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

摘要：近五年中国近代史领域研究成果产出数量颇丰并有历史学科独特的发展特色。在经济史领域，学者们研究活跃，围绕商人商业、金融与货币等方面多点开花。政治史领域的晚清政治史、重要政治人物研究、中外关系史等传统热点研究持续推进，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民族边疆问题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领域也均有不少新研究视角、新成果出现。总的来说，近五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数量不断增加，并在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外新材料的基础上促使学科领域交叉融合，推动历史学科研究不断朝着综合化系统化方向进步。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

中国近代史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近五年来，国内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丰硕且别具特点。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有助于更好厘清当前学界研究态势，把握当前学界研究热点，助推研究朝着纵深推进。

一、近代经济史

2019年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回顾了新中国建国70年来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同时在财政与金融史研究方面也有所推进。任智勇指出，1853年后，清政府因巨额经费压力导致财政困难，采取征收商业税和金融改革等措施补救，但都以失败告终，进而影响了中国纸币的推出和金融控制权的丧失。燕红忠认为近代中国币制变革的核心是政府收回货币主导权，确立国家垄断发行，公共信用确立。各方势力博弈影响金银本位选择，政府与传统金融势力争夺货币主导权。

2020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依然活跃，主要集中在对商人、商业与商会，财税、金融与货币以及城乡经济与社会变迁等领域的研究。在商人、商业与商会方面，郭从杰以倪嗣冲家族为聚焦点，深入剖析其作为个案，在资本累积、权势布局、市场渗透及经营管理等多个层面，系统探究北洋时期官员涉足实业投资活动的历史脉络。货币史关注更为细化，如余文建的著作全面展示近代货币竞争的上海样本，为研究中国货币现代化提供新视角。在城乡经济与社会变迁方面，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是研究的重点。如李金铮以冀中定县为个案，从农村经济和农村生活的实践出发重新审视了近代中国的雇佣关系。

经济与工商曾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之一，在2021年的研究中，亦有大量且重要的成果问世。尤其在商贸活动、税收、地权与林权、财政经费、企业与产业史、生计模式、技术史、工程史等热点问题上展开了极多新的讨论。如朱荫贵《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生成与演变》、冯剑《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1900-1949》等著作对中国近代的资本市场和民间借贷提出新的见解。龚珍和王建革关注到了以往研究不太注意的地区及其生计模式的转变。

2022年在近代工商与经济研究中有大量重要成果问世，这些研究主要聚焦在财政与捐税问题、企业与产权问题、金融与货币史以及商贸与走私问题这四个热点议题之中。在财政与捐税问题方面王静雅、王路曼等学者主要讨论了晚清政府如何应对财政问题。在企业与产权问题上学者们就合伙企业组织的产权制度和代理经营制度进行了总括性、理论性的论述，明晰易混淆的概念。在金融与货币史领域，学者们以小见大，从个案出发揭示近代金融活动特点。在商贸与走私问题中，学者们讨论了华北地区的商贸走私活动以及跨地域性商旅活动。

2023年近代税政与经济史研究颇受学界重视，陈勇考察了晚清关税四成洋税名实不副、“专款不专”的状况，进而折射出晚清专款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其执行效力深受多重因素的钳制。李文杰从清末民初财政制度的视角，考察政府面临的财政困境及对唐绍仪内阁的影响。

二、近代政治史

2019年，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史、民国政治人物研究、晚清政治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等方面。在抗日战争史方面，由步平、王建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出版，该书以中华民族的角度审视抗日战争，超越以往将抗战视为单纯战争史的局限，而是将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阶段，并在全球背景和战后长期发展中进行考察。重要的军政人物的历史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2019年，孙中山研究成为热点人物。在晚清政治史研究方面，翁有为指出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在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郭卫东认为在中法战争时期的条约交涉中，中方积极动员各方力量进行持续抗争，成功利用镇南关大捷的契机提升了谈判地位。

2020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继续呈现百花齐放之势，主要集中于政治制度史、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民族边疆问题等方面。在近代政治制度及派系研究上，如李文杰从制度史的视角，探讨晚清高层政治决策的特征。由于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学界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抗日战争史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如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维护了自身利益。在边疆研究方面，段金生认为，近代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边疆殊相问题的探讨，也不能忽视将其置入近代国家建设与发展整体脉络中的思考与认识。

