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国时期天津城市商业中心的转移

摘要：天津在近代中西交汇的背景下有着特殊的地位，是中国历史由近代向现代转向过程中特定的样本，也是不可替代的角色。天津的近代化以经济最为突出，通过民国时期天津商业中心的转移，可以窥见经济近代化的一角。

关键词：天津；经济；近代化；商业中心；民国

在近代中西交汇的背景下，天津开埠后，迅速成长为北方最大的口岸和军政中心。自晚清至民国，天津汇聚权力、资本与信息，中西土洋元素塑造其城市样貌与文化性格，旧城、租界与新区并存象征传统与现代的变革，封疆大吏与贩夫走卒、文人遗老与思想先驱共同演绎社会的多元面相。作为现代化先行之区，天津是中国近代转型的特定样本与不可替代角色。民国时期的经济近代化尤为突出，商业中心转移正是这一进程的见证。

一、天津的商业中心转移

传统天津的经济以漕运为中心。明前期，北方战乱导致经济凋敝、农业欠佳，因此产生粮食运输的河运海运需求促进了天津漕运的发展。至明代中期以后，依赖于大运河的全线畅通，《天津县志》记载：“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可见天津漕运之盛。此时的商业集中在城中心鼓楼，东西南北四门内也有集市，后又在东、西、北三门外以及天妃宫前设集。依托海运发展，清朝时塘沽渐兴，此时天津虽然已经成为北方的贸易集散地，有着北京的经济辅助性城市的地位，但仍是传统的封建经济，大商人则多为官商结合，整体发展速度极为缓慢。

1860年的天津开埠开始，天津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总体商业中心的位置并未有太多变化。1846年的《津门保甲图》就有标出两个小洋货街，针市街、估衣街、宫南宫北大街、大胡同、河北大街等依托河运发展起来的商业街也仍是天津商业的中心。随着租界的建立和扩充，空间上的城市范围开始由老城向租界地延伸，航运中心也向租界港口靠拢。

真正的商业中心转移还是在民国时期，商业中心南移，由华界正式转向租界。庚子后城墙拆除，中心商业区向东南迁移，形成以旧城东北角为中心，沿北马路东马路及其以北的大胡同三条街延伸的商业中心；1922年以后中心商业区再次南移至靠近日租界的南市一带，1928年以后，则最后南移到法租界梨栈、天增里一代，从而确立了近代天津的中心商业区结构，而旧日的中心商业区则日渐衰落。租界中心商业区的确立使天津商业层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商业结构与近代商业结构相互交织，彼此渗透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商业体系。

二、商业中心转移的原因

战乱是商业中心转移的直接原因。二十年代初，军阀混战，溃兵多次洗劫商店，迫使商家迁入租界避祸。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这种趋势再度达到高潮，租界社会的日益繁荣，也吸引了城市人口的转移和商店的南迁。迁入租界的商家多为殷实老店的分店，但是随着租界分店营业兴旺超过总店，大部分分店都变为了总店，甚至全面迁入租界。例如较为有名的天津国货售品所于20年代在法租界开设分店，到了30年代分店营业超过了华界总店，便于1935年撤销了设于华界的总所门市部。

政策原因也是民国时期商业中心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清代天津经济虽开埠发展，仍受封建官商体系束缚，经营方式落后。大商人也多为官商结合的盐商等，多为独资，股东的家庭收支与商店经营连为一体，也缺乏科学的会计制度，经营方式以现货交易为主，代销、包销方式少，也没有期货交易。民国后，1928年，天津被设为特别市等等因素都促进了观念的解放和城市移民的增加，商业的转型，更使得商业中心发生了转移。民国后，在《公司条例》等法律政策的带动下，商店开始改用新式的有限股份公司作为组织形式，扩充了商业实体的资金，抵御风险能力增强，也越加向租界所带来的近代化经济靠拢。经销多种商品的百货商场是商店近代化的一个典型，1928年1月成立的天津中原公司，即百货大楼是一个标志，它以上海香港各大公司为蓝本，有百货商场、游艺场等多种分区，坐落于在日租界旭街，与日趋繁华的法租界商业区连接，规模宏伟。此后法租界也陆续兴建了大型百货商场，包括1928年年底开业的当时最大的劝业场。这些繁华的商场，也促使商业中心由华界迅速向租界进行转移。

交通方式的改变也是使商业中心转移的原因之一。民国元年开通的津浦铁路是一个典型代表，铁路形成的路网使河运的重要性下降，运河沿岸经济回落。1912年以后，经铁路运输的商品所占比重在全部商品份额中逐年增大，进出口商品逐渐挤占了传统的粮食、棉布等的市场份额，使商业中心偏向更利于进出口商品销售的租界。

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也在进行经济侵略，其猖獗地对华北走私等，都深深影响了做为华北金融中心的天津，本就存在的日租界经济活动也越加频繁。民国政府与外国修订的中国恢复关税自主的协定，也有着进一步刺激西方进行工业投资的副作用。

可见，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法租界已然发展成为中心商业区。尤其是法租界梨栈一带的十字路口，有多层的百货商场，也有各类等娱乐场所，乘坐有轨电车便可直达。民国政府取代清廷的种种影响，在经济中心的转移中清晰地表现了出来。

三、中心转移的意义

民国时期天津商业中心的南移是一个动态持久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关联。民国时期的政治近代化带动了经济政策的近代化，进一步在商业中心的布局中表现了出来，随着社会生活的中心偏移，人们的需求也开始走向近代化，推动着商业中心由原先的粮食运输集散地转变为更安全、更有消费能力的法、日租界，进而也衍生出城市人口、城市布局乃至城市发展的变化。

随着商业中心的转移，租界人口也有所上升，从1921至1930年，法租界人口增长了10倍，平均年增长29%，大多数租界人口属于富裕阶层，法租界有着东方“小巴黎”之称，英租界则被称作“天津华尔街”，都成为中上层阶级的聚居地。相比之下的华界则日趋萧条，针市街、竹竿巷等地虽有商号留存，却生意多在租界进行，民居也大多破落。租界中的繁华，与其较为完备的城市建设脱不开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使得天津城市在租界中也拥有了近代化的雏形。

天津商业中心的南移体现出时人对于经济近代化的接受和认可度很高，天津的经济近代化也并非一个被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多方合力促成的，高度集中的商业中心带来了人口的汇聚，形成了帮派等独具特色的天津近代城市文化。新式的银行集中兴起，进一步促进了天津与腹地间商业贸易规模的扩大，由繁荣安定的商业中心吸引来的富有阶层扩充了天津的商业实力，使民国时期的天津成为北方资金流动中心。

商业中心由华界转移至租界带来的也不全是正面影响。租界事宜更受外国实力制约，尤其是日租界，虽有工业在此时蓬勃发展，也是日资居多，民资极为受限。同时华界发展也几乎就此停滞。

综上所述，天津商业中心的南移是天津经济近代化的缩影，经济的近代化要与政治、社会的近代化互为表里。天津经济的近代化走在中国前列，却没能将优势保持下来，也与经济近代化是片面不完整的近代化相关。单一的经济近代化不能使城市持续不断地发展，更要更新理念，由坚强的政党领导，形成社会合力，才能使城市更加繁荣。

参考文献：

[1]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李克能，《天津人口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马婧怡（1998—），女，汉，天津市，在读硕士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专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