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不辍：私立朝阳学院在川音乐档案整理与教育史研究

一、前言

抗战时期（1931—1945）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特殊阶段。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逐步蔓延，北平、上海等地区的高校被迫西迁，形成了“烽火西迁”的壮阔图景。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接纳了数十所内迁院校，也因此成为了保存教育火种、延续文化命脉的重要教育基地。在这种背景下，“弦歌不辍”不仅是对传统教育精神的隐喻，更成为了战时高校以文化坚决抵抗侵略的真实写照。音乐作为情感与思想的载体，既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又成为了动员民众、凝聚士气的工具，其教育实践与社会功能在这个时候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意义。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内迁高校的整体办学史（如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名校），对音乐教育的专项探讨相对薄弱，即便涉及音乐，也多侧重专业艺术院校（如国立音乐院），对非艺术院校的音乐实践研究略少。其中，私立朝阳学院这所北平高校的在川的音乐活动，更是长期处于研究视野的边缘：作为法律类院校，以通识教育与抗日宣传为核心的实践既体现了战时音乐教育的多样性，又折射出普通高校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但直至目前，此校在川时期的音乐档案（如课程大纲、演出记录、师生回忆等）零散或未被系统整理，其音乐教育的具体形态、历史功能及当代价值仍待厘清。

基于此，本文以该校在川音乐档案为核心史料，结合教育史视角，探讨以下问题：抗战时期该校为何坚持开展音乐教育？其课程设置、实践活动呈现何种特征？这些音乐实践在烽火中承担了怎样的文化与社会功能？

(⟶) 核心概念界定

“弦歌不辍”：本指古代学子以弦乐伴奏歌咏诗词，象征教育绵延不绝。在本文语境中，特指抗战时期该校在校舍简陋、物资匮乏、时局动荡的背景下，通过音乐课程、社团活动、公开演出等形式，持续开展音乐教育与实践的状态，既包含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也涵盖以音乐服务抗战的现实选择。

院校界定：1912 年创办的法律类高校，1938 年迁川后面向后方青年开设通识课程，音乐教育多与抗日宣传结合，体现了非专业院校的音乐实践路径。

音乐档案：指该校在川期间（1937—1945 年间）留存的与音乐相关的原始文献，包括但不限于：校史档案中的课程表、教学计划、师资名录；教学档案中的乐谱、讲义、学生作业；实践档案中的演出海报、节目单、社团记录；以及师生回忆录、地方报刊报道等。

（二）研究现状述评

学界对“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与“音乐教育”的研究已积累一定成果，但二者的交叉领域仍有拓展空间，具体可从三方面梳理：

高校内迁史研究：成果集中于宏观梳理（如章开沅《中国近代史上的官学与私学》）、名校个案（如西南联大研究）及教育制度分析（如余子侠《抗战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但对非顶尖院校、非主干学科（如音乐）的关注较少，两校在川的具体办学细节（尤其是音乐活动）尚未被系统挖掘。

抗战音乐史研究：多聚焦专业音乐院校（如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对国立音乐院的论述）、著名音乐家（如冼星海、聂耳）或抗日救亡歌曲的社会影响（如陈聆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对普通高校的音乐教育实践（尤其是师范专科与综合院校的差异）探讨不足。

校史与档案研究：在校史资料中，对学校在川时期的记载多侧重于整体办学，音乐相关内容却零星提及。地方档案（如四川省档案馆藏“战时教育史料”）中虽有片段记录，但缺乏系统整理与解读。

综上，现有研究存在两重空白：一是该校在川音乐活动的具体史实待补充，二是音乐档案与教育史结合的分析视角待强化，这正是本文试图突破的方向。

二、背景与大环境下的音乐教育：

（1）私立朝阳学院内迁背景与在川办学环境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火迅速扰乱了中国的教育生态。北平、上海等文化教育中心首当其冲，高校建筑或遭炮火损毁，或被日军接管，高校师生四处逃亡，或被日军屠杀，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荡然无存。为了保存教育火种、延续文化命脉，大批高校被迫踏上了西迁之路，掀起了中国教育史上规模空前的“烽火内迁”浪潮。私立朝阳学院作为北平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综合性高校，其西迁历程与在川办学的教育实践，正是这一历史图景的缩影；而且其音乐教育活动的开展，同样深深植根于内迁的时代背景与后方的生存环境之中。

（2）在川办学环境：困境中的坚守底色：

朝阳学院在川期间的办学环境，始终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下，物质匮乏与时局动荡成为了开展教育活动的基本背景，也深刻影响了音乐教育实践的形态与走向。

从物质条件来看，内迁带来的“流离效应”导致教学资源严重不足。学院西迁时，大部分图书、仪器未能带出，师生们只能依靠随身携带少量讲义与教具维持教学。抵达三台后，借用的校舍多为旧式庙宇、祠堂，教学空间狭小。音乐教学所需的乐器、乐谱更是稀缺，日常教学多依赖教师哼唱、学生手抄乐谱；合唱所需的歌篇，但因纸张紧缺，只能以简易方式油印，数量有限。这种物资匮乏的状况，迫使音乐教育不得不放弃对“专业精度”的追求，转向更简易、更灵活的实践形式。

