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罪记》中的 “忏悔”
廖水桂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量罪记》宗教气氛浓厚,多个人物涉及“忏悔”,本文以“忏悔”这一重要关键词为镜,探讨两个主角的忏悔意识,研究发现剧中问题未得到实质性解决的原因是他们忏悔意识强但无行动改观,接着进一步用精神分析批评工具分析了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莎士比亚;《量罪记》;忏悔;问题
《量罪记》(Measure for Measure)上演于1604年,属于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创作中期的作品,这一时期英国农村圈地运动加速进行,王权和资产阶级及新贵族的暂时联盟正在瓦解,社会矛盾深化,政治经济问题频发。再加上詹姆士一世继位后的挥霍无度和倒行逆施,更使人民痛苦加剧,反抗迭起。莎士比亚由明朗乐观转为阴郁悲愤,揭露批判了社会的种种罪恶和黑暗。因此,这个时期的喜剧常被称为“阴暗喜剧”或“问题剧”。
引言
1.戏剧问题所在
伊莎贝拉会答应公爵的求婚吗?她是不是再次陷入了两难?玛丽安娜婚后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吗?还有戏剧前段通过下层人民嘴里说出来的种种社会、经济、司法问题公爵注意到了吗?这些问题并没有在戏剧的结尾得到解决。笔者推测莎士比亚此时正是看到了社会上这些问题,但苦于无法明说,也难以解决,所以想通过讲述一个别国(暗指英国)的事例试图启发当权者反思自身。笔者注意到,剧中公爵假扮教士暗中牵线搭桥,利用宗教身份也算是为所欲为,见闻囊括了他自己和许多人的“忏悔”。于是,笔者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都或前或后忏悔了自己的错处,为什么到最后问题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呢?
2.形式主义的忏悔
我们先了解一下“忏悔”和“忏悔意识”的含义。
“‘忏悔’,是基督教传统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认为忏悔所体现出的心灵上的变化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转变,它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甚至其整个生活方式。’ 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自我认知的过程,促使人性的不断复苏,引导个人道德品格的不断提升,走向新生。‘忏悔意识’(Confession Consciousness),是人类对自己进行审视的一种自觉的意识活动,是人类心灵上的道德承担的主动与自觉,只有在这种意识下,人类才能不断认识自我,并实践忏悔。因此,忏悔意识是主体忏悔前提,是忏悔实践的先决条件。”(徐婷婷 2014:5)
既然忏悔所体现的心灵变化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转变,它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甚至整个生活方式,那为什么剧中公爵和克劳迪奥以及安哲鲁忏悔后没有实际的行动呢?笔者认为,忏悔仪式后忏悔人行为转变的理想效果往往在现实中是很难达到的。譬如本剧第一幕第二场中小人物们会打趣虔诚的海盗带着十诫出海却涂掉“不准偷盗”那一诫,也没有哪一个当兵的人在饭前感恩祈祷的时候愿意上帝给他和平。这时路西奥貌似不经意说出的“对啊,宗教尽管不同,祈祷总是祈祷;这就好比你尽管祈祷,总是一个坏人一样。” (莎士比亚 2013:9)因此,忏悔后人物的行为只是有改过自新的可能性,并不是一定会向好转变,如果每个人忏悔后都向善了,那世界早就完美无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笔者想探讨的是人物“知悔而不改”的事实以及种种原因,也是戏剧发展为问题剧的原因。
本文拟针对忏悔主体公爵,选择性地使用精神分析方法,从“本我”、“ 自我”和“超我”的角度,分析“知悔而不改”的人物行为及其原因,试图找到理解莎翁戏剧的一个窗口。
公爵在剧中的活动大多都是假扮教士身份进行的,而不论是作为公爵还是教士,他在剧中都处在权威地位。作为教士,他有听人犯死前忏悔的工作便利,据此,他仿佛上演了上帝的角色,有了全知视角,适时劝导人犯受死,以促进事态朝着计划演变。然而,作为公爵,他发现了国家的问题却没有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而是找了安哲鲁给他开路,他忏悔后虽然扮成教士一直暗中观察并试图用法治和仁慈整顿民风,但由于他自身的法律思想有问题而不自知,又不听逆耳言,最终让剧中问题强行得到表面上的解决。以下是公爵使得问题仍成问题的重要原因:
