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理路与推进路径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城乡理论为中国处理城乡关系提供了理论原点。从历史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实践，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从实践上看，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当代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人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

前言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这表明农业农村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要求塑造新型城乡关系，缩小“城”与“乡”在各方面的差距，实现城乡发展“浑然一体”。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新时代的宏大命题，理清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找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面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城乡融合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城乡关系变迁的历史使然。伴随着社会分工，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等行业的“市民”与从事农业的农民在“城”与“乡”两大不同的地域开展工作，此时，城乡关系事实上处于对立状态，劳动、商品等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较少，城乡各方面差距开始拉大。要求打破原有的城乡劳动分工，原有的城乡对立将逐渐让渡于城乡一体、城乡融合。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论述了城乡关系。有研究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观点总结为以下几类：一是城乡关系变迁重要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城乡关系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城乡关系是认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演进的重要视角。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可以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中共中央编译局，2012）。二是城乡关系对立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第二次社会化大分工后，城乡关系开始出现对立，这种对立起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这种对立仅存在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范畴。三是城乡对立结果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描述了城乡对立的后果。城乡对立分工不断使得工人畸形发展，致使形成“劳动本身的畸形发展”。马克思主认为城乡分工“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四是城乡关系融合论。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探讨了“城乡融合”这一概念。社会中的所有人可以通过接受产业教育、改变工作岗位，让社会福利均等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各种手段改变原有的城乡分工，从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高帆，2024）。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对城乡关系的阐述具有深远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城乡融合发展必要性和可行性都打开了想象空间。

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外，我国理论界也深受西方城乡关系思想影响。有研究指出，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历经多次更迭，早期的“田园城市”“区域统一体”思想虽已意识到城乡出现不同分工，但这些理论的重心并不是放在城乡的“对立”方面，而是强调城乡协同，一体发展（刘春芳等，2018）。随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该理论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实际出发，得出二者长期并存的结论。农村部门资源向城市转移，“以农补工”，几乎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尝试的不二选择（柳思维等，2007）。刘易斯之后，西方城乡关系研究又涌现出农业技术变迁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等，这些理论有的强调技术进步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性（高帆，2024），有的从“城”与“乡”两个区域的内部联系着手，通过不同区域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探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黄锟等，2024）

综上，现有文献对理解我国城乡关系变迁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城乡关系的巨大变迁，也从侧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内在合理性，同时西方城乡关系理论也为我国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借鉴。可以这么认为，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撑，西方城乡关系理论的合理部分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城乡关系曾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在农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依靠土地收成生活，极少出现打零工的情况，同时封建社会秉承“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群体在农村居民中的比例较低。城镇居民主要从事手工业、生活服务业等，还有一部分依托公门，是吃皇粮、拿俸禄的“公家人”。长期以来，城乡关系保持相对稳定，由于“皇权不下县”，农村社会严重依赖乡绅或宗族长老，村规乡约与王法各自发挥作用，形成自带特色又保持稳定的“差序格局”。城镇里除了历朝历代都城等极少数大城市外，城镇规模和边界保持稳定，“城镇化”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最大的政治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城乡关系出现嬗变，城乡各方面差距拉大，中国城乡开始呈现出典型意义上的二元结构，并且不断固化。这个时期的城乡发展出现了严重不平衡，具体表现为以农补工，城市或者说工业的积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这在当时具备历史合理性。有专家统计，从1953年到1985年，农村通过统购统销、承受工农业剪刀差等方式，为国家建设提供了约8000亿元的原始积累，这笔费用为中国城镇化和早期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1这一时期以重工业为主的若干大城市开始迅速发展，一大批至今仍在发挥重大作用的工业项目建成并投产。从城镇化的进展来看，因为农民进城落户受到严格限制，中国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4%缓慢上升到1978年的17.92%， 农村成为城市轻工业产品主要销售市场，农村也为城市分担了1000余万知识青年的就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大幕拉开。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全面落地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从1981年到1983年，连续三年粮食丰收，以往固定在农村的劳动力开始解放，同时顶层设计上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开始松动，为农民进城落户放开了口子。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相当一部分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工作，“农民工”这一日后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群体开始出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始进入快车道。从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主题都与“三农”工作有关，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不断涌现。2006年是中国农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该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束缚农业生产力枷锁进一步松解。进城打工或经商，成为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的长期选择。这一时期，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向城乡融合发展转变，为新时代我国进一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完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明确提出将“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政策导向上坚持以工补农、以城补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变化的科学论断。“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提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于推进乡村振兴。到2020年底，中国历史性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最大贡献。2022年，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可以说，新时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既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有自己的“本土化”特色。同时也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关系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