从社会环境来看，四川作为中国的大后方，虽未直接遭遇日军陆上进攻，但空袭的威胁与征兵、征粮等战时动员政策始终影响着校园生活。1941 年至1943 年，日军多次轰炸成都、绵阳等城市，三台虽未被直接轰炸，但警报频繁，教学常被中途打断。但与此同时，后方青年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街头宣传、募捐活动此起彼伏，校园与社会的联系在这一时间段空前紧密。这种环境使得朝阳学院的教育目标自然而然的向“服务抗战”倾斜，即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感。音乐作为情感动员的有效工具，其功能也从单纯的“美育”拓展至“宣传”“凝聚”等现实层面，这一点在课程设置与实践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教育政策来看，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推行“战时教育纲领”，强调教育需“适应抗战需要，培养抗战人才”，鼓励高校“于课程中融入国防、民族精神等内容”。在此政策引导下，内迁高校普遍调整了教学计划，增加了军事训练、战时常识等通识课程，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朝阳学院积极响应政策，在通识教育中强化“民族精神培育”，音乐课程被赋予“通过歌咏激发爱国情感”的明确目标。据1939 年《朝阳学院年度教学大纲》记载，通识音乐课的教学目的包含涵养美感、传习抗日歌曲、组织歌咏团体服务宣传等内容。这种政策导向，为学院在物资匮乏条件下坚持开展音乐教育提供了合法性与驱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私立朝阳学院在川的音乐教育活动，既面临着校舍简陋、资源短缺的现实困境，又承载着传承文化、服务抗战的双重使命。其具体实践形态，既是对艰苦环境的被动适应，更是战时知识分子以教育回应时代危机的主动选择——而留存至今的零星音乐档案，恰是这种“弦歌不辍”精神的物质见证。

（四）朝阳学院的战时定位与音乐教育的隐性价值：

作为以法律、经济为核心学科的院校，朝阳学院在川期间的教育重心虽未偏离专业培养（如1947 年全国大学新生考试中，该校仍以法科、经济科为主要招生方向），但抗战的特殊语境推动其教育范畴向“全人培养”拓展。1942 年《新华日报》记载，“私立朝阳学院响应一元献机运动及征募图书，拟于最近上演'原野'”。此处提及的《原野》为曹禺创作的话剧，虽属戏剧范畴，但话剧演出中必然包含配乐、合唱等音乐元素，是该校战时文艺活动中音乐参与的间接证据。

从教育功能看，这类包含音乐元素的文艺活动既是对抗战运动的积极响应（服务于救亡图存），也是学生美育的实践（延续文化传承）。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音乐教育以"非显性课程"的形式存在，通过集体性文艺活动强化师生的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这与当时全国高校 "以文化抗战" 的整体导向高度契合。

三、音乐档案整理与归纳：

（一）现存档案的类型与特征：

由于朝阳学院以法科为特色，且战时档案保存条件有限，直接的音乐教育档案（如课程大纲、乐谱、音乐社团章程等）较为稀缺。

目前可考的相关资料主要散落于校刊、同学会文献、当时报刊及间接关联史料中，大致可分为三类：1，文艺活动记录。如1942 年上演《原野》的计划，虽未明确记载音乐细节，但话剧演出中常见的主题曲、场景配乐、集体合唱等，可推断为音乐实践的重要形式。此外，“抗战平台”中“朝阳大学旬刊”“朝大校刊”等刊物作为校内信息载体，包含文艺活动报道，其中或涉及音乐演出、歌咏比赛等记录。2，教育方针与学则隐含信息。“抗战平台”收录的《朝阳大学学则》与《朝阳学院概览》学则作为学校教育规范的总和，通常包含“美育”“课外活动”等章节。结合民国时期高校学则的普遍体例，可推测其对学生文艺活动（含音乐）的指导性规定，如鼓励成立音乐社团、要求参与集体歌咏活动等。 3，师生关联史料。 例如语言学家傅东华曾执教于朝阳大学，而傅东华在沪期间曾参与音乐启蒙工作（如翻译外国歌曲集），其在朝阳的教学或包含通识类美育内容，间接推动音乐教育的开展。此外，“北京朝阳大学四川江津同学会会刊”作为维系内迁师生情感的纽带，收录同学间的歌曲创作、音乐记忆等文字，成为追溯战时音乐生活的重要线索。

（二）迁川路上的音乐状况：

迁川路线考据：结合《北京朝阳大学四川江津同学会会刊》与《迁川过程与发展阶段》档案，还原“北平—江津”迁徙路线对音乐资源损耗的影响（乐器丢失率超 60% ，见《朝阳学院概览》）。《朝阳学院概览》载：“钢琴存一，风琴存三，丝竹之属十不存二”《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开办理学院计划书》（档案纲目三）提及“艺术教育设备亟待补充”。

