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群众文化发展路径探索
和晓芳
怒江州文化馆 673199
引言:
群众文化是一种广泛普及与应用的娱乐形式,具有参与人数多、文化内涵深厚等特点,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与实施背景下,科学合理开发群众文化,构建群众文化活动体系,可以改善乡村文化环境和氛围,为乡村经济发展赋予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乡村振兴效率。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群众文化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
1、乡村振兴战略下群众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功能再定位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村社会结构、价值体系与文化生态注入了重塑契机。在此战略逻辑之中,群众文化不再是边缘性的文化延伸,而是乡村整体复兴中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其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重维度: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社会资本的积聚平台与精神生态的重构路径。群众文化不只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更是集体记忆的存续方式与村庄共同体的连接媒介。
从功能定位的视角看,群众文化正经历由单向组织化供给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系统转型。在空间结构逐渐去中心化、信息渠道高度泛化的现实背景下,其所承载的不仅是审美教化与文艺传播的传统任务,更体现出在村庄治理、代际传承和公共生活中所具备的黏合功能。群众文化活动中所体现出的情感联结、认同表达与规则内化能力,正逐步成为乡村德治与人文环境建设的关键支点。群众文化的当代表达亦应注重其动态属性与适应性逻辑。文化生产方式需紧扣本土资源优势,避免机械复制城市模式,应强调群众自组织、自表达与自演绎的文化实践机制。在资源分配日趋精准的政策导向下,其价值评估体系亦需由表层活动频次向深层影响力、参与质量与持续性转变,从而真正嵌入乡村社会运行的深层结构之中。
2、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群众文化发展路径
2.1 建立基层文化单元协同治理机制
群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基层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与协同性结构的构建。现阶段,应围绕村级治理核心,设立文化事务理事小组,明确其在村民代表大会框架下的议事权限。该小组需由具备文化素养、公共事务能力及群众基础的人员组成,实行轮值议事、公开决策与常态监督机制,推动文化项目从以建为主向以管为本转型。为提高文化治理的效能,应嵌入多级协同机制,将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服务点及区域志愿组织纳入联合运行体系。各主体需在职责边界明晰的前提下,以事项清单制和绩效问责制为依托,规范资源投入、活动执行与效果评估流程。同时,引导乡村文艺骨干与外部文化专业力量签订阶段性服务协议,在人才短缺区域形成“文化派驻制”,补足地方自主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该治理机制需同步引入数字化支撑手段,建立文化活动管理平台,实现资源流向、项目进度与参与反馈的可视化、可溯源。通过机制上的结构性协同与运行逻辑优化,增强群众文化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的治理嵌入度。
2.2 构建差异化场景驱动的文化供给体系
群众文化的供给不能沿袭“一村一模式”的单线思维,而应根据村庄的产业结构、文化传统与人口构成,因地制宜地规划文化场景。应优先对村落资源禀赋进行细致分类,依据农耕型、移民型、景区融合型等类型,分别制定文化供给任务清单。具体操作层面,在农耕型村落,应以农时节庆、技艺竞赛、祠堂叙事为核心,嵌入地方非遗与传统伦理,形成“生产-文化-礼俗”一体化的空间场景。在移民型村落,则需依托原籍文化混合特性,建设异质共融的文化广场和流动表演机制,构建跨文化互动空间。在景区融合型村落,应推动文化活动与文旅节事深度融合,设置体验性、互动性强的群文活动板块,如村史馆解说员本地化培训、游客互动式田园剧场等。为实现上述场景的系统供给,需建立覆盖全周期的内容库和实施模板,分别由村级文化管理小组进行需求申报,由乡镇文化站调度资源对接,并在实施后按类型归档、更新模型库,以实现场景式文化供给的动态循环。
2.3 搭建文化传播的多维转译平台
在当前信息交互频度加速的背景下,群众文化的传播机制需突破口头传承与单向演出模式,向媒介融合与价值重构方向拓展。可设立村级数字文化工坊,以手机短视频、小型播客、数字画报等轻内容形式,对本地文化活动进行结构性采编与再叙述。该工坊应配置基础图文处理设备与音视频编辑软件,并由村民推荐、乡镇审核产生本地文化内容创作者。其任务不仅是素材上传,更应承担对传统文化文本的再编码,使其具备跨媒介表达能力与跨代际接受能力。为确保内容精准传达,需开发“本地语–普通话–网络体”三层语言转译模型,防止地方文化在传播中语义漂移或意涵削弱。在传播路径上,除常规媒体账号外,应鼓励文化工坊与本地电商平台、农产品品牌合作,嵌入文化内容,使群众文化由被观看转向被体验,由纯粹传播转向功能嵌入。同时设立本地文化二维码系统,让游客或新村民可在移动端接入村庄文化背景、人物故事与事件记忆,实现文化在真实生活场景中的有效沉淀与扩散。
结语:
本文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群众文化的发展展开系统探析,立足其时代价值重构,提出相应的路径,在治理结构方面,建议以基层文化事务小组为核心节点,推动文化建设与村级治理的深度融合,提升制度执行力与群众参与度;在供给模式方面,强调依据村庄属性差异,配置具场景辨识度的文化内容,实现文化服务的精准嵌套与动态响应;在传播路径方面,主张以数字工坊为媒介支点,完成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多语态转译,扩展群众文化在当代表达中的传播半径。未来,文化振兴需与生态治理、产业转型协同推进,构建复合型乡村发展战略场域,真正实现文化引领下的系统性乡村重构。
参考文献:
[1]刘群玉.群众文化燃乡村振兴活力[J].文化产业,2025,(11):43-45.
[2]苗峻瑜,王永胜.乡村振兴视域下文化阵地建设路径探究——以山东省安丘市为例[J].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5,24(01):54-60.
[3]沈艳霞.浅析群众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意义[J].中原文化与旅游,2024,(17):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