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赵汀阳的“天下”理论的个人看法

摘要：赵汀阳的“天下”理论提出了一种超出传统民族国家框架的政治观念，该理论倡导重塑“天下”概念来增进全球的共存与和平，其核心在于依靠共存理论营造无对立的国际社会，从而审视全球治理的现实状况，且提出“知识权重”的民主制度，以促使形成依托知识和理性决策的政治体系。这种新的政治理念想要从根基上冲破传统的敌对政治，塑造一个由全球公民一同参与的“理想国”，并经由科学与人文学科专家的集体决策，做到更富有智慧和理性的社会治理，本文就赵汀阳的“天下”理论展开探讨，尝试借助对国际关系的再次思考与重构，给出一种可行的未来全球政治架构。

关键词：赵汀阳；天下理论；全球治理

重新构建“天下”观念，以“天下”为中国3000年来的政治出发点，与欧洲古代希腊的城邦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天下”的观念说明中国的政治思想从“世界”问题开始到“国家”，是一个早期的对世界治理的政治构想。当前国际社会的国际形势和技术状况和民族国家体制已不能完全契合，笔者希望藉由重新开启“天下”的观念，对未来的世界统治进行反思，以证明一个基于全体人民、全体人民的国际社会的规则。这并非乌托邦，而是一种可以被称作“理想国”的共同理想。

重新构建“天下”的原因有二：其一，我曾经对康德的“和平”学说深信不疑，但之后却无法承受亨廷顿文化矛盾学说的冲击。康德的和平在价值观相似、宗教与政治制度相似的民族间存在着，而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矛盾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第二个原因是，在应对全球政治时，国际政策已经不起作用了。世界政治无非是威慑，制裁，干涉；平衡、冷战和战争等对立战略所构成的“无用游戏”无法化解任何深层矛盾。

我并不认同某些普遍误解的对政治观念的误解，我相信，真正的政治并不在于发现和确定敌手，而不在于继续进行战争。的确，制造仇敌，发起一场战斗，就足以说明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一定是一门把敌人变成朋友的技艺，不然就是一事无成，只是在重演大自然。我力图回到“天下”这个超越了对立面的观念，并想象一个由世界宪法保障的和平的社会体制。时至今日，这个世界仍然处于“原初状态”，与霍布斯所处的“天然”并无太大区别，充斥着对抗、敌对和文化之间的矛盾。

“天下”制度是以共存的理论为依据的，它包括三种宪法观念：一是“世界内部化”，是指把一切民族和民族都纳入一个共同系统，让这个系统成为一个内在的整体，而没有消极的外部因素；（2）关系合理性，也就是以最少的对立为前提，与个体的最大私欲相比，从而与个体理性的极值对立；（3）孔子改良，只要个人的福利得以提高，那么其它人的福利必定会有所提高。这一进步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因而比帕累托进步更好。也可以说，孔子的改良等于所有人都能在同一时间达到帕累托的改善。

显而易见，在智力投票中，给予智力投票的比重要大于人们的意志。这就是所谓“知识权重”的目标就是让“知识”指导“民主”，从而使“知识”成为“民主”，从而使“知识”成为““合理”的决定。在新“天下”中，最优的知识权重的民主制是可行的。在无王权制度的情况下，5票可以减少到3票，仅保留1票，以表示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就像近代的民主一样；两个知识权重的投票将被两个分别称为“科学部”和“人文部”的“民主决策”。该理事会由受尊敬的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组成，他们是受政治和政治党派保护的可靠的智力投票。选举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民众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所选择的候选人；知识理事会随后根据所掌握的知识权重来决定对初选方案的支持或反对。于是，这就界定了分离的权利：人民可以选择哪些是自愿的，而智力理事会可以选择哪些是可以的。如果民主是这样设置的，那么它就像是一种内在的智力，把人们的盲目情绪降低到最小，从而有效地防止人们做出不理智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聪明”。

赵汀阳的“天下”理论扎根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目的在于重新界定全球政治体系，与古希腊的城邦概念相比，赵汀阳的“天下”理论提出了一种更包容，更协调的政治设想。该设想重视世界各民族，各国度之间本质上的关联与共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对抗与矛盾，在此理论架构当中，“天下”不是单纯的政治个体，而是包含所有民族与文化的全球性系统，关注全球化形势下的合作与和平[1]。

赵汀阳提出的“天下”理论，一方面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予以重新认识，另一方面也是深入反思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赵汀阳称，当下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格局以及民族国家体系已难以完全符合全球化进程及技术变革的需求，传统的国家主义意识与冷战思维下的对抗手段并不能够妥善应对现世全球遭遇的诸多复杂问题，世界政治不应仅仅依靠威慑、制裁以及干预之类的对立性举措，而需要经由某种崭新的理论架构去重新塑造全球治理秩序。

赵汀阳认为，重构“天下”观念主要有两点核心因素，一方面，康德的和平学说给赵汀阳带来过触动，其原本对世界和平的愿景满怀信心，但是后来随着全球文化分歧和冲突不断加剧，同时也开始怀疑康德理论在现实中的可行性。康德的和平理论要以各民族具备相似性以及共有价值观念作为支撑，可现实世界里的文化差异和冲突往往会使这种理论失去效用。赵汀阳感到，亨廷顿提出的文化冲突理论恰好深刻表现了这个实际状况，文化上存在的差异已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一个源头所在。另一方面，全球问题愈发严重，传统国际政策手段渐渐失效，全球政治体制的弊病越发凸显。威慑、制裁、干涉等传统对立策略无法带来真正的和平与解决之法，反倒加重冲突与对抗。于是，赵汀阳提出“天下”理论，意图促使全球各国经由共同治理和合作去化解深层次的政治矛盾。

“天下”理论以共存理论为核心，该理论存在三大支柱，其一为“世界内部化”，也就是把各个民族与国家纳入同一个全球体系当中，做到内部的和谐统一与协同一致；其二为“关系合理性”，要最大幅度缩减对抗性，寻求最低限度的矛盾冲突，积极推进全球合作并促使理性对话得以开展；其三为孔子所提倡的“改良”理念，经由改善个体福祉带动整体社会福祉向前迈进，以此达成全球社会的全面发展，赵汀阳觉得这种改良并非仅仅关乎个人经济及物质层面的收获，而是整个人类社会迈向更高层级的过程[2]。

参考文献：

[1]马卫东.“天下体系”理论不可取[J].史学集刊，2020（4）：20-22.

[2]姚选民.敢问路在何方——对赵汀阳天下理论的一种学术探讨[J].中国政治学，2023（2）：108-118+136-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