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赋能乡村振兴机制研究

2025 年 1 月，《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中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这一举措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描绘的美好蓝图建设作出了总体部署。新时代新要求，需要引导广大新青年积极开展“三下乡”活动，有利于推动乡村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全面发展，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从而助力乡村振兴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新时代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现状研究

目前“三下乡”社会实践通过技术推广、文化传承与产业培育，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仅 2021 年，全国3600 余所大中专院校共组成34 万余支队伍的632 万余名学生，围绕国情观察、乡村振兴等方面，深入基层一线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1]，研究表明该活动显著促进农业技术转化率提升，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尤其在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优化基层治理结构方面成效突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路径。然而当前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理论认知系统性建构不足、战略规划维度存在阶段性局限、协同治理机制的结构性短板的问题，暴露出传统管理机制与乡村振兴动态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一问题既体现在活动规划与执行的表层矛盾中，也根植于参与主体的认知偏差与制度设计的深层缺陷。

（一）理论认知的系统性建构不足：基于“三下乡”理论机制的对象解构

1.主体认知偏差：从参与者到组织者的系统性盲区

大学生群体对“三下乡”的理论认知存在显著断层，学生对活动内涵处于模糊认知状态。这种认知缺陷体现为：参与者过度关注个人履历镀金，呈现出功利化倾向；组织者局限于学生干部群体，导致人才结构失衡，难以形成专业化团队。未能完成将学生从“教育受体”向“治理主体”的认知跃迁，陷入到“见木不见林”的困境，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高校将“三下乡”视为行政任务而非教育载体，项目设计重复率高、内容肤浅，缺乏科学规划，由此可见当前“三下乡”实践中存在角色意识的偏差和功能定位的失衡。

2.实践与理论割裂：短视化行为消解长效价值。

许多高校在开展校外社会实践基地建设时，往往只考虑到是否符合当年的教育需求，缺乏长远的新农村建设贡献和能够为农民带来切实方便和实惠的考量，这种“打一枪换一地”的模式导致基地频繁更换。例如团队频繁变更下乡地点，在5-7 天的有限时间内难以深入调研，更无法形成可持续的帮扶机制，这种短期行为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使前期积累的在地化经验难以转化为系统性知识，如同《庄子》所言“得鱼忘筌”，导致活动沦为形式主义的展演场域。

（二）战略规划维度存在阶段性局限：基于“三下乡”管理机制的困境解构

1.周期割裂：全流程管理的时序性断裂

确保社会实践活动“三下乡”工作顺利开展，有效的管理机制是关键。但是，该活动在管理上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一方面，管理机制缺乏系统性，往往只重视活动的组织和实施环节，而对活动的前期策划、中期督导、后期评估反馈等环节却有所忽视，呈现出明显的“中间膨胀、两端塌陷”特征，这种“潮汐式”的服务模式，使得大量调研数据、在地经验随着团队更迭而流失，而乡村发展急需的连续性支持则遭遇“断流”。

2.评估滞后：量化指标与质性成效的测量失衡

另一方面，考核评价不够科学，难以准确反映实践活动的实际成效和为农村振兴做出的贡献，现行考核体系存在“三重异化”：首先将服务时长、媒体报道等表层数据作为核心KPI，导致团队出现宣传稿的畸形竞争，其次管理机制灵活性欠缺，没有适应日新月异的村容村貌环境和复杂的实践需求，忽视农民获得感等质性指标，受访村民认为学生实践“像阵风刮过”，再次缺乏长效追踪机制，对产业带动、文化传承等深层影响的评估缺失，这种“数字拜物教”导向的评估体系，使得活动成效沦为报表数据的简单堆砌。

（三）协同治理机制的结构性短板：基于“三下乡”实践的多维解构

1.主体协同离散：多元参与者的行动失焦

当前“三下乡”实践呈现出显著的“三张皮”现象，目标错位导致协同效能衰减。实践团队也未建立与地方政府的常态化沟通机制，这种离散性具体表现为：高校主导型路径依赖，活动设计多基于校内学科优势，而非乡村实际需求；政府支持虚化，地方政府常将实践团队视为“临时工作队”，缺乏政策衔接和成果转化支持；村民参与悬浮，多数活动停留在“拍照打卡”层面，未能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导致实践行为如同《韩非子》所言“楚人鬻珠”。

2.制度框架碎片化：权责边界与保障机制的治理真空。

首先，权责配置模糊，高校与地方政府缺乏明确的合作章程，项目成果转化率不高；其次，激励机制缺失，大量乡村未建立实践成果转化奖励机制，挫伤大学生创新积极性；最后，监督评估形式化，考核过度关注表层指标，对产业带动、文化传承等深层影响缺乏追踪。这种制度真空使得部分高校多年在同一村庄重复开展基础调研，却未能形成递进式帮扶方案，实践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功能以及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和利用。

二、赋能乡村振兴机制研究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耦合，本质是高等教育与乡土文明的价值重构，需要深化理论实践融合育人来重塑认知框架，推动知识生产从书斋走向田野，需要健全长效服务保障机制来破解短期实践与持续振兴的张力矛盾，