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是一个动态化、与不同时期主要社会矛盾息息相关的历史过程，不同时期关于城乡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推进路径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新世纪以来，中央处理城乡关系的落脚点和着力点都在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但从实践上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仍然任重道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乡村的“空心化”“原子化”不断加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底从农村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人，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了3.85%。有学者研究发现，2020年底15岁——39岁的人口中，常住地在乡村的比例不到三成，“60岁”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2（李海金.“外源内生”：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J].人民论坛，2023（17））孔祥智团队通过调研发现，乡村人口尤其是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村宅基地闲置率已经达到30%左右。这表明，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空心化”“老龄化”。

二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然较低。2023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9753万人，其中年末在城镇居住农民工为12816万人。理论上讲，大量农民工进城，就地市民化，城镇化率才会不断提高。但根据已有统计，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年保持17、18个百分点的差距。进城农民工常年在城镇居住，却没有就地市民化，与城镇“土著”居民相比，仍然存在着身份上的差距（见表1）。

三是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存在明显失衡。随着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全面完成，广大乡村地区在交通、物流等硬件设施上与城镇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差距明显。我们仅以群众最具感知度的教育、医疗两大领域为例。城乡教育资源发展失衡，乡村教育资源呈现萎缩趋势，乡村教师存在年龄、学历等结构性问题。从表2可以看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小城镇、城市不同区域学校师资学历不断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进城读书趋势明显。

医疗资源在城乡分布也较为不均。从“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数”“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这四项评价医疗卫生资源的关键指标为例，2023年城镇四项指标值分别为8.02、10.89、4.13和5.08，均高于农村指标值，城乡四项指标比值分别为1.23、1.54、1.51、1.66。3

四、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方向。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笔者认为，城乡融合发展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大文章。“城”与“乡”融合发展，必须精准找到载体。县城一头连着城，一头连着乡，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场域。要做好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提升县域承载能力，强化县城吸纳各类资源和要素的韧性。畅通城乡双向要素流动，将优质资源向有基础的乡村倾斜，促进资金、人才等要素下乡并沉淀留存，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内生动力。

二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一个人也不能掉队。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要多措并举促进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真正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为农民就地就业、乡村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物质基础。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三是进一步深化“三农”领域改革。理顺农村“人、钱、地”的内在逻辑，深化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完善惠农富农强农体制机制，因地制宜发展适宜产业，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确保农民在“城”与“乡”都能有事做、有收入、稳得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高帆，《我国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三重逻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第5期.

[3]刘春芳、张志英，《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乡关系的思考》[J]，《地理科学》，2018年第10期.

[4]柳思维、晏国祥、唐红涛，《国外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究述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6期.

[5]黄锟、吉伟伦，《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24年第4期.

[6]魏后凯、刘金凤、年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障碍、目标与长效机制》[J]，《财贸经济》，2025年第1期.

[7]孔祥智、李愿，《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J]，《农业考古》，2024年第6期.

1.杨江.《建国以来十大经济热点》[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2.李海金.《“外源内生”：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J].《人民论坛》，2023年第17期。

3.数据来源：2024年《中国统计年鉴》

作者简介：单祥杰，中共衢州市委党校科研处讲师。