不是“淫诗”一类，否则岂非太过荒唐。这就是不明白诗篇因应用而改变诗意的道理了。因此，看《诗》之本意不能从应用的角度来强行判断，人云亦云，当从艺术角度和诗篇本身出发，方能回归诗篇的初创本相。

但顾先生总结说“《诗》是为了种种的应用而产生的，有的是向民间采来的，有的是定做出来的”[1]，这一点我认为未必严谨。民间采诗和朝廷制定此二说自然可以确信，但这并非意味着三百篇的初创本相就是经过乐师重新编排过后的面貌，为种种应用产生的《诗》是已经成为乐章的《诗》，并非诗的本相的真正创作内涵。顾先生此说，又与其《诗》学的民俗观念相悖了。严格来讲，民间采集的诗篇在乐师的整理下并未改变其民俗本质，只是用诗的人掩盖了诗的原本面貌，不能说其本身就是为了应用产生的。

二、民间礼俗的还原

另一个回归《诗经》民俗本相的路径是对于民间礼俗的还原，其合理性在于对礼俗的考证能最大程度上还原民众的生活场景，以便于对《诗》的繁杂附会进行过滤。这一点顾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有所考量，运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诗》中的名物和礼制等具象事物，以情诗为主体对其进行的局部性还原。

最典型是他发起的关于《野有死麕》一诗的讨论，对于《郑笺》“贞女欲吉士以礼来……又疾时无礼，强暴之男相劫胁”的说法，顾先生从“帨”

这一古代佩饰出发，对其诗意进行大胆阐释。其认为“这明明是一个女子为得到性的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2]，这一论断在现在看来也是极为大胆的，其理由是“舒也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三句表达的意思是女子请求男子交欢时，不要摇动身上的“帨”，以免使得狗叫而引人注意。这种对于三百篇“性”的阐释在民国时期并非孤立之见，如闻一多中在《<诗经>的性欲观》一文将三百篇中描写性爱的诗详细地分为五类[3]，可谓此方面最为详细者。顾先生对诗意的发散是新颖的，但也有部分瑕疵，因而也引发了其他几位学者的讨论。例如胡适认为帨无法引起太大的声响，转而引《礼记》中《内则》说：“女子设帨于门右”，说帨并非身上所佩戴的饰品，而是一种门饰[4]。此外胡适还提出男子猎取野兽献予女子，是初民社会中十分常见的求婚行为，并称其现在还留存于亚洲、美洲的部分民族中。可以看出胡适这几点论断诗极具民俗学色彩，其他几位学者也同样沿着民俗学的路径去考察《野有死麕》一诗的内涵。

再如顾先生在《浪口村随笔》中对于“造舟为梁”的原始场景还原，同样融汇了民俗学的思考。《大明》曰：“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毛传》曰：“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后可以显其光辉。”《郑笺》补充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时未有等制。”此说认为造舟为天子特有之制，并一直固定下来。然而顾先生认为此说是十分牵强的。郭璞《尔雅注》中说造舟为“比桥为船”，顾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当今西北民间地区仍存有许多这种过河方法，其原因是“澜壮流急，筑桥不易，则横列船只若干，以铁索连贯之，置厚板于船面以通行人车马”[5]。由此说法，造舟即为如今之浮桥也。现如今黄河入海口地区仍保留着这种“比舟为船”的过河方法，其是在河道较窄处，用多个甲板低矮的旧铁船一字铺开，浮桥两侧用铁锚固定并加装轮胎，目的是枯水期水量较少的情况下为其提供足够浮力。因此这里“造”实为动词，不可将“造舟”曲解为名词。从这点分析也可见顾先生对于民间生活和民俗的见解是极为深刻的。

顾先生的《诗》学研究转向为现代《诗》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他通过对民众立场的坚守与民俗语境的还原，突破了传统经学对《诗》的道德与义理束缚，揭示出其作为民间诗歌的本质属性。其研究本质上是“回到文学的历史现场”[6]，从文学中复原和呈现历史的现场感和氛围感，来让我们深刻理解《诗》的真正内涵，丰富对《诗》的研究，也为现代民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促使学界重新审视民间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44 页。

[2]顾颉刚：《野有死麕》，《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 440 页。

[3]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诗经编上》《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6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