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谈孔子的家国观

引言

孔子的“仁”、“礼”思想为人们熟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孔子家国观最凝炼的表达。在孔子的眼中，家与国之间密不可分，家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标准和社会目标。

一、父父，子子：以家为根基

“家”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字形由“宀”与“豕”组成。“宀”代表屋顶，“豕”指驯养的家猪，表明早在夏商之前，先民已经驯化动物。《说文解字》中释“家”为“居”，为居住的意思。由此可见，最初人们用“家”来指代自己居住、生活的场所，人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动、生产。

周代的发展为孔子家国思想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首先，在思想方面，周代社会将“敬天”思想视作共同准则，周天子的权力主要来自于“天”，敬天法祖思想成为了当时社会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形成一种“下级服从上级”的观念。这种观念落到每个家庭中，就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观念。其次，周代确立的制度也成为孔子家国思想的现实依据。周公确立了分封制与宗法制，将小家与大家结合起来，规定了贵族的权力。且在西周初期，民众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井然有序的生产劳动，人们格外注重个人与家庭、社会之间的连接。

春秋中后期战乱频仍，旧制度逐渐瓦解，周天子的权威也逐渐丧失。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孔子倡导恢复周礼。在孔子眼中，家是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的基础单位，一个人从降生开始，首先要与身边的家人产生联系，长大成人后与家庭之外的人交往。

孔子以“孝”来规定父子之间的关系，以“悌”来规定兄弟之间的关系。君子首先要尊敬自己的父兄，然后才能够做到爱人。孔子在这方面的讨论，大部分是关于“孝”的。《孝经》中谈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1] 这句话指出了人要尽孝的原因：人的身体发肤都是父母给予的，爱护自己是尊敬父母的体现。

孔子对“孝”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首先，要充分了解父母并且遵照父母的意愿行事。《论语》中有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2]其次，在父母健在的时候要及时尽孝。“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见者亲也。”[3] 第三，侍奉父母要温柔耐心、竭力而为。孔子要求君子“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4] 又说“色难”。最后，孔子强调“亲亲相隐”，当至亲犯错，从道德层面看，不应当互相揭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5]。需要注意的是，孔子虽然认为子女应当尽孝，但是也反对愚孝。

在家庭关系中，孔子也注重“悌”，即注重兄弟之间的和睦。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6] 孝悌就是君子为仁的根本，只有尊敬父母兄长，君子才能懂得基本的处事道理。家庭关系并非只有子女对父母兄长的“孝悌”，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更是子女践行“孝悌”的重要前提。

二、君君，臣臣：以国为依托

《论语》中记载孔子与鲁定公的对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7] 孔子强调君臣、父子关系对国家的治理都具有重要作用。君与臣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君主治理国家的手段与家国的状况息息相关。

孔子推崇圣王在世时的社会状态，倡导恢复周礼 , 构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曾点谈自己的理想时说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8] 孔子对他这种理想表达了高度认同。孔子希望社会是一种和平的社会，在这种环境中，人们能各司其职，青壮年能为国家效力，儿童能够健康成长，每个人各得其所，天下一家。

孔子对君主治国提出了具体要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0] 君主应当用礼乐教化民众，约束臣民的行为；同时，要用道德教化的方法使臣民能够自觉遵循礼法，如此每个人才能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规范。

如果君主善用治国之道，做好表率，那么君主治下的社会也是向好的。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11] 孔子认为，执政者能做到庄重、对父母尽孝道、选贤举才，那他的臣民也会向他学习。因此，“忠”不仅仅是臣子对君主的职责，也是君主治理国家、教化臣民效果的体现。

孔子对臣民也有一定的期许。孔子开了设立私学的先河，整理六经作为教材，其教学目的是培养拥有治国理政能力的贤人君子。孔子的弟子冉有就非常有政治才能，曾担任季氏家宰。孔子主张上行下效，然而孔子并不一味主张要效忠君主，当遇到不贤明的君主时，要求臣子“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2]，未必一定要遵循君主的命令。

总之，臣事君有两种情况：若遇到明君，则忠于君主，竭力辅佐；若遇到不贤之君，也不能助纣为虐。君子面对不同境遇也会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君子若能得到明君赏识，就运用自己的所学，帮助君主以礼法治国；若不得志，也要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孔子的忠孝家国观

西周宗法制的确立保证了大宗的地位，各个阶层都等级明确，分工清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站在维护周礼的立场上，实际上是维护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家与国的结构是非常类似的，都有一名男性充当领导者，统治集体中的其他成员。

国与家是一个整体，它们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国与家共同作用才能保障国家机制的正常运行。血缘纽带保证了家国同构的可能性，家是人们生存的基本单位，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石。孔子主张孝悌的同时，倡导“为国以礼”[13]，礼乐教化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礼是国家规定的人民必须遵守的社会道德规范。只有以礼治国，才能教化民众知礼守法，使国家政治清明。如此，将国家层面规定的“礼”与社会道德规范“仁”相结合，国与家就联系起来，互相促动，形成一个互相成就的有机整体。

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舆论较为开放，人们对“孝”与“忠”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索。孔子认为若忠与孝之间出现冲突时，君子应当遵循“仁义”之道，以“仁义”为判断标准。丁四新指出：《论语》中的“忠”指下对上的忠诚与统一，“臣事君以忠”对于孔子而言不是单方面的强制要求，而是君臣的和谐互动。但是相对于“忠”而言，“仁”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和判准。[14]《孟子·离娄下》记载：“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15] 禹、稷在天下有难时，以黎民苍生为重，孔子认为他们是贤者。孔子盛赞禹、稷，在齐景公失政时出言相劝，都是孔子对天下苍生“仁爱”之情的深刻体现。

孔子对家与国的设想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恢复周礼、重建大同社会的理想与历史现实的发展是不同步的。孔子自知无法实现，因此也曾发出“吾道穷矣”的叹息。虽然孔子心中的“理想国”并没有机会成为现实，但他的思想却为中国社会的治理、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贡献了理论支撑。

结语

孔子虽然并未明确系统地提出家国理念，但是他自觉继承周代的“家国一体”传统，家国观在平时讨论忠孝理念时已有体现。孔子在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时期的大环境之下，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其忠孝理念体现出的家国思想是时代的结晶，是社会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

注释

1. 胡平生：《孝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1 页。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51 页。

3.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309 页。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73 页。

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147 页。

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48 页。

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66 页。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131 页。

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54 页。

1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143 页。

1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58 页。

1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130 页。

1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132 页。

14. 丁四新：《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第 338 页。

1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30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