一、明白何为暴政却仍施行暴政
公爵两次提到暴政,可是从这两种意义上都明知故犯。
(1)第一次是在第一幕第三场中向汤麦斯神父忏悔时说起:
神父 殿下可以随时把这束置不用的法律实施起来, 那一定比交给安哲鲁大人执行更能令人畏服。
公爵 我恐怕那样也许会叫人过分畏惧了。因为我对于人民的放纵,原是我自己的过失;罪恶的行为,要是姑息纵容,不加惩罚,那就是无形的默许,既然准许他们这样做了,现在再重新责罚他们,那就是暴政了。所以我才叫安哲鲁代理我的职权,他可以凭藉我的名义重整颓风,可是因为我自己不在其位,人民也不致对我怨谤。(莎士比亚 2013:17)
公爵认为“责罚之前默许的行为”就是“暴政”,难道换个人来这样做就不是暴政了吗?公爵此举只考虑自己会面对什么,而不考虑这突然的变化会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混乱和不安,比如大量妓院被拆除后一大批人就会面临失业,威胁社会秩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爵在忏悔中企图通过“偷换主体”来蒙混过关,面对神父中肯的建议却避而不谈,并拿出统治者的权威搪塞过去。
(2)第二次是他在第四幕第二场中和狱吏谈起安哲鲁时说起:
狱吏 我们这位摄政是一个忍心的人。
公爵 不,不,他执法的公允,正和他立身的严正一样;他用崇高的克制工夫,屏绝他自己心中的人欲,也运用他的权力,整饬社会的风纪。假如他明于责人,暗于责己,那么他所推行的诚然是暴政;可是我们现在却不能不称赞他的正直无私。(莎士比亚 2013:87)
公爵在这里把 “明于责人,暗于责己”称为“暴政”,即“责求别人时看得很清楚,责求自己时却很模糊。”可是从全剧来看他的表现,他自己就是这种“暴政”的执行者。我们可以从他扮作教士时和“纨袴子”路西奥的对谈中看出来:
路西奥 公爵倘使还在这儿,他也会这样吗?哼,他不但不因为人家养了一百个私生子而把他吊死,他还要自己拿出钱来抚养一千个私生子哩。他自己也是喜欢逢场作戏的,所以他不会跟别人苦苦作对。
公 爵 我可从来不知道公爵也是喜欢玩女人的,他不是那样一个人吧。(莎士比亚 2013:73)
路西奥 对不起,这是一个不能泄漏的秘密;可是我可以让你知道, 一般人都认为这位公爵很有智。
公 爵 啊,他当然是很有智慧的。
路西奥 他是个浅薄愚笨、没有头脑的家伙。
公 爵 也许是你妒嫉他,也许是你自己愚蠢,也许是你看错了人,所以才会这样信口胡说。……妒嫉他的人,只要和他当面质对,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学者、 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军人。你这样诽谤他,足见你自己的无知。(莎士比亚2013:74)
路西奥 师傅,你知道他哪里有我知道他那样仔细;你瞧不出他倒是一个猎艳的好手呢。
公 爵 嘿,有一天他会跟你算账的。再见。
路西奥 不,且慢,咱们一块儿走;我要告诉你关于公爵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公 爵 你的话倘使是真的,那么你已经告诉我太多了;倘使你说的都是假话,那么你一辈子也编造不完,我可没有工夫听你。(莎士比亚 2013:100)
虽然路西奥不是什么老实人,但他在剧中的作用很大,他是读者或者观众了解公爵这个人物的一把钥匙,不断提醒着我们注意公爵这个人物的侧面问题。“喜欢逢场作戏”、“浅薄愚笨、没有头脑”、“猎艳的好手”这样的评价不恰恰是公爵给我们的感觉吗?整部剧的起伏不都是公爵谋划的吗?他不还出人意料地以“救世主”的模样居高临下地向伊莎贝拉求婚吗?公爵自己听到这样的评价却不能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去面对,他显然已经深受权力的侵蚀,把自己视作绝对的权威,而别人对他的任何否定都成了诽谤。
(3)试图体察民情却又给出“事不关己”式审判
公爵在第一幕第三场中向汤麦斯神父忏悔时说到:“一方面我要默察他的治绩,预备装扮作一个贵宗的僧侣,在各处巡回察访,不论皇亲国戚或是庶民, 我都要一一访问”(莎士比亚 2013:17)。公爵确实有和下层人民打成一片,但他只看表面上的对错,而不思考是什么造成不好的社会风气:
公爵 天啊!又是什么事情?
庞贝 真是一个杀风景的世界!咱们放风月债的倒尽了楣头,他们放金钱债的,法律却让他穿起皮袍子来,怕他着了凉;那皮袍子是外面狐皮里面羊皮,因为狡猾的狐狸比善良的绵羊值钱,这世界到处是好人吃苦, 坏人出风头!
