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视域下的四重对比：〈大卫·科波菲尔〉中不寻常经历的心理与社会意义探析

一、自尊心、进取心的主动趋向。

十岁的大卫进入谋得斯通的货行，接触的大都是与之年龄相仿的童工，按道理，最容易和同龄的孩子打成一片，可是他为什么会与成年人米考伯夫妇成为朋友呢？我们将米考伯与童工米克·沃克等人作一对比。

小说中，出身尊贵的大卫，从小有着良好生活条件和教育环境。沦落为童工之后，大卫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童工一天的工资是六到七个先令，一天的工资也不过能买两个肉饼，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障。但在小说前一章，身为尊贵的少爷，大卫给一个侍者的小费就高达三个先令。生存状态的陡转直下，让一个儿童猝不及防，“成为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的希望破灭”让一个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和进取心的孩子更为痛苦。

从米考伯的外贸描写来看，他至少是个追求体面的人。比如“神气的衬衣硬领”“气派的手杖”“前襟挂着的单片眼睛”，还有他文绉绉的口头禅“简而言之”以及笔挺的走姿，都集中表现了自尊自爱、优雅绅士的派头。相比童工，在有限的社交中，米考伯是唯一符合大卫价值认同的人。

当然，大卫在米考伯身上得到了尊重、善意。主动礼貌接送、引路、亲密的问候，给境遇急转直下、心有余悸的儿童大卫带来了些许暖意，使那即将“爆炸的心窝”得到一丝缓冲，至少米考伯先生不像谋得斯通先生、昆宁先生那样冷酷，也不像童工那样粗鄙。

二、阶级视角的潜在局限。

文中写到“我当时感到绝望极了，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深深感到羞辱。我心情的心里痛苦地认定，我过去所学的、所想的、所喜欢的、所喜爱的、以及激发我想象力和上进心的一切，都将一天天地渐渐离我而去，永远不再回来了，...... 我呜咽着，仿佛我的心窝也有一道裂口，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似的。”

“我把一切痛苦完全都藏在自己心里，只是埋头苦干。打从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要是我干活不及别人，我就不可能不受人轻视和侮辱。没过多久，跟两个孩子中的任何一个比，我至少都一样快捷，一样熟练了。”

在这两段自述中，还能看出大卫对底层童工群体的认知偏见，对底层儿童的认知受制于其中产阶级价值观，将道德纯洁性与贫困挂钩。在他的认知里，童工代表着地位低下、学识浅薄、行为粗鄙的人群，所以在描述童工米克·沃克时，他用字音梗调侃了沃克对父亲参加步行仪仗队的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大卫初次与童工接触，彼此应该都是带着有色眼镜的。不然，不会“要是我干活不及别人，我就不可能不受人轻视和侮辱”。这显示了阶层之间的隔膜与对立，所以，保持距离，不与之为友，是十岁的不甘堕落的大卫的主动选择。

当然，随着大卫在底层人的交往，逐渐发现他们的美好与善良，并与之惺惺相惜、相互扶持等内容，也展现出大卫对底层人的认知在逐渐发生改变。

三、趋优社交倾向。

对于米考伯的形象分析，大家褒贬不一。不管再穷、衣着再破烂，反正要穿的体面；被要债叫骂、无比羞愧难捱，想要用剃刀抹脖子，转念就能哼小曲、擦皮鞋；入狱还能借刀叉享受大餐 ....... 对于这种“极致的乐观”，教学时我们究竟怎么评价？是肯定其不甘落魄、不失体面、乐观开朗，还是揪住他的虚伪、不切实际、盲目乐观？教学的立足点在哪儿里？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立足大卫的视角，大卫的心理需求和价值评判来理解“米考伯先生”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

不妨拿中国文学中的另一个经典形象“阿Q”做个对比。两人都擅长心理安慰，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和满足，但是又有本质区别：

“...... 阿Q 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 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 Q 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

“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

酒店里的人一大笑了。阿 Q 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一大笑了。阿Q 更得意，而且为了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

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这断子绝孙的阿Q ！”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

“哈哈哈！”阿Q 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鲁迅《阿Q 正传》

同样是自欺欺人，自我心理安慰，但“阿Q”要么是自轻自贱，在“虫豸”“儿子”中，找寻虚假的满足；要么是欺负弱小，把痛苦转嫁到别人身上。而米考伯则是真正的苦中作乐，只不过面对物质的难题，又无力改变时，选择逃避罢了。

“...... 阿Q 也脱一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阿 Q 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的响。”

米考伯追求体面、尊严，力求扮演优雅的绅士；而“阿Q”以丑为美，扭曲变态。

对比可见，阿Q 是一种无原则的退让， 无底线的自宽自解，代表的是屈服和逃避、麻木和健忘、愚昧和怯弱。而米考伯先生自尊自爱，追求体面，善良待人，代表一种苦难中积极的处世态度，是热爱生活的表现。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个体在社交互动中会主动接近具有优秀特质人群。可以推断，正是米考伯先生身上那种虽落魄却不失体面，处境困难却不忘真诚待人，命运悲惨却又乐观开朗的可爱形象吸引了苦难中的大卫，给予了他对抗困境的智慧和能量。

