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研究

《长恨歌》讲述了女主人公王琦瑶，一名普通的上海弄堂女，长达 40年的感情经历。她因美貌被选为了“上海小姐”，做了某大员的女人。后来，上海解放，大员遇难，她又变成了普通的弄堂女孩。她再次与几个男人纠缠在一起，保持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最终，天命之年的她与一位年纪与自己女儿相仿的男人发生畸形恋，并因为金钱被女儿同学的男朋友杀害。

一、“海派”

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在《长恨歌》这部作品发表后不久，就撰写了文章对此小说进行评论，甚至将王安忆推崇为“海派”文学的传人。关于王安忆与张爱玲的传承关系，王德威作出了具体的论证。比如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到了三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不同风格的上海，这种叙事结构与张爱玲的《连环套》有些相似，《长恨歌》将所有历史的、空间的细节都归结到一个女人一生的起伏上，又像是回到了《倾城之恋》的模式上；《长恨歌》第一部叙述早年王琦瑶的得意失意，很有张爱玲的遗风，王琦瑶与李主任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可以看成是张爱玲“情妇”观点在新时期的另类诠释；另外，王安忆也在有意承袭张爱玲刻画细节的功夫，“以工笔描画王琦瑶的生活点滴”[1] ；还有张爱玲的爱情观，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也有所体现。

不过，王德威也认为王安忆与张爱玲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尽管两人文中描写的都是上海市民的生活，但张爱玲的小说带有一种天然的贵族气，王安忆的小说则有着浓厚的市井风格。另外，在爱情观上，两人也有着不同的见解。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在写到王琦瑶和康明逊二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时，她在一定程度上复现了张爱玲《倾城之恋》中自私的爱情观，但同时她也更进一步，“以上海的缓慢倾圮，来衬托又一对乱世男女的苟且偷欢。” 王琦瑶处在新社会，自然不能有像白流苏那样妥协的结局，她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分离，而这也体现了王安忆与张爱玲关于人世的不同见解。

海外其他学者也对王安忆与张爱玲的传承关系有过研究，张旭东指出，“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关于上海的书写，可以看作是张爱玲写于半个世纪之前关于这座‘孤岛’的作品的有力回应”[2] 他还提出：“把张爱玲和王安忆联系起来的，是一种具有寓言性的观察，一种持续不断的叙事构筑，它们将石化了的历史的沉默，转化成了具体历史时间的绵延。”[2]

二、关于弄堂

王安忆在《长恨歌》开篇第一章用了整整一章来描写上海的弄堂，引来不少学者探究弄堂背后的文化意蕴。在译者白睿文和陈毓贤翻译这部小说时，他们曾就要不要如实翻译“弄堂”和“鸽子”这两部分内容有过激烈的讨论。因为大多数出版社认为前两章的背景描写太过冗长，直译出来会显得非常单调乏味。但最终，这两章的内容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两位译者坚持认为这两章是小说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展示了一个眼前的、活生生的现实上海。[3]

李欧梵曾说：“《长恨歌》的第一章用密密麻麻的文字，浓墨重彩地勾画出上海的弄堂世界，使我对弄堂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4] 他认为，王安忆在小说开篇用很长的篇幅将上海的弄堂世界描绘出来，接着又写“流言”、“闺阁”、“鸽子”，直到第一章末尾部分才引出女主人公王琦瑶，这种写法明显是受到张爱玲的影响。

张旭东从王安忆描写的自然的、“崇高”的弄堂图景中看到的是“上海的精神补偿能力”。[5] 他认为，王安忆试图将崇高与忧郁，神秘的自然世界与更加隐秘的社会领域混合起来。于是她放弃了富于魅力的银行、饭店和公园的外滩，[5] 转而选择了弄堂这一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地理背景展开故事的叙述。

三、新历史主义书写

《长恨歌》发表后，部分评论家认为王安忆笔下描绘的上海都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有意在回避历史的“宏大叙事”。王安忆对此在一次采访中给出了解释，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刻意回避什么。在她看来，历史并不只是一些重大事件的集合，它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点滴之中的 [6]。一些海外汉学家们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在他们的文章当中阐述了他们对这种新历史观的看法。

美国学者白睿文在翻译《长恨歌》的时候就关注到了王安忆小说中的新历史主义观念，他在其译本后记中对这一点也作出了阐释。白睿文认为王安忆在小说中所展现的历史好像是“失重”的，尽管《长恨歌》所涉及的大约是从 1946 年到 1986 年这四十年间的历史，但是里面却没有出现这些年中发生的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变化，这种写法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金介甫认为王安忆在写作中经常提到过去的岁月，但隐去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能是觉得她的中国读者不需要解释“历史”[7] 他还进一步指出王安忆在小说中对历史的回避并不仅仅是为了展现其个人的独特风格，体现这种叙述方式的微妙性，其实也是在无形中发表一种政治评论，即政治不是生活的指导因素，作为宏大叙事基础的日常现实是永恒的现实。[7] 另外，美国学者艾琳·斯拉马普也认为王安忆的这部编年史揭示的不是宏大的历史，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留下的小脚印。正如王安忆在接受艾琳·斯拉马普采访时所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当他写历史时，都希望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痕迹。[8]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些海外学者的眼里，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长恨歌》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体现着王安忆对于历史的叙述。

四、总结

上述海外汉学家们对《长恨歌》一书的研究整理中，我们可以大体归纳出他们的研究特色。首先，是对作家所属流派的谱系的探讨。在王安忆身上，集中表现为对“海派”谱系的重新挖掘与确认以及上海对她创作的影响的研究；其次，对《长恨歌》书中元素的探讨，比如对深深刻在上海人骨子里的弄堂的描绘；再者，就是集中于对《长恨歌》的书写风格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王德威. 当代小说二十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2.

[2] 张旭东. 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 年代中国与 20 世纪的终结[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4： 199

[3] 吴赟 . 上海书写的海外叙述——《长恨歌》英译本的传播和接受[J].社会科学 ， 2012（9）： 189.

[4] 李欧梵 . 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M].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17： 454.

[5] 张旭东 . 现代性的寓言 ： 王安忆与上海怀旧 [J]. 中国学术 ， 2000（3）：147.

[6] 王安忆 . 王安忆说 [M].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03： 155.

[7] Jeffrey C. Kinkley， Visions of Dystopia in China’s New HistoricalNove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95.

[8] Schlumpf， Erin. Historical Melancholy， Feminine Allegory. Difference：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2016（27）：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