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高等教育混合管理模式

传统高等教育管理领域长期存有“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的二元对立格局，这种非此即彼的治理途径引发了深层次的制度矛盾，处于“政府主导”范式时，行政权力过度渗透让高校自主发展空间被压缩了，教育决策在灵活性与适应性上不足，易催生体制僵化的治理习性。而“市场主导”模式一般会让教育异化为单纯的商品交换，过度追求经济好处，而偏离了教育的公益属性与育人实质，引起教育功利化的价值错乱[1-2]。新制度经济学所采用的“制度—行为—绩效”相互作用分析框架，为处理上述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指引，其强调依靠制度设计去规范主体的行为，从而优化治理成效，为构建兼顾效率导向和公平诉求的混合治理结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一、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探讨高等教育混合管理模式创新性

（一）引入交易成本视角

在高等教育治理的场域里面，信息成本、议价成本以及履约成本构成交易成本核心维度，对其开展系统性解构需穿透治理行为的外在假象，触及权力运行及资源流转的深层逻辑关系，信息成本起因是各治理主体间的认知差异与信息壁垒，政府把握着政策规制的信息要点，市场主体具备资源配置的相关数据，大学独揽教育生产过程的细微知识，这种信息不对称也许会引起决策失误与资源的错误配置[3-4]。议价成本源于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进程，政府公共利益的诉求、市场效益最大化的目标以及大学学术自主的追寻，在资源分配、权责划分等环节肯定会引发矛盾，协商时的耗时费力形成了治理效率的隐性消耗，履约成本展现于制度执行的监督与纠偏的环节里，当契约条款跟实际执行的状况出现偏差时，得投入额外资源去进行核查、惩戒以及修正。对三类成本进行量化分析并非仅仅是数值的简单换算，而是借助构建成本核算框架，把抽象的治理行动转变为可对比的成本单元，这种量化方式令治理边界的划定从经验主导转向规则主导的模式，若某一治理领域里信息成本和议价成本相加超出市场调节能力时，即形成政府介入的合理临界值；若履约成本持续上扬，到行政调控难以承受的程度，则表示应把治理空间交给市场或大学自治，利用这种精准的剖析，治理范围的界定不再凭借模糊的价值评断，而是建立在对成本收益的客观权衡基础上，故而在源头上躲开政府过度干预引起的行政僵化，或市场无序拓展引发的治理空白。

（二）产权分层设计

因高等教育资源属性有差异，所以产权配置很复杂，三级产权体系的构建需依照教育产品的公共性梯度精确划分，带有公共品特性的高校资产，像基础学科实验室、公共教学楼这类，其受益所覆盖范围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道理上讲应由政府主导产权配置，依靠公共财政保障它的供给与维护，维系教育公平的底线水平。带有准公共品属性的资源，诸如专业课程体系、应用技术研究平台之类，展现出一定的公共受益特点，又可通过实施适度竞争提升供给效率，其产权要采用政府与市场共同享有的模式，政府保留最终产权以维系公共属性，市场主体拿到使用权与收益权以激活供给活力。呈现私人品属性的教育资源，诸如个性化培训项目、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等，其受益界限清晰，可利用市场机制实现排他式分配，完全赋予市场主体或者大学自主支配的产权，差异化制度安排得与产权层级做到精准契合，公共品产权和政府全额保障制度相匹配，采用立法手段明确其公益属性不可侵犯，禁止任何样式的市场化分割操作；准公共品产权采用混合保障制度，政府划定质量标准与价格界限，市场主体在既定规制框架内开展运营，收益分配兼顾公共效益与个人获利；私人品产权实施完全市场化制度，依靠契约自由原则规范交易的行径，政府只开展底线范畴的监管，这种分层设计排除了产权模糊状态中的“搭便车”行为及“公地悲剧”风险，使各主体在明晰的权利界限内履行权力与责任，从本质上削减利益冲突的制度性诱因。

（三）动态契约机制

连续性合约链的搭建意在破解治理制度静态特征与环境变化动态特征间的矛盾，造就制度演进的自适应本领，初始契约作为合约链的基础起始环节，要囊括治理主体的核心权责、资源安排的基本规则和绩效评定的刚性标准，其条款设计应体现适度的抽象特质，给后续调整留下调整的空间，防止因细化过度而丧失弹性。可调整条款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关键途径，要针对可能出现的外部环境变化状况（像技术革新、社会需求转型）预先设置触发条件，要是特定情境出现，相关条款自动激活调节程序，无需开启复杂的制度重新构建流程，当新兴学科步入快速发展阶段，课程资源配置的条款可根据预设规则自动往交叉学科偏移。绩效再谈判机制是在周期性评估的基础上构建的，评估结果不只是作为实施奖惩的依据，更是契约内容变迁的核心支撑，若实际绩效与契约预期出现系统性的偏差，说明既有的条款已不适应治理需求，此时需开展多方参与的再谈判程序，谈判过程不是对契约全盘推翻，而是在保留核心架构的基础上，对具体参数进行校正，诸如调整政府拨款计算公式、改进市场收益分配比例、完善大学自治权责清单等，该动态调整机制让制度供给一直与治理需求达成动态平衡，既避免了生硬制度对创新活力的禁锢，又防止了频繁变化造成的治理无序局面，在稳定性跟适应性之间设立了可保持的平衡要点。