由于“周年回顾”的传统，2021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较多聚焦于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同时，学者们在传统热点研究领域一直深耕并产出了较多成果，如：中外关系史、抗日战争史、人物研究等。中外关系史更多的是转向为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研究，如王元崇、侯中军等学者通过多语种史料，勾勒出近代中美、中日、中英、中法等复杂关系。2021年的抗日战争研究围绕抗日战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大后方研究等问题，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拓展。在人物研究中，学界不乏对高层政治人物和官僚集团的探讨，但同时由于新史料的发现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一些少为人知的地方人物，如邱捷的专著《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即是典型代表。

2022年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近代中国政局与变局、近代人物与事件、中外关系史等领域。近代中国政局与变局研究集中于清末、北洋政府时期以及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近代人物与事件研究集中于晚清和民国著名政治人物，如陈玉兰证明了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澄清了百年史学争议。近代外交史研究拓展视野，挖掘多语种史料，聚焦中英美俄日等国复杂外交，产出严谨学术成果，描绘中国外部环境，揭示民族探索历程，丰富历史理解视角，如葛夫平的《法国与晚清中国》、李育民主编的《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等。

2023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晚清政治史、北洋政治史、中国近代外交史、抗日战争史和中共党史等领域。晚清新设官职和机构是2023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热点，如彭贺超和潘崇、张轶飞分别以清末政府的新设机构——督练公所和吉林边务督办为例，研究了这两个机构在清末新政中发挥的作用。北洋政治史集中于探讨袁世凯逝世后的北洋政府。中国近代外交史侧重晚清时中国与欧洲的交涉以及列强对南海海疆和西部边疆的侵略问题上。

三、近代思想史文化史

20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学术焦点，研究者们深入探讨近代新思想、新观念的发展及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产生了一系列有洞察力的学术成果。如耿云志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政治革命的新起点，对中国历史发展意义巨大。李里峰认为，政届与知识分子领袖携手唤醒民众，以主义阐释世界，以运动重塑现实，成新兴政治势力的实践范式。

2021年在思想文化史领域，研究热点集中于文教革新、教育史、学术史、概念史等领域。在文教革新方面，杨国强从宏观上对晚清的文教革新提出新见解，徐佳贵则侧重于地方。学者在教育史研究中，多视角探讨教育财政、学术流派等，解析近代教育演进。在学术史研究上，黄克武的《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重构》一书从史学研究范式转移、晚清史研究方法论的再思考、民国史研究路径的检讨三个部分使我们看到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重构。概念史研究成果丰硕，如方维规的论文集《历史的概念向量》收录了作者关于概念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科学、文明、意识形态等概念收到颇多关注。

2022年中西文化交流史、报刊舆论史、阅读史成为研究热点。如学者李珊通过梳理近代中国各阶段华人英文著作书目材料，探讨其反映的民族主义思潮及演变，揭示著述中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独特视角与内涵，丰富对当时文化交流与思想变迁的认识。学者石希峤、贾小叶等则讨论了近代报刊在传播思想舆论方面的影响力。在阅读史方面，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组织编著的《近代中国的阅读史》颇具代表性，探讨了近代中国报刊类型和发行等情况。

2023年思想文化史领域研究热点集中于概念史、认同史等。如承红磊在书中从“社会”这一词汇概念着手，分析其从西方引进并被大众逐渐接受的过程。李雷波深入剖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华中”这一地域概念进行从初步构建到语义层面的深刻再塑造，进而实现其在战略实践中的有效运用，并最终促成其建制化的完整历程，凸显了“华中”区域概念在革命斗争中的演变与深化。王建伟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左翼运动对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具有强烈影响，为青年指明方向，具有深远社会影响与时代价值。

四、近代社会史

2019年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热点集中于城市史、环境史、社会生活史、妇女研究等。城市史方面，王笛认为茶馆不仅供休闲聚会，更是研究抗战时期成都社会全貌的宝贵资源。环境史方面，高元杰认为河工材料从柳编转高粱秸秆，反映林木资源压力，也因黄运改造促高粱广植。高粱秸强化种植比例，却致燃料肥料短缺，加剧砍伐破坏和水土流失，威胁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史方面，丁芮认为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民众仍会为了民族正义做出或大或小的反抗行为以表现自己的不满。在妇女研究上，王燕指出由于现代“劳动”观的引入，妇女一方面得到地位提升有获得经济独立的权利，一方面也使妇女的家庭劳动是一种义务的思想固化。