其实，当我们每一位身处苦难，一时难以改变境遇时，究竟该怎样面对接下来的日子？米考伯哲学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参考。只有明白了这两者的区别，我们才能懂得米考伯先生这一人物的魅力所在。当然，倘若米考伯再多些务实和好运气，那就更好了。

四、补偿性养育需求。

米考伯先生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典型形象，“米考伯”甚至作为一个单词被收入到英语词典中，被称为“米考伯主义”。可见这个人物塑造之成功，其影响之大。教学中，我们也常常将米考伯夫妇简单定性为一类人，而忽视了米考伯夫人独有的魅力：

魅力一：母性的温暖。

生活拮据的米考伯夫妇有两处“借钱”行为。一次是大卫真心实意掏出自己仅有的两三先令，请求米考伯太太收下，但是米考伯太太“吻了吻我，定要我把钱收回口袋，并说这事她想也不能想”。另一次是米考伯先生在狱中为了买黑啤酒喝，向大卫借了一先令。

两次相比，米考伯夫人更是把大卫当孩子来呵护，坚决不能占他的便宜。更显母性的温暖。遗腹子大卫，在母亲的爱与呵护中长大，与母亲感情最深。但随着母亲再婚，这种爱渐渐受到约束与限制，最终随着母亲的去世而消失。所以米考伯太太的关爱，让大卫在那一瞬间重拾失之已久的母爱。这是一次母爱的补偿！

魅力二：女性的坚韧。

在与米考伯家的交往中，大卫从来不曾见到过双胞胎同时离开过米考伯太太。无休止地养孩子，对于女人是多么劳累、无趣、单调。再加上丈夫不切实际、盲目乐观，生活拮据，这对女人来说日子是多么难熬！

但是，小说中大卫很少见到米考伯太太的抱怨或愤怒，而是坦然地处理一日三餐，坚定地守护丈夫和婚姻，坚信能共渡难关。她似乎在用自身行动，告诉大卫：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唯有直面苦难，才能让生活的幸福弥足珍贵！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米考伯夫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向大卫传达女性的坚韧力量。可以说，与母亲的别离是莫大的痛苦，与米考伯夫人的相遇像是又一次与母亲的重逢！母亲曾教育过他“一颗仁爱的心 ， 比一颗聪明的大脑更宝贵， 更有力量！”同样，米考伯夫人的言行也让大卫看到了“善良、坚强、仁爱”的光芒！

五、对社会苦难的批判性认知。

小说双重视角交织，既通过“童年大卫”视角回忆过去，又通过“成年大卫”视角审视和评判。因此，“成年大卫”的语言解读，对理解小说至关重要。

小说节选部分最后一段有这样的陈述：

When my thoughts go back， now， to that slow agony of my youth， l wonder how much of the histories l invented for such people hangs like a mist of fancy over well-remembered facts！ When l tread the old ground， l do not wonder that l seem to see and pity， going on before me， an innocent romantic boy， making his imaginative world out of such strange experiences and sordid things！

《大卫·科波菲尔》有多个中文译本，如董秋斯译本、张谷若译本、李彭恩译本、庄绎传译本、以及宋兆霖译本。这些译本在翻译风格和详细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为读者提供了理解狄更斯原著的不同视角。教材选择的是宋兆霖译本。

《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的自传体小说，因此，成年大卫和作者狄更斯本人的视角可以看作是一致的，作品倾注了狄更斯个人成长经历中的爱憎情感。狄更斯说，“我所收获的，是我所种下的”，回顾过去，痛苦虽是主旋律，但也正是这段磨砺才淬炼了其自我强大的生存能力与心理状态。无论是大卫还是狄更斯，他们把苦难当做财富，虽然难耐，但咬牙挺过之后，更多的不应是“憎恶、厌恶”，而是释然、宽恕甚至感恩这世界的赠与。

当然，正如俄国作家卢那察尔斯基在《狄更斯》中写到：“小说既有客观的丰富的世态描写 ， 又有总是为狄更斯的生活图景伴奏着的抒情乐曲。”小说通过漫画式的人物塑造和幽默的语调，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稀释了尖锐的社会问题。19 世纪中叶的维多利亚时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英国正享受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显著成果，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期，同时，给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劳动群众带来剧烈的阵痛，如童工现象、贫富差距现象。

当主流在赞颂这个鲜花着锦的时代时，狄更斯秉持作家的社会良知，提醒人们关注“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为人们忽略的一面”。因此狄更斯在反思社会时，不可能是一味地批判，而是辩证地看待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带来的必然冲击。同 19 世纪的其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他们呼唤正义与善良，呼唤人道主义的到来， 坚定相信：不管人世间有多少丑恶，人心中总有美好存在，不管人的命运多么坎坷，爱总是人生的一大补偿。因此，他是用悲悯情怀渴望世界的优化，用含着泪的微笑告诉世人一切美好值得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