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村民参与机制及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引言：

本研究聚焦村民参与机制及其意愿影响因素，具有多重实践意义，可弥补现有研究对农村环境治理中微观行为动机关注的不足。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关乎环境质量的提升，也是对“农民主体地位”根本原则的实践回应。

一、村民参与机制的现状分析

（一）组织动员机制

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组织动员机制呈现出“政府主导—村民响应”的阶段性特征，但行政化推动与内生性参与的张力依然存在。多数地区依赖“村两委”的层级传达模式，通过村民小组长入户通知、村级广播循环宣传等传统手段进行政策推广，单向度的动员方式虽能快速铺开工作，却容易陷入“运动式治理”的窠臼，村民的参与多表现为被动配合。而数字化工具的渗透正在改变动员生态，微信群的“接龙报名”和短视频平台的“整治前后对比展播”以直观可视的方式激发参与热情，但老年群体对此类技术的适应性障碍仍导致动员覆盖面存在缺口。

（二）监督反馈机制

体制内监督主要依靠乡镇环卫站的季度考评，但检查前“突击清扫”、检查后“迅速回潮”的形式主义痼疾难以根治。少数地区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垃圾清运频率、污水管网维护进行暗访，结果与村干部绩效考核绑定，但外源性监督成本高昂且难以常态化。颇具潜力的突破点在于激活村民自主监督，浙江部分村庄推行“村民观察员”轮值制度，通过手机APP 实时上传环境问题照片，系统自动生成整改工单并公开处理进度，但深层次阻力仍在于人情社会的监督惰性，村民对邻里违规行为普遍采取“睁只眼闭只眼”态度，除非涉及自身直接利益，反映出公共精神培育仍任重道远。

二、村民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认知因素

多数村民通过村级广播、宣传栏或微信群被动接收环境整治信息，但对具体政策目标、技术标准及长期效益缺乏系统理解，导致参与行为呈现碎片化特征。环境知识储备的差异进一步加剧参与意愿的分化，例如掌握垃圾分类方法的家庭更倾向于配合村级回收点的建设，而将秸秆焚烧视为传统耕作习惯的农户则对禁烧政策表现出抵触情绪。村民对整治成效的信任度构成了心理门槛，在曾经历“面子工程”或“半途而废”项目的村庄，即便政府加大宣传力度，村民仍持观望态度，历史经验形成的认知惯性要一定的实际成效才能逐步消解。

（二）激励因素

直接现金补贴在短期内能快速提升参与率，但财政压力导致该政策难以常态化，相比之下，嵌入生产体系的间接激励更具持续性，如养殖大村将沼气池建设与免费供气挂钩、旅游特色村将民宿评级与环境卫生考核关联，此类“环境—产业”共生模式使村民自发维护整治成果。非经济激励则深度激活乡土社会的声誉机制，皖南某村把环境评分纳入“孝善积分”体系，积分高的家庭可优先参评“五好家庭”并在婚丧嫁娶时获得村委会主持仪式的资格，这种环境行为与传统礼俗捆绑的策略，比单纯物质奖励更易触发深层行为改变。

三、提升村民参与的路径建议

（一）优化政策宣传模式

当前农村环境整治的政策宣传仍难以真正触达村民认知深层，亟需构建“精准化 + 互动式”的传播新范式。传统村级广播和横幅标语的信息传递效率低下，且容易因语言晦涩或内容空泛而引发村民的漠视，这里应转向接地气的传播，如制作本土网红参与的短视频，用“垃圾怎么分、污水怎么排”等实操演示替代文件式宣讲。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媒介使用习惯分层施策，对老年群体保留大喇叭、入户讲解等传统渠道，对中青年则开发微信小程序嵌入政策问答闯关游戏，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实现宣传与激励的有机融合。在村务公开栏设置“你问我答”专栏，对村民关于改厕补贴、绿化管护等高频疑问进行可视化解答，形成良性互动，避免政策信息在传递链条中失真衰减。

（二）构建共建共治平台

破解村民参与碎片化困境，要打造权责明晰、多方协同的实体化参与平台，升级现有的村民议事会制度，在环境整治领域成立专项“环境理事会”，由村干部、乡贤、妇女代表及青年志愿者按3:3:2:2 比例构成，每月召开“环境听证会”评议项目进展，赋予其小额资金自主决策权，用于解决沟渠清淤、路灯维护等急难小事。开发“乡村环境码”管理系统，村民扫码即可上报卫生死角、认领管护责任区，系统自动生成“参与电子档案”作为评选文明户的依据。特别要激活农村“五老”人群（老党员、老教师、老模范、老军人、老工匠）的调解功能，由其主持制定《院落环境公约》等微制度，用乡土权威化解“张家乱堆柴草、李家拒拆违建”等具体矛盾，避免行政强制激化干群对立。

（三）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农村社会的关系网络特性决定了“身边榜样”比抽象号召更具动员效力，应精心设计“可复制、能带动”的示范培育机制。实施“1+N”涟漪式带动计划，每个典型户结对指导 5-8 户邻近家庭，首批达标户可获“环境帮扶能手”称号及种子化肥奖励，形成“帮带—验收—再扩散”的链式反应。针对外出务工群体设置“云端参与”通道，通过直播展示家乡整治进展，开通“乡愁积分”系统，务工人员资助村里购买树苗或垃圾箱可折算为老家父母的庭院美化评分，破解人口流动带来的参与断档问题。

结语：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折射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层命题。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打破的背景下，村民参与机制的设计要兼顾政策刚性与乡土柔性，既不能脱离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现实空谈理想化参与，也不应因短期见效而牺牲长效机制建设。当前实践中暴露的“政府热、村民冷”“前期紧、后期松”等现象，本质上反映了传统行政动员模式与村民主体性觉醒之间的张力。这些问题也提示我们，环境整治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激活村民对家园建设的自发认同，而非完成考核指标的数字游戏。

参考文献

[1] 韩莉 . 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影响因素研究 [D]. 西北师范大学 ,2024.

[2] 蒋其发 ; 郭淑华 . 人居环境治理中社会资本对村民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 2024(1):15.

[3] 吴凡. 环境规制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研究[D]. 华中农业大学 ,2024.

李莉，1973 年 11 月 23，女，汉，籍贯绍兴上虞，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