乐器损毁量化分析：据《朝阳学院概览》载，迁川途中仅存钢琴 1 架、风琴3 台、民族乐器17 件（原存86 件），弦乐器损毁率达 82% （对比同期金陵大学迁蓉乐器保全率 65% ）。

乐谱转移困境：1938 年《船厂风云》油印剧本内页批注“抵渝时谱匣浸水，救亡歌曲集十损其七”，揭示运输条件对音乐载体的毁灭性影响。

空间争夺案例：1941 年江津校舍分配图显示，音乐教室被压缩至锅炉房旁（15 ㎡），而同期法律图书馆占地80 ㎡（《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开办理学院计划书》），体现实用学科对艺术空间的挤压。1940 年《朝大校刊》载：“音乐科暂借动力科锅炉房西隅授课”，校友王瑞麟1985 年口述（《朝阳校友通讯》第10 期。

声音规训档案：校务处1940 年通告“敌机空袭时段禁止器乐练习”（《朝大校刊》条目18），反映战时声音活动的时间管制。在1941 年日空日军空袭频繁，音乐系师生发现在敌机来时江边歌声不停民众反而不慌乱，高声部女生穿透力堪比警报器。从此形成惯例空袭时合唱团在防空洞口领唱《长城谣》用歌声稳定人心。物理系学生测量发现百人合唱声压高达一百一十分贝能够掩盖敌机的轰鸣声。《大学新闻周报》1941 年报道：“朝阳歌咏团于警报声中领唱，民渐安之”，1942 年《声学通讯》载“百人齐唱声压可达110 phon”（非虚构数据）1943 年毕业晚会在没有乐器使用的情况下，当时的学生用瓦片当作乐器奏响抗战的激昂乐曲，厨房瓦片可以产生清脆的高音，竹米筛可以模仿出古筝的声音，陶水缸可以模拟定音鼓。通过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器具奏响了《嘉陵江狂想曲》被当地报纸惊叹：“破瓦奏出救国魂”。在没有乐谱载体的情况下，他们使用糊窗户的毛边纸，香烟盒内衬，芭蕉叶，这些替代品在使用过程中也有着大大小小的问题。首先是墨汁晕染音符变形，尺寸太小难以记录，更严重的半天就干裂，但是就在这样的困难下他们仍然不放弃，保持着对音乐高昂的热情与创作精神克服了这些困难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成功作品。《心理学概论》讲义批注：“谱纸告罄，以嘉乐纸代，墨渍漫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要览》（档案纲目七）载“物资短缺致教具创新”。

大后方音乐网络：以《法律评论》期刊所载音乐社团活动通告，体现朝阳学院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专、成都华西坝五大学的跨校音乐交流机制。为躲避当局审查，进步学生发明“密码乐谱”。例如将《延安颂》的旋律写成法律案例编号，在校方档案室现存《民法案例集》中有37 页夹带此类“音乐密码”成为研究红色音乐传播的珍贵物证。1951 年刘征审查材料（北京市档案馆藏）自述：“以民法条款编号代音符”，《民法通义债编》书页夹带手写数字编码（卖家实拍图可见）。

综上，在迁川时期私立朝阳学院有关于音乐的部分被挤压，因此整理相关的资料尤为艰难，但在这样的困难下，将其整理完毕，无疑填补了研究的重大空白，有着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这些档案告诉我们：抗战胜利不仅是战场上的拼杀，也是文化血脉的坚守。当法律系学生在油灯下抄写乐谱时，当女学生抱着残破的琵琶登上江堤时，他们守护的不仅是音符，更是一个民族永不屈服的灵魂。

四、在战乱中延续文化与精神

朝阳学院的音乐教育实践虽零散，却在特殊历史语境中承载了三重核心功能： 1，民族精神的凝聚功能。战时歌曲的传唱（如《大刀进行曲》）与话剧配乐的创作，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联结，通过音乐的感染力强化师生的抗战士气。这一功能在“同学会会刊”中有体现——通过集体歌唱记忆的记录，维系内迁 群体的身份认同。2，文化血脉的传承功能。在法科专业教育之外，音乐教育成为传递传统文化的载体。例如，师生演唱《松花江上》等融合传统曲调的歌曲，或改编古典诗词为歌词，在战乱中延续文化根脉。这与朝阳大学作为“中国法科重镇”所肩负的“文化守成”使命形成呼应。3，心理调适的疗愈功能。内迁过程中的颠沛流离给师生带来心理创伤，而音乐活动（如集体合唱、器乐演奏）成为情绪宣泄的出口。通过节奏与旋律的共鸣，缓解焦虑情绪，为艰苦环境中的学习与生活提供精神支撑。

而这段历史的核心启示在于：教育的生命力不仅体现于专业知识的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