2020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与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与习俗、社会群体与组织等领域。王笛《显微镜下的成都》以微观事物为切入点，为人们揭露了成都这一城市中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这一内陆城市的变迁历史。而在乡村社会研究中，学者们也倾向于从个案入手，以小见大。在日常生活方面，邓丽兰在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认为上海市在节俭行动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利益博弈复杂，该模式虽被推行但存在不小局限，并且影响了市民生活。对于社会群体与组织领域，学者们研究了教职工群体、说书人、商人以及近代女性群体等。

2021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热点倾向于基层社会研究、医疗与卫生史以及在历史的进程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职业群体。在基层社会研究方面，研究成果颇多，有许多专著和译著，如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和郭谦《转型期城市社会治理研究：民国山东城市下层社会调控透视》等。医疗与卫生史领域也产生一批成果，集中于医护群体、疫情防控、卫生与城市方面，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的医疗卫生情况。在人物群体研究中，学者们将重点放在留学生、近代商人、人力车夫等，揭露了这些人物群体的真实生活和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2022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性别、社会生活、城市治理、医疗卫生与防疫，人与自然等领域。在性别领域，学者研究主要以女性为主，但不乏以男性角度为研究视角，如董笑寒《清代男风问题研究》以内阁记载的鸡奸事件为切入口探讨了清代的男风问题。社会生活研究如任思梅的专著《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深入剖析人口贩运者与受害群体的各自生活，展现人贩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城市治理方面，陆烨通过上海租界噪音管控实例，分析了中外关系网络及利益角逐。医疗卫生与防疫主要集中在鼠疫研究以及近代中医面对西医传入而做出的转变上。在人与自然领域，刊物《近代史研究》设立专栏并收录多篇代表性文章，如姜涛《晚清的人地关系》等。

2023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聚焦于水域与界域、生命与生活、慈善与救济以及社会史与党史、抗战史的融通。蔡勤禹、景菲菲《近代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应对研究》对近代以来我国应对海洋灾害的案例历史进行了梳理，讨论海洋灾害应对机制体制的历史变迁，反映了人与自然以及背后人与人的关系。李发根探讨了1855年到1937年间，因黄河变道遗留下的土地导致各方争权的问题。黄道炫在社会生活领域持续深耕，刻画了新文化运动中的青年先锋生活变迁。王林《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一书研究了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运行生成机制以及所获成效。社会史与党史、抗战史的融通主要集中于抗战时期的医疗于生态问题研究。

五、中国近代史近五年研究特点

上述内容是对近五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和成果的回顾，本文所提及的仅是笔者视野范围内的一小部分，难免存在诸多遗漏和问题。就如管中窥豹、一叶知秋，通过以上简短内容也能深刻感受到近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蓬勃生机与繁荣发展。以下是对近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特点的简要概括。

一是学界研究成果数量急剧增加，每年都会出版大量著作。相较于前些年的研究成果数量，近几年学者们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不断深耕突破，每年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刊物如《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都会刊登上百篇学术论文，有关思想史、城市史、环境史、医疗史等方面的专题著作也不胜枚举。

二是学者充分挖掘和运用国内外新材料，不断创新丰富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一方面，学者们在研究中或通过深入细致地梳理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或分析日记、笔记等一手原始材料，巩固了对于传统议题如政治制度演变、社会经济变迁等的理解，还在此基础上不断挖掘新的研究视角与切入点。另一方面，研究材料从传统的中文文献扩展到英文、法文、日文等多语种资料，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研究素材的多样性，还使得学者们能够跨越语言障碍，直接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前沿理论，促进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也为学术创新开辟新路径。

三是研究领域交叉融合趋势不断增强，引领学术新的增长点。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交叉融合首先表现在历史学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及法学等人文社科领域展开了广泛对话。通过积极引入这些学科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视角，中国近代史学科研究实践更加丰富多元，成果也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与此同时，研究领域交叉融合趋势还表现在学术界的论文类型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或文化史框架内，而是趋向于一种跨学科的整合模式，即在同一篇文章中综合探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个层面的议题，从而催生了如政治文化研究、社会经济变迁史等新兴学术交叉领域。这一趋势彰显了历史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与创新性，也意味着着未来学科发展将更加趋向于综合化、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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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晨（2001.07—），女，汉族，广西桂林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