公爵 好一个不要脸的王八!你靠着散播罪恶,做你活命的根本。你肚里吃的,身上穿的,没有一件不是用龌龊的造孽钱换来。你自己想一想,你喝着腌臜,吃着腌臜,穿着腌臜,住着腌臜,你还能算是一个人吗?快去好好地改过自新吧。
庞贝 不错。肮脏是有些肮脏,可是——
公爵 官差,把他带到监狱里去吧。重刑和教诲必须同时并用,才可以叫这畜生畏法知过。(莎士比亚 2013:69-70)
安哲鲁摄政后拆除了大部分妓院,许多人失业后艰难谋生,庞贝原先是在妓院打工,后来被公爵的老手下安排作刽子手(地位低名誉差的职业)。公爵在这里一味追究庞贝的职业罪恶,却不思考下层人民的实际困难,比如那些放金钱债的是否带来了社会经济问题?他只理所当然地当一个旁观者。
除了上面提过的路西奥夫妇之外,安哲鲁和玛丽安娜夫妇也是公爵强行让其结婚的。虽然婚姻可以让社会不良风气得到一定制约,但婚姻幸不幸福也是很重要的社会衡量标准,而公爵并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女性考虑过,尤其是瞒着伊莎贝拉她弟弟还活着的消息其实也给伊莎贝拉造成过巨大的心理创伤,最后居然还以“英雄”自居的姿态向伊莎贝拉求婚。
“‘司法审判’一场戏 (trial scene)最大的问题在于,公爵作为立法者和司法者的集权体现,在一场早已存在预设结果的审判中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在执法中表现的仁慈已经对维也纳法律体系本身构成了威胁和破坏”(冯伟 2010)。公爵把安哲鲁这样的人才拉下马后,自己失去了一个治国好助手不说,他并没有形成自己新的治国理念,所以所有问题还将继续成为问题。
从精神分析批评的角度看,在这三小点中,公爵的本我占据最高位置,超我带来的道德约束无法奏效,其人基本按“快乐原则”行事:第一,他不愿意让自己的慈爱名声受损,就逃避国事;第二,他将国事交给安哲鲁却暗中推翻,惩恶扬善获得表面上的治国好名声;第三,与伊莎贝拉未有多少深入交流却向她求婚,显然是受本能驱使为色所迷。
二、试图重拾法治但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而不自知
公爵授权于安哲鲁时说:“当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全权代表,你的片言一念, 可以决定维也纳人民的生死”“你的权力就像我自己一样,无论是需要执法从严的,或者不妨衡情宽恕的,都凭着你的判断执行”(莎士比亚 2013:5-6)。公爵这里将法律权力等同于他自己,执法中严格与仁慈之间的取舍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法律的规定,这分明是人治的法律思想,与法治是不相容的,不认识到这一点重振法纪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公爵的人治思想表明他赋予自己“上帝”才有的主宰一切的权力,我们可以从其处置路西奥时可以看出来:
“可是我什么人都可以饶恕,只有一个人却不能饶恕。(向路西奥) 你说我是一个笨伯、一个懦夫、一个穷奢极侈的人、一头蠢驴、一个疯子;我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竟这样辱骂我?”“有哪一个女人受过这淫棍之害的,叫她来见我,我就叫他跟她结婚;婚礼完毕之后, 再把他鞭打一顿吊死。”“你必须和她结婚。我赦免了你的诽谤,其余的罪名也一概宽免。 把他带到监狱里去, 好好照着我的意思执行。”(莎士比亚 2013:126-127)
他对路西奥的处置一会要吊死,一会又全部赦免,一切任凭自己的喜恶来判断,还怎么可能还能在人民面前树立威信?
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根据潜意识理论,公爵潜意识里的破坏冲动让其决定摇摆不定,长期以来忽视法治,这不是说说和出走就能转变的思维,必须要有理性和深入的自省,这样公爵才能真正地整顿好国家。
从以上两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公爵深受权力侵蚀并擅自代入上帝权威,他的忏悔就带上了不彻底性、片面性和模糊性,这些都让他的种种努力对问题的解决没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另外,以上种种“知悔而不改”还和公爵本人性格气质有关,“作为统治者的文森修身上具有一种哲人气质,这在两方面阻碍了他的政治统治能力。首先哲学家或潜在的哲学家都希望全身心投入哲学思考中,很难抽身关心国事,从而忽略自己肩负的政治职责;其次,哲学思维限制了统治者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李媛媛 2012)
结语
本文笔者从“忏悔”这个关键词切入,通过探讨《量罪记》剧中的重要人物公爵的忏悔及其忏悔后的实际行动和心理活动,分析得出为什么从开始到结局问题仍是问题。读到这里,读者会和笔者一样都对公爵的实质有所了解,公爵以及剧中的安哲鲁他们当中或因受权力侵蚀严重,或因本性脆弱,或因宗教思想束缚,都能虔诚忏悔但无任何行动改观,前者始终坚持快乐原则,荒唐无知,后者自我分裂绝缘,无法面对自我,虚伪地待人待己十分痛苦,这样的两位位高者使得全剧问题悬而未决。
参考文献
[1] 冯伟.羁勒、狮子与藤鞭:《一报还一报》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刑法思想[J].外国文学评论,2010(01):121-129.
[2] 李媛媛.《一报还一报》中公爵形象的政治伦理性解读[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02):12-13.
[3] 徐婷婷.论陈映真小说中的忏悔意识[D].吉林大学,2014.
[4] (英)莎士比亚(Shakespeare,William)著;朱生豪译.量罪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05.
[5]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杨帆译.梦的解析[M].北京:现代出版社,2021.
作者简介:廖水桂(2000年9月)女,汉族,湖南邵阳,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