需要孵化多方协同联动模式来激活城乡要素的共生动能。

（一）实践导向的理论框架完善：强化“三下乡”现实落点的双向耦

1.角色定位校准：强化人物转换时的自我意识觉察培养大学生科学的乡村振兴意识，是衔接国家战略需求与高等教育使命的关键环节。这种意的塑造需要构建起知行合一融合的育人模式，使大学生在感知乡村、研究乡村的过程中，真正建立起对乡土社会的责任伦理。高校需要将服务乡村振兴纳入劳动教育课程范畴，形成服务乡村振兴课程内容体系[2]，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乡村振兴课题研究、调查活动中来，系统掌握乡村振兴理论知识与实践本领，并完成从知识习得到价值内化的认知跃迁。站在文明演进的历史维度看，高校重拾“俯身贴地”的学术传统，在乡土中国的精神原野上重构知识生产的伦理根基，应重新审视“为谁培养人”的根本命题，将实践设计从“我们能带来什么”转向“我们需要学习什么”，要求师生摒弃单向的思维惯性，转而培养“向土地学习”的谦卑姿态，强化育人环节，培养大学生对土地的情感联结。

2.知行融合赋能：构建长效化实践的理论锚点支撑

高校应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乡村作为长期实践基地，跟踪乡村变迁，形成立体认知、独特感悟，并形成可持续的帮扶机制。在项目设计上，结合乡村实际，延伸社会实践时间，颂传基地风采，增强基地辐射力，确保活动内容纵向深入，有的放矢。同时加强校地合作，深度参与，使实践活动真正服务于乡村发展。应以《传习录》所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样才能培养出怀乡怀土情怀的新时代建设者。

（二）优化动态调适机制：构建“三下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生态

1.时序重构：建立全周期贯通的动态管理链条

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推进过程中，战略规划的阶段性局限往往导致实践行动陷入“年度任务化”，“项目制”思维运作，将帮扶行动切割为孤立的时间单元。应对这一难题，需构建健全长期有效服务保障体系，将短期实践嵌入区域发展的长周期战略。具体而言，建立“年度规划—进程效果—动态反馈”三级联动机制，再就是基地建设关乎大学生 “三下乡”社会实践力度，为此，高校需要主动出击，广泛挖掘和争取实践单位及校友的支持[3]，并整合各高校专家库、企业资源池、政府政策包，这种机制创新的深层价值，在于将离散的年度实践孕育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动能。

2.维度拓展：构建质效融合的复合评估体系

现行评估体系的症结在于将复杂的社会实践简化为可计量的数据符号。目前应构建多维评估模型，突破量化崇拜的认知桎梏，在基础层量化服务时长、技术培训人次等客观数据；在中间层引入农民满意度、文化认同度等主体感知指标；在顶层设置技术转化率、产业延续性等长效价值维度，从而使不同乡村类型、实践主题获得差异化评估框架，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此外需融入主体性评价维度，将村民的实践体验转化为可编码的评估参数，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式捕捉隐性成效。管理机制的革新需从“机械控制”转向“生态适应”，建立智能匹配系统，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实时捕捉乡村发展的阶段性需求，动态调整实践项目的目标参数。

（三）联动效能优化升级：搭建“三下乡”资源整

1.价值共识机制：建立精准对接的协同行动网络

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深化过程中，多元主体协同的离散性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成效的核心瓶颈，存在目标导向差异、权责边界模糊、资源调配低效，主体陷入“各自为战”的零碎困局。可供学习的典范有，华中科技大学“大手拉小手”团队在社会实践的演变，建立导师制等，这一过程该团队就通过机制创新，将离散主体转化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4]。具体实践中而言，需要统筹建立科学的项目策划与动态管理机制，把“乡村振兴协同中心”作为实体化的枢纽平台。这一过程中，各方供给边界，避免资源重复投入，依托需求清单动态捕捉乡村发展痛点，以契约化形式固化合作关系，确保项目推进透明化、责任追溯制度化。

2.边界重塑：形成有机衔接的治理闭环系统

在“三下乡”社会实践中构建“双向嵌入”的可持续协作生态，将高校的智力资源、企业的市场能力、政府的统筹优势深度嵌入乡村振兴实践场景中，并在此框架下，多元协同逐步超越短期项目合作的工具性价值，升华为自觉行动——地方政府从政策执行者转变为生态构建者，高校从任务参与者进阶为创新策源者，企业从资源供给方转型为价值共享方，乡村则从被动接受者成长为内生驱动者。这种治理模式的突破性在于解决了资源错配的即时困境，并通过构建“自我造血”机制，催生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创新范式，实现“三下乡”实践教育逻辑与乡土逻辑的互嵌共生。

参考文献

[1]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关于2021 年度全国社会实践活动的通报[N].中国青年网，

[2]吴桂翎，余厚石，时伟，等.大学生服务乡村振兴的意涵与路向[J].江苏高教，2023

[3]唐菁菁，林孝锴.传承与创新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J].中国教育学刊，2015：

[4]刘有升.组织行为学视角下的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研究— —以福州地区五所高校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1：

[5]胡小武.市场理性与文化乡愁：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青年镜像与群体心态[J].中国青年研究，2019，（09）：

[6]王珊，夏圣雪.大学生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及实践[J].中国高等教育，2023，（07）：

[7]解涛，杜建国，许玲燕.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绩效影响因素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9，37（11）：

注：本文系2024 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新时代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助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202410548007。

作者简介：许江南，男， 2023 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汪子健，男，通讯作者，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