二、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的高等教育混合管理模式构建手段

（一）三维治理结构

政府维度：实施规则化治理，通过制订高等教育范畴的底线标准，点明教育质量、办学规范等方面的最低要求界限，为高等教育发展设定基本界限；把财政拨款当作杠杆，引导高校资源配置的方位与发展的核心重点；建立起完备的绩效问责制度，把办学成效与资源获取关联到一块，搭建起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5]。

市场维度：实施竞争式治理，设立教育服务交易中心，为教育服务的供需双方搭建合规的交易平台，助力教育资源实现市场化流动；造就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对高校办学质量、教育服务加以评定，为市场筛选提供可靠依据；建立产学研创投基金，推动教育、科研同产业的深度聚合，激活市场主体投身高等教育的活力。

大学维度：采用自治型治理模式，组建董事会、教授治校理事会与学生代表委员会相搭配的内部治理架构，董事会掌管学校发展战略与重大事项的决策，教授治校理事会掌控学术事务决策与学术资源的分配事宜，学生代表委员会参与与学生利益相连的事务决策，以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式实现内部民主决策，保障大学自治的科学合理性。

（二）制度工具箱

交易成本监测平台：对经费使用的流向、效率，课程供需的匹配程度，科研成果转化的进程等数据进行实时收集与分析，动态测算不同治理环节的成本构成跟变化走势，为治理策略的调整供给数据支撑，做到交易成本的精准化管控。

区块链学分银行：采用分布式的存储技术，对学生在不同高校、不同机构的学习成果进行记录，建成跨校及跨机构的学习成果认证格局，运用技术手段让学习成果信息的真实性与不可篡改性得以保障，缩减学分认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人为插手，让认证的摩擦成本下降。

混合收益分配模型：政府采用“基础拨款+质量奖励”的支付办法，基础拨款为高校基本运转需求兜底，质量奖励依照办学质量与绩效的实际表现进行分配，促进高校提升办学水平；市场收益按照产权归属和贡献的程度实行比例共享，厘清各市场主体的合理回报份额；大学把留存收益用在教育教学改革、科研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再投资区域，构建可持续的资金循环体系。

（三）运行机制

进入机制：政府搞出高等教育领域的准入负面清单予以发布，界定禁止进入的领域及行为，市场主体在恪守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完成登记事宜即可参与高等教育相关活动，把市场主体的进入流程简化，把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引发市场的活力。

调整机制：以年度绩效评估结果作为触发的起始点，开启契约二次谈判程序，依照评估反映出的问题跟缺陷，对治理契约内的权利义务、制度参数等进行调节与优化，实现制度体系的自动递进升级，达成治理模式与实际需求动态契合。

退出机制：针对连续两次绩效考核不合格的治理主体，实施市场退出程序或政府接管程序，市场退出机制保障低效主体按部就班地退出市场，杜绝资源一直的浪费；政府接管程序在必要的时候会介入，保障高等教育的公共属性及基本稳定，保障教育服务的持续供应与质量下限。

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范畴下的高等教育混合管理模式，以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和明晰产权为核心指引，凭借三维治理结构的协同行动、多元化制度工具的综合采用以及完善运行机制的支撑，实现了政府规制、市场配置和大学自治三者的无缝对接，该模式既让政府在维护教育公益特质、制定规则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又借助市场机制让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升，同时保障着大学自主发展的空间与活力感，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给出了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可行的系统解决方案，对促进高等教育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邵晓枫,罗志强.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质量为何难以提高——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现状、原因与改革的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27(04):102-110.

[2]邓丽群.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高等教育发展：机遇、挑战与对策[J/OL].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0[2025-07-14].

[3]于易民.迈向多方协同的高层次学徒制：当代爱尔兰学徒制的演进、特点与启示[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29(04):38-45+59.

[4]张孟杰, 王非凡.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高等教育的场景、风险挑战及建议[J/OL]. 当代教育论坛,1-12[2025-07-14].

[5]严海建. 战争如何影响大学：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危机[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5(04):183-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